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挺魔幻,1919年,北京城里的辫子没剩几根了,可雍和宫正月“打鬼”这天,红墙底下照样乌泱泱全是人。
甘博镜头里,高级喇嘛们披着清廷赏的毛皮端罩,脖子上挂朝珠,头上戴暖帽,一脸“本朝从未结束”的庄重。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更逗——长袍马褂和西装大衣混着站,礼帽跟毡帽挨一块儿,像两个时代在法会现场撞了满怀。
其实不是他们穿越,是民国初年太会“装糊涂”:帝制没了,可蒙藏边务还得靠喇嘛稳住,于是清制照旧沿、官服照旧穿、威仪照旧摆。
一场打鬼,打的不是妖魔,是乱世里那点不肯散架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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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四张连拍,正是1919年西德尼·甘博镜头下雍和宫“打鬼”法会的宏大群像,多位高级执事喇嘛盘腿席地而坐,身披华贵织锦端罩,颈悬朝珠,头戴皮制暖帽,神态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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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及两侧,密密麻麻站满了各色围观百姓——大人、孩童裹着冬装挤在一起,静静观望,有人着传统长袍马褂,有人已穿西式大衣、戴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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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西德尼·甘博在雍和宫“打鬼”法会拍摄的系列影像之一,这是一位高级执事喇嘛(内札萨克喇嘛)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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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侧身站立,面部轮廓深邃,留着短须,神态肃穆。他头戴黑色暖帽,身披宽大的织锦长袍,衣料光泽感强,袍身清晰可见圆形团纹,肩部有披搭状结构,下摆层叠,足踏厚底鞋。
辛亥革命后,虽然帝制终结,但民国政府为稳定蒙藏边务,设立了蒙藏院,继续尊重并沿用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与礼仪制度。1919年的雍和宫法会,依然由官方承办,基本沿袭清制。因此,高级喇嘛在重大法会上,依旧按旧日仪轨穿戴华贵的官制法衣,以彰显法会的隆重与宗教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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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雍和宫“打鬼”法会,一位侧身站立、面容庄重的官员,目光凝望左侧。他头戴厚实皮草暖帽,身披镶有醒目白毛皮边的宽大长袍(端罩),袍身隐约可见暗纹织锦。颈间长串朝珠垂于胸前,其右手藏入袖中,下摆处露出条纹衬裙,足踏厚底,整体气度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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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雍和宫是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皇家寺院。清廷设立了“扎萨克喇嘛”等高级职位,朝廷授予这些大喇嘛等同于王公大臣的礼仪品级,赏赐朝珠、暖帽、毛皮端罩(或蟒袍)。对藏传佛教高层而言,朝珠本就与密宗念珠文化相通,加上清廷的推崇,这套服饰成了他们“官方身份”的象征,进宫朝见或举办皇家大典时必须穿戴,属于“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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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雍和宫,冬季法会期间,一位身着清代官制冬装的官员与随从在庭院中行进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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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民国八年),清帝虽已退位,但雍和宫“打鬼”法会依然隆重。据记载,法会时不仅有本寺及各地挑选的僧人参加,也有官方人员依序入场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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