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环球时报社主办的“环球南方对话·中国—印尼圆桌论坛”近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来自中印尼各界的150余位嘉宾围绕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化战略对接,共谱中国—东盟发展新篇”“以人为本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三个议题举行了专题对话,展开深入研讨。本版刊发三场对话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钮良良(中国贸促会印尼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已经连续13年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也一直位列印尼前三大投资来源国。 从中国企业角度看,进入印尼市场、开展投资可能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首先,企业关心的是政策法规、文化习惯、管理方式等大环境,希望看到相关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还有准入规则,合规的手续透明度等等,也是中国企业相对来说比较关心的问题。 比如今年印尼政府在环保审批、矿业配额审批、本地化率等政策上的一些动态调整,部分中资企业对相关法律或政策不是特别熟悉,所以面临一些合规风险,或者说时间成本。
其次,是产业链供应链问题。 目前来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涉及很多行业,除了采矿业,实际上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很多行业都有涉及。 下一步更多的商机就要向纵深去挖掘。结合印尼的本地化和产业下游化的发展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从供应链的角度讲,涉及的上下游企业可能还有不少空缺。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企业的供应商现在部分原材料或工艺不在印尼本土,那么企业会考虑零部件供应的稳定性,万一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国际物流中断,或者发生一些其他相关的事件导致供应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在本地寻找到相应的供应商,这是很多企业关心的问题。印尼有很多的投资机会,这就关系到我们如何去协助企业发掘这些机遇,这也是我们两国贸促机构需要做的,讲好两国企业合作的故事,营造好两国友好合作的氛围。
林优娜(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特别顾问、印尼工商会中国双边委员会副主席):印尼目前正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印尼双方最值得加强的政策协调有哪些? 如何通过政策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共同发展?我觉得可以从“三重螺旋”视角来谈,即“BIG”,B是商业,I是知识界,G 代表政府。在政府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战略对齐以及相互补充,这非常重要。 中国有中国式现代化,印尼则有“黄金印尼2045”。 这涉及到工业发展、创新、生产力以及民众的福祉等核心领域,对中国和印尼都是如此。
在商业方面,要真正认识到两国的资源,并相互补充地发展这些资源,让它们更具附加价值。比如,两国从具体项目合作一步步形成整合式价值链。 而且这不仅仅是打造印尼或中国自身的价值链,其实已经在打造全球价值链。中国可以利用自身技术,借助印尼的资源和工业供应链,生产其他国家需要的产品。具体到新能源汽车行业以及锂电池供应链,印尼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镍,中国企业可以在这里生产电池并出口到其他国家,这就是整合式工业生态系统,同时也把自己融入全球供应链。
在技术知识产权方面, 印尼已经建立了不少研究机构和联合实验室,我们拥有全球先进的冶金技术以及相关实验室。在中国之外,印尼已经拥有了先进的高速铁路,这就是两国技术合作的典范。印尼与中国可以加强工业技术交流,实现更新更大的合作。
可持续、有韧性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不只是投资在硬件基础设施上,还必须投资于软性结构,必须投资于人。这包括制定政策的人,发展产业的人以及开展研究与技术的人。 所以我非常支持投资于人,而不只是投资硬件基础设施。 因此,要把所有这些关键点结合起来,我认为中国和印尼可以一起做到。
埃法·约内迪(Efa Yonnedi,印度尼西亚安达拉斯大学校长):印尼与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研究与创新方面,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讨论。两国大学的学生互动率大幅升高,我们校长们经常去中国签署各种合作协议。在职业教育方面,印尼与中国也有着合作。 那么,未来的挑战在于创新。在印尼,很多大学之间拥有研究联盟,中国也有类似机制,出发点就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以及实现各种创新。 领域可能涉及农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论文数量几乎是全球第一的。 另外,印尼与中国的研究合作还有一个重要领域,即减灾。 印尼的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已有技术,研究、开发和部署早期预警系统。
所以,首先,我认为可以建立一个跨印尼和中国高校的联盟,针对两国社会、工业界所面临的问题,利用我们的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真正的创新。 第二,除了研究之外,我认为在人才教育方面达成更密切的合作也很重要。面对工业发展的需要,两国大学可以通过具体项目设立双学位机制,学生可以在中国和印尼各学习两年时间,以获得双学位。第三,如何确保技术转化用于知识共享。例如印尼与中国大学之间通过建立共同实验室,或者具体项目合作,令双方的研究成果实现共享。
南南合作的范本
郭延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秘书处处长、研究员):中国和印尼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也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双方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稳步推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特别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在经贸、投资、产业升级、高等教育、青年交流、绿色转型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线,我们当前更需要聚焦如何把重大合作成果转化为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获得感的长期合作,从而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强动能。
洪培才(Adi Harsono,印尼留华同学会主席、印尼工商总会高级顾问):中国正在加紧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印尼则推出了“印尼制造4.0”计划。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都瞄准发展本国更先进的工业基础。2025年,中国所有乡镇及95%的行政村实现5G网络通达,印尼也在努力推进“黄金印尼2045”。我相信中国与印尼能够彼此相互补充。 中国在制造业、数字技术、基础设施领域,以及供应链集成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印尼则拥有庞大的市场、资源,青年人口数量众多,并且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利用两国各自优势,双方希望能将合作推向新的阶段,更深入、更可持续,并且互利互助。
未来中印尼合作可以聚焦五个主要领域。一是绿色能源和新能源产业,二是制造业与整体工业的提升, 三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四是现代农业、医疗、食品加工以及海事经济,五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专业教育、技术培训以及人才发展。在中印尼的商务合作发展方面,我认为应聚焦于四个主要任务,以使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到两国合作当中。第一,为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平台; 第二,降低跨境运营的障碍,让企业能够开展业务;第三,促进产业链合作,包括更大规模的项目合作;第四,面向中小企业推动开放融资,用于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相信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合作,不仅仅体现在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也包括提升生产力、创造就业岗位、发展本地人才以及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系统,为两国社会创造长期价值。
陈姝伶(Christine Susanna Tjhin,印尼根塔拉研究院战略传播与研究总监):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协调,可以通过更宏观的视角去观察。在东盟和金砖合作机制这样的多边平台里,印尼和中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体现在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方面,也呈现在应对发展变化、治理改革方面,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包括区域层面的全球治理)。印尼与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者的合作可以成为全球南方合作的范本。 此外,印尼和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万隆精神”。万隆精神的体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和平共处;二是号召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成为独立国家;三是号召全世界弱小国家、民族团结起来。这与全球南方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在区域合作层面,东盟与金砖国家之间展现出越来越高效的协同效力,带来了更广泛的合作潜力。 东盟主要协调东南亚议题,而金砖越来越多涉及全球议程。 作为东盟的领导者之一,印尼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是首个加入金砖国家的东南亚国家。所以,印尼可以把东盟的议程带入“金砖大家庭”的内部讨论中;也可以把金砖内部关注的全球议题,带入东盟平台的讨论,扩大参与对话,积极寻找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全球南方回应那些全球性问题,至少可以从地区层面开始。
拥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洪培才:印尼与中国的大型项目投资合作,给印尼民众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获得感和可及感。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雅万高铁。对于雅万高铁,我认为不能只从基础设施角度来看。此前,雅加达到万隆只有一条修建于100多年前的老旧铁路,时速50多公里,全程耗时3小时以上。印尼在交通建设及高速铁路技术方面能力有限,在与中国的合作之下,2023年10月17日作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2.3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间缩短至46分钟。
正因为有了这个非凡的项目,印尼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服务。如今,万隆的民众去雅加达工作,可以早上出发,傍晚再回到家里,而且不用担心在雅加达面临堵车的难题,避免了更多人不得不集中在雅加达居住的困境。而且雅万高铁沿途也逐渐发展起房地产等其他商业,那里的中小微型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尽管建设雅万高铁,印尼政府面临一些债务,但是公共基础设施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是核心要义。
钮良良:近年来,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与印尼合作发展很快。
中国经济本身正在加速转型升级,比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光伏等先进技术行业和高附加值产品,日益成为中国产业“出海”的代表和担当。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代表着中国与印尼合作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实际上,一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进入“瓶颈期”,企业已经拥有一定资产,在国内销售情况也比较稳定,但要再上一个台阶就离不开新市场的开拓。这就涉及企业的“出海”需要。 不少中国中小企业知道自己应该“出海”,但是他们在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当地政策环境的把握等方面能力相对欠缺。 有的甚至犹豫,“出海”的第一步应该选在哪,是往东南亚走还是去非洲,是去欧美还是去拉美?
这时候,就应该发挥贸促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 比如,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印尼,都有不同的产业带,不同的地方产业优势是不一样的。对于能够互补的地方,双方如果展开合作,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让中国企业与当地对接起来,从而创造更多洽谈合作的机会。如今中国各行各业有很多公司前往印尼发展,也有不少印尼企业来中国寻找商机。无论中国还是印尼,都有很多经济特区、工业园区,这意味着中国和印尼企业有着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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