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左派初选：“庶子”继承家业、“老鼠”拯救“大象”？

2026年10月11日，法国中左派阵营举行总统大选初选，最终选出了来自公共广场党（Place Publique）的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作为该党和社会党（PS）的共同候选人，出战2027年总统大选。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1日，法国巴黎，社会党（PS）与中左翼政党“公共广场”（PP）的初选候选人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发表演讲。视觉中国 图

放在整个选战格局来看，这场初选的意义在于：在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六个月之际，中左派的官方候选人终于正式亮相，而作为当下法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一支政治力量，中左翼候选人所体现的政策立场，自然会对未来六个月间的选战策略，以及随之可能发生的合纵连横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这场名不符实的“左派初选”（primaire de la gauche），也将整个法国左派阵营的碎片化窘境暴露无遗：最初构想的泛左翼初选胎死腹中，此次登场的五名候选人仅仅代表了社会党及其盟友，而极左翼领头羊“不屈的法兰西”（LFI）、立场偏激进的绿党（Les Écologistes，或译生态党）和法共（PCF）都没有参加，均表示要独立参选。甚至连出身社会党、志在爱丽舍宫的前总统奥朗德和前总理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也没有参加初选，待结果产生后再伺机而动。

就社会党本身而言，格吕克斯曼的出线，让数十年来中左派阵营的“路线斗争”再度浮出水面：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主派”立场，不仅坚决拒绝“激进左翼”，也与社会党内的“社会主义派”存在诸多分歧。这次初选所带来的政治定位调整，究竟能为中左翼在总统大选中争取多大的胜算，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党未来的路线选择，仍有待观察。

更广泛而言，在极右翼和极左翼声势前所未有高涨的背景下，格吕克斯曼能否重演马克龙式的崛起？他的策略是否会“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反过来削弱了总统阵营的后继者？这个高挑瘦削、文质彬彬的男人，能扛得起左翼复兴的大旗吗？还是最终被民粹主义浪潮所吞没？距离大选还有六个月，一切都还未有定论，而这也正是这场政治大戏最值得关注的看点之一。

左派初选：起大早赶晚集

回顾最近十余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不难发现，每次面临选战时、左派都会产生“统一”的执念，但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议会选举里，“统一”相对容易实现，而在聚光灯分别打在每个人脸上的总统大选中，几乎从未实现过。

这一次也不例外。

早在2025年夏天，距离总统大选还有将近两年时间，左派阵营的多支力量就开始筹备统一初选。7月2日，在原国民议会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NFP）总理候选人卡斯特茨（Lucie Castets）的召集下，社会党、绿党、以及数个左翼小党的领导人共同亮相，正式启动左翼联合初选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意在汇总左翼力量的联合初选，从起步阶段就暴露出先天不足的缺陷。“不屈的法兰西”、法共和公共广场党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会参加。而在社会党内部，对于究竟是搞“开放初选”还是“封闭初选”，实际上意见也并不一致。到了2026年7月，社会党党内投票决定，将初选限制在本党及“社会主义一极”，这实际上意味着撤出了一年前本党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Faure）大力参与推出的联合初选。随后，其他党派此前宣布参选的多名候选人也纷纷退出，最终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联合初选胎死腹中。

在退出左派联合初选后，社会党及其盟友阵营举行了另一场投票。第一书记福尔原本希望设立较低的1欧元门槛，尽量保持开放性，但党内多数意见担心太低的准入门槛会导致外部力量（尤其是“不屈的法兰西”）浑水摸鱼、操纵选举结果，最终标准定为相对较高的15欧元（ 学生及经济困难者10欧元，已缴纳党费的注册党员免缴）。这样一来，“不屈的法兰西”、绿党、法共等其他左翼党派基本都被拒之门外，最终只有五名候选人下场角逐，其中三人来自社会党——福尔、2007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议员盖杰（Jérôme Guedj），以及来自“共和与社会主义左翼”（GRS）的莫雷尔（Emmanuel Maurel），当然，还有来自公共广场党的格吕克斯曼。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这场初选是为格吕克斯曼“量身定制”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对立场更加左倾的“联合初选”一口回绝，随后社会党抬高门槛组织“封闭初选”，进一步阻隔“无产阶级左派”的进入，更是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令其不战而坐拥主场之利。而且在所有候选人中，格吕克斯曼的民意指数最高。9月底由Odoxa/Mascaret联合公布的“政治晴雨表”民调显示：在几乎所有重量级候选人均出现民意下滑之际，格吕克斯曼的好感度反而有小幅攀升（总体好感度达到20%，左翼选民好感度达到38%）。

最终，这场“社会民主派初选”成就了格吕克斯曼的一场大胜：他获得了66.17%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所有对手，福尔仅获得14.6%的选票，罗亚尔（7.6%）、莫雷尔（5.92%）和盖杰（5.83%）三人更是被远远甩在身后。

“局外人”躬身入局

在当今法国政坛，现年47岁的格吕克斯曼很大程度上算是一个“局外人”式的异类。对于很多选民而言，格吕克斯曼的形象此前更多地是一个文人、媒体人或者国际活动家，甚至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传奇的家世。2026年初的一部纪录片《格吕克斯曼们，一个家族故事》，专门讲述了祖孙三代的家族传承。这种家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格吕克斯曼身上的意识形态倾向，尤其是强烈的反左翼霸权和亲欧洲色彩。

鲁宾（Rubin Glucksmann）

格吕克斯曼的祖父鲁宾（Rubin Glucksmann）生于奥匈帝国治下今天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Czernowitz），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和共产党员，后来被苏联情报机构招募，在德国进行活动，纳粹上台后，全家逃往法国定居，随后鲁宾前往英国，继续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展开情报活动，但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流放加拿大。1940年7月，鲁宾所乘船只在途中被德军鱼雷击沉，这位“苏联间谍”祖父殒命于大西洋的冰冷海水中。

格吕克斯曼的父亲安德烈（André Glucksmann）三岁失怙，年轻时在时代洪流影响下成为极左派分子，但随后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并成为苏联体制的坚定批判者。他是“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流派的重要成员，对各种形式的人类苦难抱有深切同情心，曾和萨特及雷蒙·阿隆一道呼吁法国政府援助越南难民，并在晚年大力支持在塞尔维亚、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世界报》在他的讣告中，称之为“愤怒的哲学家”。

格吕克斯曼本人的成长经历则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他先后就读于亨利四世高中和巴黎政治学院。和父亲的思想轨迹相反，格吕克斯曼经历了一场从右到左、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仍然对极权体制保持高度警惕和批判。他一度考虑代表中右翼党派参加2007议会选举，但随后放弃。他曾做过记者，拍过关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和2004年乌克兰街头运动的纪录片，并在2008-2012年间担任过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的顾问，2017-2018年间是媒体政论节目的常驻嘉宾，并有多部政论著作出版。

此外，媒体乐于反复讲述的花边谈资是，格吕克斯曼在担任萨卡什维利顾问期间，与该国内政部副部长兹古拉泽（Eka Zgouladze）相识并结婚，两人于2014年分手，随后格吕克斯曼与法国著名电视主持人萨拉梅（Léa Salamé）交往。在格吕克斯曼宣布投身总统大选后，萨拉梅从黄金时段新闻节目中退出，以确保内容公正性不受影响。

直到2018年共同组建公共广场党，格吕克斯曼才算真正投身进入政坛。他把初期的主攻方向放在了欧洲议会，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公共广场党与正处于低潮中的社会党组成联合名单，并由格吕克斯曼担任领衔候选人，仅获得6.19%的得票率，格吕克斯曼虽然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但成绩并不出众，不仅低于“不屈的法兰西”，更远逊于当时风头正劲的绿党。

到了2024年，两党再次联合参选欧洲议会，仍然由格吕克斯曼担任领军人物。这次得票率显著翻倍，达到13.83%，而且在左派退潮的大背景下保持韧性，超越了“不屈的法兰西”和绿党，一举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力量。正是由于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引发的震荡，促使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格吕克斯曼率领公共广场党加入了“新人民阵线”，并获得1个议席（后来又收获了脱离马克龙阵营而来的1个议席）。由此，公共广场党开始从欧洲议会进入法国国内政治。

大象和老鼠

法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党派壁垒并不森严，在同一阵营中，不仅“党内有派”——这些派别往往以独立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最典型的就是马克龙崛起之初在社会党内部组建的“前进！”运动），而且“党外有党”——独立政治运动继续孵化成新党，要么分道扬镳，要么保持友党关系，根据议题和局势合纵连横，甚至不排除有朝一日又重新汇合进原有党派。

社会党和公共广场党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独特环境中出现的“共生”与“外包”产物。从体量上说，二者的差距不啻为“大象与老鼠“之别。社会党的悠久历史、党员数量、地方根基和议会权重，都令创立仅八年的公共广场党难以望其项背。用最具象征性的指标来说，在法国国民议会、参议院和欧洲议会这三大代议机构中，社会党（含盟友在内的党团）和公共广场党的席位之比分别为60：2、62：2和10：3。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法国南锡，普鲁维会议中心，第81届法国社会党（PS）代表大会的徽章。视觉中国 图

然而，社会党看似辉煌的老房子背后，不无年久失修的难处。在奥朗德并不成功的执政之后，社会党遭遇前所未有的政治低谷：自身品牌老化、选民缺乏新鲜感、领导层纷争不断（更有趣的是，在法国政治语汇中，“大象”就是社会党大佬的代称）、缺乏深孚众望的领袖……加上极左派和马克龙阵营分别从左右两方对其选民群体进行“虹吸”，使得社会党这头“大象”一直陷在罗网中难以脱身。

在这种背景下，公共广场党仿佛就成了寓言中那只体量差距悬殊，但危急时刻能为大象解困的“老鼠”。它缺乏地方根基，没有丰厚资金，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党内官僚体系以及无休止的党内争吵。正因如此，它反而给选民带来难得的清新感。格吕克斯曼具有干净的政治形象、良好的思辨能力，同时没有执政包袱，能够重新吸引已经对老面孔感到厌倦的中左翼选民，就像老鼠可以用尖利的牙齿，咬断困住大象的罗网。

与此同时，这只老鼠也需要大象的庇佑：公共广场党亟需社会党在经济和人脉上的大力支援，否则在强敌环伺的政治角斗场上，凭自身力量单打独斗难以存活；而且至少现阶段，公共广场党还实在太过弱小，社会党不太忌惮这个友党尾大不掉，甚至进而接管本党。因此，这种“共生”关系得以存续。社会党可以放手将自己的欧洲议会选举“外包”给公共广场党和格吕克斯曼来操盘。而2019年和2024年两次选举的结果，已经显示出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但这次初选的结果，却透露出某些微妙气息：社会党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 本党历史上第一次未能派出自己的“正牌”候选人角逐总统大选。虽然在过去两届大选中，社会党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惨不忍睹（2017年6.36%，2022年1.75%），此次不管是推出第一书记还是其他党内高层，胜率都依旧渺茫，但如今走到连总统大选都要“外包”的地步，却极具象征意义地体现出社会党的困境。

打个比方来说，这是一个“家大业大，嫡子无力继承，无奈委托庶子“的故事。

两种左翼路线

“庶子”格吕克斯曼在初选的胜利，也让社会党源远流长的“两条路线斗争”重新浮出水面。尤其是他牢牢锚定在“社会民主派”一端，坚决拒斥“不屈的法兰西”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痛斥其党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搞“对左翼的霸权”，使得左派阵营内部的分歧已经不是路线之争，而是隐然上升到敌友之分。

只有重新深入到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理解这次格吕克斯曼的出线，对社会党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社会党历史上一直有“第一左翼”（Première Gauche）与“第二左翼”（Deuxième Gauche）的路线分歧。按照政治学家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的分析，“第一左翼”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法国左派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社会党的传统思路呈现出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特征，即强调通过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推行大规模国有化等改革，信赖国家机器的力量，轻视公民社会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第一左翼”，其典型代表是首位社会党总统密特朗。

在1977年的社会党南特大会上，密特朗的党内对手罗卡尔（Michel Rocard）明确提出“两种左翼文化”，吹响了“第二左翼”的号角，后者不迷信国有化，接受市场经济原则，重视公民社会，主张分权、自治与参与式民主。更加简单地说，“第一左翼”信奉国家，强调自上而下，鼓吹“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左翼”则寄希望于社会，推崇自下而上，冀图“节制资本”。

1981年密特朗大选获胜，开启了社会党首度执政的篇章。掌权伊始，他按照“第一左翼”的思路大刀阔斧地实施国有化，但很快遇到了经济危机，被迫实施紧缩政策，此后的施政方针事实上一直从“第一左翼”立场上退让，尤其以1988年罗卡尔出任总理为标志，“第二左翼”俨然已经取代了传统路线，成为社会党新的指导思想。尽管罗卡尔三年后被迫辞职，继任者克勒松（Édith Cresson）秉持密特朗的意旨，试图回归到强硬路线上来，但遭遇惨败，在任仅10个月就被迫下台，“第一左翼”虽然成功复辟，但未能维持长久。

近半个世纪之后，密特朗时代已经恍如隔世，“两种左翼”的说法也快要被人忘记，但它的脉络却并未消失，只不过如今改头换面，在梅朗雄从社会党出走并接管激进左翼之后（同时也继承了“第一左翼”最极端的部分），这种路线在社会党内部以“社会主义派”（Socialiste）和“社会民主派”（Social-démocrate）的对立形式出现。

在社会党二度执政前夕，奥朗德为了整合不同派系的力量，尤其为了吸引激进左翼选民，在竞选期间言之凿凿地宣称“我真正的对手，是金融界”，当选后任命了“主权主义左派”蒙特布（Arnaud Montebourg）为经济部长，摆出了向“第一左翼”回归的姿态。但当家才知柴米贵，到了2014年，奥朗德公开声称自己是“社会民主派”，推出向商界示好的政策举措，任命党内右翼大将瓦尔斯（Manuel Valls）出任总理，并将桀骜不驯的蒙特布扫地出门，这导致了党内左派（亦即“社会主义派”）哗然，并埋下了整个执政期间内讧频发的地雷。

在“后奥朗德时代”，“左摇右摆”的社会党始终难以走出低谷。2017年该党推出“社会主义派”人物阿蒙（Benoît Hamon）作为总统候选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针对奥朗德转向的一种反弹），但铩羽而归；2022年推出“社会民主派”人物、巴黎市长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竞选，但同样遭遇惨败，更收获了近乎耻辱性的得票率（1.75%）。

放眼2027年大选，社会党党内高层分裂仍然严重：第一书记福尔虽然早年间曾是“罗卡尔派”的一员，但后来致力于弥合“社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分歧，并致力于建立整个左翼阵营的大联合。虽然他对于“不屈的法兰西”的态度可谓“又打又拉”，但在后者近年来持续强势的背景下，为了拉拢这支激进左翼力量，福尔自己的定位也不由自主地向左移动，和党内的“社会民主派”渐行渐远。

作为第一书记，按理说福尔在本党推举总统候选人方面具有天然的顺位优势，在过去的八年中，他率领的社会党虽然没有强势反弹，但毕竟也算站稳了脚跟，重新成为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面对未来，无论是他的个人魅力、还是屡屡碰壁的左翼大联合策略，似乎都不足以支撑本党更上一层楼。福尔往往被外界戏称为“战术家”，但从议会中合纵连横的“战术家”，到能够率领全党重获执政权的“战略家”之间，还隔着一层厚厚的屏障。可以说，他既不是“第一左翼”，也不是“第二左翼”，而是“第一点五左翼”。

面对强势的激进左翼，这种模糊定位或许并非完全错误，但它不足以给党内同僚提供一个明确的、有说服力的愿景。相反，格吕克斯曼虽然力量薄弱，却毫不含糊地锚定在“社会民主派”的脉络上，再加上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社会党内部这一次大范围为格吕克斯曼背书，除了伊达尔戈等党内大佬之外，社会党议会两院党团主席、目前社会党主政的五个大区中的三名大区主席，以及近300名社会党民意代表和地方负责人都宁可支持格吕克斯曼这位“党外人士”，也不支持本党党魁。

然而，初选结果的“有效期”只能维持到总统大选为止。如果未能入主爱丽舍宫，格吕克斯曼的“庶子”身份仍然要面临挑战，毕竟他只是临时代表这个政治家族出战，并没有让社会党数十年来积累的组织资源自动转移到他的手中。在总统大选之后，格吕克斯曼和公共广场党能否继续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以及他和社会党的关系将如何互动？他的社会民主派理念将重塑社会党，还是将引来社会主义派的反弹、从而开启路线斗争的新篇章？这些都是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看点。

马克龙主义遭遇“回旋镖”

2014年，随着奥朗德的“社会民主派转向”和内阁改组，接替蒙特布出任经济部长的，是一个年仅36岁、当时尚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但社会党三年后的挽歌由此奏响，另一个更宏大故事的序章由此开启。

这个年轻人，就是马克龙。

十年弹指一挥间，当“马克龙时代”也行将落幕之际，却遭到了一次“回旋镖”式的打击。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6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理事会峰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格吕克斯曼的策略，正是同时吸纳社会党中的“右倾”力量和马克龙阵营中的“左倾”力量，在二者的夹缝中寻求崛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复刻了当年马克龙对左右两大阵营的冲击，或者说，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格吕克斯曼似乎正试图复刻一个左翼缩小版本的马克龙主义——尽管他声称要和马克龙主义“明确决裂”。

这种策略的一个脚注是，2026年5月，格吕克斯曼团队的一份内部竞选文件被Politico等媒体曝光，其中将重点争取的选民群体定位为“富裕的退休者”、“高级管理人员”和“高学历人群”，这和当年马克龙的选民基本盘如出一辙；更具争议性的是，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应予避免”的选民类别：18-25岁的年轻人、较低社会阶层、月收入低于1500欧元的人群、大城市郊区居民等等，因为这些群体天然地更接近于极左或极右党派。格吕克斯曼及其团队不得不紧急灭火，声称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他本人的意见，也未包括在正式的竞选文件中。但管中窥豹，格吕克斯曼团队的进击思路仍然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时过境迁，2027年的格吕克斯曼恐怕很难复制2017年的马克龙的成功路径。有来自左翼的讥讽声音认为，格吕克斯曼是那种“想要成为马克龙、但缺少使马克龙主义成功的要素”的人。

一方面，十年前人心思变，马克龙有条件在宏观尺度上对几乎整个政治格局进行分化重组，将相当部分的中左派和中右派选民收编入自己麾下；如今人心依然思变，而且方向感更加混乱，但格吕克斯曼只能在中左阵营内部进行“微观操作”，可依赖的选民群体规模大大缩减。

另一方面，在执政十年之后，“马克龙主义”标签如今成了法国政坛的一项负资产，反对派当然要大力挞伐，就连马克龙政府的两位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和阿塔尔（Gabriel Attal）这样走中间路线的后继者，也不愿过分紧密地和马克龙绑定在一起，更不愿贴上“马克龙主义”的标签，但即便如此，既有的政治壁垒依然存在，而且在持续挤压格吕克斯曼的空间。

目前来看，格吕克斯曼从初选中出线，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马克龙的后继者之一阿塔尔（虽然后者对媒体表态欢迎这一初选结果），因为二人都定位在中左派，选民群体也多有重合。阿塔尔的雄心，是试图建立一个从社会民主派到共和右翼之间的“民主派联盟”，但这一策略，基本就是十年前马克龙的翻版，放在政治格局进一步碎片化的今天，恐怕已经不复昔日魔力，这也使得他无论面对右边的菲利普、还是左边的格吕克斯曼，都缺少施展手脚的余地。

在泛左翼阵营内部，吊诡的是，虽然格吕克斯曼对“不屈的法兰西”和梅朗雄的敌对态度有目共睹，但他的出线，或许是后者最乐观其成的一种可能性，因为这意味着中左派候选人锚定在更靠近中间的位置上，和极左翼切割得更清晰，这一方面给“不屈的法兰西”增加了空间，因为二者选民群体的重合度变得更低，另一方面增加了和中间派候选人的竞争激烈程度，意味着中间派选票的进一步分散，从而增加了“不屈的法兰西”在大选首轮的胜算。

“幸运儿”面临苦战

在距离大选还有六个月之际，格吕克斯曼面临的前景难言乐观。

迄今为止，各项民调都显示出，极右翼国民联盟（RN）的总统候选人勒庞（Marine Le Pen）始终维持35%以上的民意支持率，这意味着她几乎锁定了第二轮投票的一张入场券，这就严重挤压了其他候选人的空间；而极左派领导人梅朗雄目前仍然领先于中左派和中间派人选，构成了包括格吕克斯曼在内其他温和派候选人的又一道屏障。

目前看来，到了2027年春天，大概率会出现“四强鼎立”的格局：即梅朗雄、格吕克斯曼、菲利普、勒庞。其中的两个关键变量，是阿塔尔和共和党（LR）主席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9日，法国巴黎，阿塔尔和共和党（LR）主席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出席Afer会议。视觉中国 图

阿塔尔正在和菲利普竞争中间派阵营共主的角色，但民调始终落于下风，如果外界揣测二人之间有“君子协定”的说法不虚的话，那么随着选战推进到明年初，阿塔尔可能会宣布弃选，并号召支持菲利普。然而格吕克斯曼和阿塔尔在政治光谱上的重合关系，却导致原本支持阿塔尔的一部分选票可能并不会流向菲利普，但这部分选票恐怕也不会多到能让格吕克斯曼一举超越其他人的程度，从而有酿成“双输”的风险。

至于勒塔约，虽然在共和党内属于偏强硬一翼，但鉴于党内阻力和前车之鉴，很难想象他最后会倒向勒庞。如果他为了阻击极右上台、成全“共和阵线”而弃选，那么菲利普将胜率大增，这对格吕克斯曼不是好消息；但目前看来，勒塔约带着个位数支持率坚持参选到底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不管怎样，格吕克斯曼都很难找到从中获利的空间。

对于格吕克斯曼自身来说，内部隐忧同样存在。“形象清新”的另一面，就是“缺乏经验”——他从来没有出任过任何高级行政职务，也不曾当选过国内民选职务，甚至不曾经历过激烈选战的考验（欧洲议会选举的关注度和投票率难以和总统大选相提并论）。在民粹浪潮汹涌的当下，知识分子气息浓厚、“巴黎精英范”鲜明的风格，恐怕越来越难讨选民的喜好，甚至成为遭受诟病的由头。随着选战的推进，这些劣势可能会越来越被放大。而按照外界的看法，前总统奥朗德仍然在暗处不动声色地观察局势，如果到了年底，格吕克斯曼仍然没能成功制造出声势，那么奥朗德不排除亲自下场、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

初选后，多项民调都显示格吕克斯曼的首轮投票意向显著提高，增幅约为2.5到5个百分点，目前总体支持率约在12%到16%（具体取决于调查机构和模拟参选组合），在最好情况下已经几乎追上菲利普及梅朗雄。虽然就目前数字而言，无论是梅朗雄、阿塔尔、菲利普抑或格吕克斯曼，似乎任何一个对手都将被勒庞轻易击败。

不过，距离大选尚有六个月，民调的准确程度相当有限，大量选民仍然被生活成本导致的愤怒情绪所支配，而“黑天鹅”仍然有展翅飞翔的空间，格吕克斯曼也还有加速冲刺的余地——当然，也有失速掉队的风险。

Glucksmann这一家族姓氏，在原始字面含义中意指“幸运儿”（大约相当于英语的lucky man）。在这场日趋激烈的政治搏杀中，他能得到运气的眷顾吗？

目前看来，恐怕得需要相当好的运气才行。

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