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8月，上海霞飞路一所旧式洋房外，陆久之被几名便衣人员带走。那时的上海，抗战胜利后的喧闹尚未散尽，军政各派却已重新布置势力。一个挂着少将头衔、又经营报纸的人，突然遭到拘押，绝不只是普通案件。
陆久之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参议，也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可在军政系统眼中，他身上的另一层色彩更惹人注意：他长期接触进步文化人士，主持的刊物面向日本战俘，内容涉及反对军国主义、推动战后改造以及民族和解。
这些话放在战后初期，并不算离经叛道，却很容易被扣上“宣传赤化”的帽子。中统据此展开调查，陆久之很快被控制。案件表面针对个人，背后却牵连到军队派系和报馆的实际经营者。
报馆能够办起来，与汤恩伯的默许有关系。汤恩伯是蒋介石倚重的黄埔嫡系将领，战后在华东握有相当影响力。中统选择陆久之下手，既是防范思想传播，也有借题发挥、敲打汤恩伯的意味。
消息传到南京后，陆久之的婚姻关系成为案件转折点。他的妻子蒋瑶光与陈洁如关系密切，陈洁如又是蒋介石早年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蒋瑶光得知丈夫被捕，设法请求援助，最终把电话打到了蒋介石那里。
“人是我的。”
据相关回忆，蒋介石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话很短，分量却不轻。中统办案向来讲究上下通报，既然最高层明确出面，执行人员便不敢继续扩大事态。但他们同样不愿承担擅自放人的责任，案件一度僵在那里。
蒋介石随后亲自过问，陆久之才被释放。有人把这件事简单理解为裙带关系，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陆久之的身份本来就处在几条线索交叉之中：他有军方职务，有家族背景，也曾长期接触地下工作和社会进步力量。
他的出身并不普通。陆家在江苏常州属于望族，父亲陆翰做过地方官，也在军政机关任职。按常理说，陆久之完全可以沿着家族安排进入仕途。可他年轻时偏偏到上海纱厂做工，试图接触普通工人的生活，这段经历影响了他后来对社会问题的判断。
1926年前后，陆久之开始参与上海的地下联络工作。此后多年，他没有走一条单一的人生道路，而是在公开身份与秘密工作之间周旋。这样的经历，使他既熟悉军政机关的办事方式，也明白底层社会真正关心什么。
1945年冬，经人牵线，陆久之结识了蒋瑶光。蒋瑶光曾有过一段不幸婚姻，还带着两个孩子。陆久之没有把这些视为负担，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婚姻带来的“蒋家女婿”身份，给他增加了一层保护，也让他从此更容易成为各方观察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这层关系并没有让他在报馆问题上更加谨慎。陆久之主持的《改造日报》，曾刊登反战、和平、民主等内容，并邀请文化界人士参加座谈。这样的报纸，在抗战结束后有一定社会影响，却也触动了中统对舆论和思想的高度警惕。
蒋介石出面保人后，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汤恩伯随后要求陆久之停止办报，陆久之也离开了原有的公开位置。表面上，他从上海的政治视野中淡出；实际上，活动并未停止。
据有关回忆，他曾利用过去与日本方面人员的交往，设法取得物资，再转交华东解放区。后来，他还接触到上海城防方面的资料，并通过秘密交通渠道传递出去。关于其中具体细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陆久之与地下力量保持联系，并非毫无根据。
1948年冬，他曾去见汤恩伯，劝对方不要把上海变成孤城。汤恩伯没有接受，只说：“委员长也在上海。”这句话既是拒绝，也是当时国民党军政体系最后阶段的真实心态：许多人知道局势已经恶化，却仍把希望寄托在最高统帅的决断上。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陆久之没有以“蒋家女婿”身份公开露面，也没有借机发表讲话。此后的岁月里，他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早年的政治身份，经历过反复审查。
1965年，上海市文史馆聘请他担任馆员，他才逐步获得较为稳定的社会身份。1996年，上海方面确认他早在1926年前后便参与革命工作，对其历史表现作出肯定。那场发生在上海洋房里的拘捕，也因此不再只是一次营救故事，而成为观察旧政权内部矛盾的一扇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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