甘肃
10月21日，《财富》中文网刊出了对拉凯什·库马尔的专访。
这位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芯片时代》的作者，四年前在美国公布对华芯片管制前几天，就在同一本杂志上写过一句话：你不可能靠寄希望于绊倒对手来赢下一场关键比赛。
四年后，他对记者说，我不想夸耀自己早有预言，但局势确实印证了判断。库马尔真正扎心的地方，不在于他“赢了辩论”。
而在于他给出的那个事实：在无法获得最先进芯片的情况下，中国AI模型已经几乎和部分美国模型一样强大，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把这句话拆开看：前半句是现象，后半句才是刀子。
现象层面，证据已经密集到不需要再争论。
华为10月13日确认，自2023年以来搭载自研麒麟处理器的设备出货量超过1亿台。DeepSeek和智谱的旗舰模型已经跑在华为昇腾上。
美团6月用国产芯片完整训练了一个1.6万亿参数的模型，训练峰值规模超过五万张国产算力卡，从零预训练，连英伟达的通信协议都没用。
IDC数据则显示，2026年上半年英伟达在中国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份额降到了34%，AI加速器出货量同比下降44%。昇腾以28%紧随其后，差距只剩6个百分点。
库马尔紧接着说了一句，华为和中芯国际从DUV里榨性能、用三维堆叠绕开EUV，这些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但跟英伟达或AMD手里的技术自由度相比，仍然是权宜之计。
这就把问题推到了一个更精确的位置上。库马尔不是在说中国已经全面追平，他是在说一件更让美国难堪的事：
美国用四年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套出口管制体系，试图做到的事情，是让中国在AI能力上原地踏步。结果中国不仅没有原地踏步，还在用一套“非最优”的硬件条件，跑出了接近顶尖的模型。
你可以说这还不够好，但你不能说这套管制达到了目的。管制的前提假设是“没有我们的芯片，你就做不出好东西”，这个假设已经被一锤一锤地敲碎了。
但库马尔最值得认真听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没有把这件事简化成“封锁失败、中国赢了”的爽文。他指出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结构性变量：制程微缩本身正在放缓，制造每一颗新晶体管的成本已经开始上升，而晶圆代工高度集中在台积电一家手里。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西方的领先优势就不再是一个会自动扩大的东西。
他说得很克制：如果芯片制程微缩明显放缓，或者应用需求不足以支撑越来越高的制造成本，中国很快就会追赶上来。
换句话说，库马尔真正在讲的，不是中国今天已经站在了哪里，而是这场竞赛的赛道本身正在转变。当“把晶体管做小”这条路越来越贵、越来越慢的时候，靠架构创新、靠系统级优化、靠把成熟工艺用到极致来换取性能的那条路，相对价值就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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