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7条科产新举措：香港做“从0到1”，大湾区做“从1到100”

作者：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 田丰，大公报 刘凝哲

开篇：先有成果再找出路？要改了！

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文件共8个部分、17条举措，目标写得很清楚：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的新格局，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的解读一针见血：《意见》要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的惯性思维。过去常见的剧本是，论文发了，奖拿了，成果锁进抽屉，等一个不知何年何月出现的买家。

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科技创新政策专家田丰在接受采访时，把这种“创新成果陷阱”概括为三条：没人定价，没地方试，没人陪跑。

《意见》对这三处都有回应。第（三）条要求健全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促进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回答“谁来定价、谁来陪跑”。第（十三）条提出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为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应用提供服务，回答“去哪里试错”。

田丰认为，在这张全国布局里，香港依托“一国两制”优势，可以成为国家科创体系对接全球的枢纽，与内地优势互补、协同接力。

一、技术不缺卖家，缺的是识货的买家

先看一组漂亮的数字。2024年，全国登记技术合同99.4万项，成交额6.8万亿元，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2025年税收数据显示，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金额同比又增长19.1%。

再看一组单薄的数字。同年，4059家高校院所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6种方式转化成果，合同总额2269.1亿元。两组数据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但从量级看，后者约占前者的3%。

技术市场的主力是企业之间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大学里的原始成果只占一个零头。技术是典型的“非标品”，同一件专利，发明人和企业的估价可能相差两个数量级：一方开价一千万，另一方只肯出十万，中间缺少双方都认可的定价体系。

经济学早就研究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证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时，交易会萎缩。哈耶克则把价格看作传递分散知识的信号。各地分头登记、标准不一，价格信号就传不远。

国家正在已有基础上建设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现有家底包括3大技术交易所、12个技术转移区域中心、36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和420家重点技术转移机构。《意见》所说的“一体化”，目标是让技术有可比的价格，能跨区域流转。

二、九成专利还在沉睡，桥上缺一位领路人

谁来当买家的眼睛？田丰认为是“技术经理人”，他/她们是科技成果的“定价员”和“组局人”。一项技术先要有人看得懂、估得准、敢出价，再有人把资本、工厂和订单凑到一桌，才能变成产品。

这种人才供不应求。截至2024年底，2209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专职转化队伍，专职人员18248名，平均每家约8人。当年高校院所的转化合同共66.1万项，粗略除以专职人数，每人每年约对应36项。现有人手主要在处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这类短周期合同，很难陪一个项目走完两三年的孵化期。

后果也十分明显：截至2025年底，高校、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10.1%和17.2%，约九成高校发明专利尚未实现产业化。

《意见》第（三）条为此开了处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技术转移机构或岗位，强化知识产权、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专业化服务。

早在1957年，钱学森就在《论技术科学》中提出，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需要“技术科学”这一层作桥梁。技术经理人就是桥上的领路人，懂技术，也懂法务、财务和市场。任正非多次要求华为研发人员做“工程商人”，讲的是同一个道理：技术只有算清成本和收益，才能进入经济循环。

三、拿佣金的人数单子，拿股权的人守未来

钱怎么分，决定人往哪里跑。

据2024年的报道，专职技术经理人年收入可达30万至50万元，但这个职业还没有实现常态化、规模化发展。地方已在摸索新的分配方式。科大硅谷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推出股权激励“721”模式：70%归原创团队，20%归新型研发机构，10%给技术经理人。

田丰看重的是激励结构对行为的塑造。按次收费的中介追求撮合数量，签完一单，着急去找下一单；持股的合伙人才会关心企业三年后是消失还是上市。

这和《意见》的思路一致。第（三）条提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鼓励成果完成人全过程参与转化；第（十五）条要求在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中健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指出，交易本身有成本，找对象、谈价格、签合同、盯履约，样样花钱。把参与者的利益绑在一起，是压低这笔成本最直接的办法。

AI正在改写技术经理人的工作内容。专利检索、供需匹配这类信息活儿会越来越便宜，技术经理人的价值将更集中在判断和组局上。判断准不准，往往几年后才见分晓，这部分价值需要用长期收益来定价。

四、最划算的失败，发生在实验室里

有了定价的人，还需要试错的地方。田丰认为，概念验证和中试是成果转化中最关键的两道关口。概念验证回答“值不值得做”，中试回答“能不能稳定、低成本地造出来”。前者及早淘汰坏项目，后者把好项目做成好产品。

实验室与工厂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业内称之为“达尔文死海”。最昂贵的失败发生在工厂里。业界统计数据显示，经过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左右，未经中试只有30%左右。

浙江大学李昌治教授团队的有机光伏成果曾长期停留在实验室，经浙江大学启真创新概念验证中心验证后，团队做出产品，获得3500万元融资，并连续刷新有机光伏小组件认证效率的世界纪录。

淘汰同样算产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的喻越概念验证中心2026年4月验证了4个科研项目，3个走向市场，1个失败退出。这里筛项目只看技术有没有用、市场认不认可，论文数量和职称不在考虑之列。在实验室里倒下，远比建好产线再倒下便宜划算。

对资本而言，项目每过一道关，不确定性降一级，估值上一个台阶。《意见》第（十一）条要求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验证平台把风险提前筛掉，“投早、投小”才成为算得清账的生意。

五、把一切问题“消灭”在地面上

马斯克反复说过，造原型容易，量产才难。今天的中试平台做的是同一件事：良率、一致性、成本和可靠性，都要在反复试制中磨出来，别等到客户的产线上才暴露。

全国已建设2400余个中试平台，工信部遴选出首批241个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后者累计承担中试服务项目2.5万项。2025年12月，工信部公布首批21个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

田丰分析，普通平台与国家级平台的差距，主要在长期积累的工艺参数、失败案例和工程师经验，设备反倒容易买到。张汝京在青岛创办芯恩时采用CIDM（协同式IDM）模式，让多家企业共享产线。中试平台同理，按产业集群配置、向全链条开放，比各园区各买一套设备划算。工信部也明确要求防止一哄而上。

六、想法正在变便宜，验证正在变稀缺

1967年，“523项目”启动，全国七省市参与攻关，筛选中草药和化合物4万多种，结果都不理想。屠呦呦课题组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句得到启发：古人用冷水浸泡、绞汁，没有煎煮。课题组由此改用低沸点的乙醚提取。

1971年，在190次失败之后，第191号样品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这只是上半场。用于患者之前，课题组成员先在自己身上试服，确认安全性；随后在海南对21例疟疾患者开展临床试验，疗效明确。从想法到动物实验，到人体安全性验证，再到临床，每一步都绕不过去。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在挑战者号事故调查报告中留下一句话：大自然是骗不了的。今天，AI能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候选分子、材料配方和电路设计，提出想法的成本在快速下降。哪一个真正可用，仍要靠实验室、动物实验和中试线一项项作答，即“让AI接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贝索斯说过，亚马逊的成功取决于每年、每月、每周、每天做多少实验。田丰预计，未来的产业竞争会越来越多地比拼单位时间内的有效验证次数，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的地位，将接近与算力并列的产业基础设施。

七、香港擅长从0到1，大湾区擅长从1到100

《意见》第（十七）条提出，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深度融合改革试点。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国家布局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一。香港在其中该站在哪里？田丰的判断是：源头强，承接弱。

源头上，香港有国际级的科研供给。InnoHK已与12个经济体的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38个研究中心，汇聚3000多名研究人员；5所大学位列全球前100。

承接端明显偏弱。2024年香港本地研发总开支357.72亿港元，占GDP的1.13%；制造与新型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8%，香港五年规划的目标是提升到5.5%。另据报道，2024年深圳南山区一个区的研发投入，就是香港的两倍多。

分工要顺着家底走。概念验证投入轻，靠的是科研判断和国际网络，适合放在香港；中试需要土地、供应链和工程队伍，深圳、东莞更有条件。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区分了两种进步：从0到1是创造，从1到n是放大。香港、广东两地恰好各守一段。

成绩已经摆在那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登上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此前已连续五年位居第二。这份成绩单，本身就是分工协作的产物。

八、让世界的技术，在香港找到价格

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要对接海外，需要一个境外买卖双方都信得过的交易节点。田丰认为，香港拥有普通法体系、国际认可的监管认证与知识产权仲裁、自由流动的资本、早期科创资本网络和国际化技术转移人才，非常适合做全球科技交易节点。

实践已经起步。港城大与深圳市政府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转化试点平台，提供知识产权交易、结算与鉴证一站式服务，这是香港高校参与建设运营的首个此类国家级平台。港股18C章节为特专科技公司（包括尚未盈利的企业）打开了上市通道。跨境定价、交易仲裁、资本退出，三个环节香港都能接住。

香港自己的中试短板也在补。2026年2月的特区政府预算案提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的第三代半导体研发与试产中试线将在年内投入运作；五年规划提出由新田科技城承接成果落地，贯通研发、中试和量产。

田丰建议从四处着手： 一、人才互认：推动两地技术经理人资格互认，联合培养熟悉两地法律、能用中英文工作的跨境技术经理人。 二、成果对接：InnoHK研究中心的成果优先对接内地国家级和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形成“香港出成果、内地出中试”的固定通道。 三、要素流动：在河套合作区试点中试样品、试剂和数据跨境便利通关。 四、联合基金：设立深港联合概念验证基金，按里程碑分段拨款，与《意见》第（二）条倡导的“里程碑”管理思路一致，通过验证的项目直接进入对口中试平台的承接名单。

香港无需复制一整条制造链，把两地的长板接起来就够了。

结语：失败越便宜，创新越从容

没人定价、没地方试、没人陪跑，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三个老难题。《意见》第（三）条补上了定价与陪跑的人，第（十三）条补上了试错的地方。技术经理人压低交易成本，概念验证与中试压低试错成本。第（十六）条还要求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等方面的尽职免责机制，给敢于试错的人留出余地。

两笔成本降下来，制度再给试错者兜底，“需求在哪就在哪攻关、攻得出就用得上”才有落地的土壤。

1971年，190次失败换来一个第191号样品。今天要建的，是一套让每次失败都更便宜、更快、更有价值的制度。香港要做的，是把这套制度接上国际科研源头和国际资本。

参考文章：《專家解讀\發揮香港「從0到1」優勢》，大公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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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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