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西塔：传统历史街区成为东北亚族群流动与融合的见证

“跳布扎”，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我国各处藏传佛教寺院的仪式舞蹈，用于驱魔、祈福，据传源自公元9世纪的西藏。

辽宁沈阳清代旧名“盛京”。1644年，清廷迁都北京，盛京改为陪都。清代的盛京“跳布扎”时，百姓们会涌上街头观看，向喇嘛祈福，也在庙会中感受隆重而热闹的氛围。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念申在新书《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中提到，盛京的“跳布扎”由四塔七寺共同操办，是最隆重的庆典，旧历的正月与四月各举行一次。这种习俗在沈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已成历史的跳布扎庙会

沈阳人杨魁斌小时候看过跳布扎，当时的人们管它叫“跳塔”。2018年时，文化保育团体“沈阳图景”采访了杨魁斌。他说，一到跳塔的时候，人们就奔走相告，做生意的小贩也跟着吆喝，警察则来维持秩序，“整个乐队多达百十来人，多是蒙古族人，少数是藏族人”。

“我认识的金大叔，原来叫三老爷，晚年晋升为大老爷。金老爷是我们家房东，他跳塔的时候穿马褂，一般的喇嘛要戴面具，他就不用戴。我认识一个戴面具的，姓郭。还有个戴白脸的，叫南海。”杨魁斌对跳塔如数家珍。“大老爷”“三老爷”等，是喇嘛职位的民间俗称，“大老爷”即达喇嘛——“达”是满语“长官”之意，达喇嘛即寺院住持。

清代盛京的跳布扎，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盛京将军也要参加，代表皇上敬献礼品。跳布扎有一套独特程序，要把北塔法轮寺的一尊弥勒佛请到实胜寺，这就形成了一趟浩浩荡荡的巡游。

《西塔》中记载了喇嘛常海峰的回忆，他说，各寺院职位较高的喇嘛都在正月初七聚集在实胜寺：“拂晓时，喇嘛们穿着呢子袍褂、头戴大帽，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马头戴彩色笼头、项挂铜铃，马尾上扎着用五彩丝缎剪成的飘带，走起路来声响悦耳，色彩缤纷。”

北塔寺准备好佛车，接佛像的队伍一到，鼓乐齐鸣，开始游行。围观的妇女们挤向佛车，纷纷伸手推上一把，希望能求得福报。队伍行进的路上，百姓设香案、放爆竹，向佛车撒钱。队伍走得很慢，五六个小时才到实胜寺。实胜寺达喇嘛率众喇嘛迎接佛像入寺。初七到十三的几天，实胜寺喇嘛在大殿诵经开光，并在十四那天下午一点左右，举行跳布扎最为壮观的傩舞表演。约180名喇嘛参演，每个人扮演固定角色，分饰菩萨、护法、鬼怪等，围观群众如果靠得太近，维持秩序的小喇嘛会朝人群扔面粉，让大家往后靠。

英国记者道格拉斯·斯道瑞1904年看过一场跳布扎。他写道：“大日子到了……仪式的场景再一次显出一种奇特的熟悉感……僧侣们剃光的头、法衣、祭坛以及合唱团的吟唱，都仿佛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某个古老修道院。音乐哀伤而凄婉，是由修道院歌手用最深沉的低音吟唱的悔罪歌。”

斯道瑞到访盛京的时候，俄、日势力已进入东北。1904~1905年，超过一万俄国人住在盛京。1904年的一次跳布扎，出现了一幕今天的读者会感到震撼的场景。斯道瑞看到一名扛着步枪的“哥萨克士兵”来到了实胜寺。士兵向佛像祭拜，朝达喇嘛磕头三次，接受其祝福。这是一名布里亚特人，住在西伯利亚东南部，属于信佛的蒙古人。磕完头，士兵就归队了。

盛京四塔七寺，包括实胜寺、玛哈噶喇佛楼、长宁寺，以及法轮、永光、广慈、延寿四塔寺。其中，延寿寺即西塔寺。1643年，皇太极下令修建西塔。这是一座藏式尊胜塔，选址在沈阳老城西郊。1644年7月31日，西塔举行了高规格的开光仪式，清代重要的藏传佛教高僧主持仪式。西塔的建成，标志着沈阳城外四座佛塔体系的完成。在随后的200多年中，四塔七寺的存在，强化着清廷作为藏传佛教重要施主的角色。

清朝统治者通过缔造这套体系，维持与蒙古、西藏等辽阔边疆民族地区的密切关系。这种独特的政治-宗教关系，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崩溃才戛然而止。此后“西塔”一词被音译，出现在日文的旅游手册等出版物上，宗教色彩逐渐淡去，成为一个比较单纯的地名。

“就像西安城是在唐长安城上面建起来的，如果不是挖出了古城墙的地基，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跟唐代有什么直接关系。历史跟生活之间隔着一层。历史的痕迹是积累起来的，是地基，看见它，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时空是怎么一层层搭建起来的。”在宋念申看来，研究西塔是有现实意义的。

朝鲜族人的“六一”儿童节

西塔像一座历史的灯塔，以不变应万变，任时光匆匆而过。380多年间，它见证了东北亚的风云变幻，担任了历史的“二传手”。

1968年，西塔年久失修成为危塔，考古队完成系统发掘后，把它拆掉了。1998年，沈阳市政府又复建了西塔和延寿寺。

“西塔”在今天是一整套街区和商业品牌的名称。各地的读者带着《西塔》这本书，去吃连锁烤肉店“西塔老太太”，拍图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宋念申在西塔调研时，多次路过老牌亲民饭店“西塔大冷面”，店里总是在排队，他一直没吃上。沈阳与韩国的经贸联系密切，作为朝鲜族久居的地方，西塔社区投射出中韩民间的交往，2003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韩国周。

《西塔》一书的后半部，堪称一部沈阳朝鲜族人的“简史”。大约30年前，宋念申还在媒体工作，一趟漫长的东北边境采访过程中，他对朝鲜族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详细研究了吉林延边聚居的朝鲜族。已故辽宁大学教授、朝鲜族学者权赫秀是宋念申关注西塔的引路人。一批久居沈阳、在西塔常年生活工作的朝鲜族人，也向宋念申回忆了自己的经历。

在人们鲜活的日常故事中，一个出人意料的节日出现了。西塔朝鲜族学校的李老师告诉宋念申，对于西塔朝鲜族来说，印象中最盛大的节日并非传统、民族的节日，而是作为国家假日之一的“六一”儿童节。

“大人都聚集在北陵公园。‘六一’是最盛大的节日，大人吃打糕，我们小孩能吃鸡蛋和雪糕，最开心了。”李老师说，“那时候吃个鸡蛋都老开心了，我还有个照片，小时候拿着鸡蛋在公园。”据《沈阳朝鲜族志》所载，“‘六一’春游”在“传统节日”之列，与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并列。

宋念申说，自己研究朝鲜族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无形的想象之上，而是有很多具体实在的表现。在东北也有特别的方式，与新疆、西藏、内蒙古以及西南地区都不一样，理解朝鲜族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

“在西塔观察朝鲜族人，能更典型地体现出东北流动和变化的特性。我们的乡土意识，就是在多族群的环境中通过日常生活逐渐形成的。东北人是什么？家乡人是什么？身份认同是在多元族群混杂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复杂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用标签贴上去的。”宋念申说。

就像“六一”儿童节之于沈阳朝鲜族人，家家都可以过的节日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契机，跟朝鲜族的习惯合一，形成了特殊的节日传统。宋念申说：“一定要吃什么食物、穿某种衣服才算某个民族吗？现在你会发现，在中国，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对新一代人来说，民族之间的差异都没有那么大。”

生活在西塔以及更大范围的朝鲜族人，是东北近现代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者，也是这个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流动族群之一。《西塔》一书从清代朝鲜派往北京的“燕行使”，俄、日占领时期从朝鲜坐火车前来求生的移民和流亡革命者，曾在西塔教会面向朝鲜族人布道的牧师，一直写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和改革开放后卖泡菜的个体户。铁路就是历史的“传送门”，苏俄、日本和军阀张作霖当局都在西塔附近修铁路、建车站，把这里变成了新的城市中心。移民们可以沿着铁路，在20世纪上半叶抵达沈阳、安家在西塔。

1910年，大约50户朝鲜人移居西塔。到上世纪40年代初，沈阳（当时叫奉天）已有6.6万朝鲜人，大多在农村种地，住在城市里的则集中在西塔街区和铁西工业区。

1949年后，朝鲜人可以选择留下来成为中国公民，也可以选择回到故国成为朝鲜公民。在某些时段，中朝边境管控不那么严格，跨境流动很容易，朝鲜族人可以根据生活处境和家庭的需要而作出相应的选择。不过，书中访谈到的朝鲜族人多选择回到西塔，因为这里有更完善且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商业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

宋念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