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偷越国边境罪获得缓刑结果

案情简介

李某某等人在不符合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商务签注条件的情况下，委托中介人员以商务名义，在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商务签注，随后持证多次出入香港。

李某某并不符合商务签注的条件，办证只是为了方便往返香港，给自家和亲戚家的小孩带奶粉、尿不湿等婴儿用品。李某某前后办理三次签注共花费19500元，每次代购仅获利十几元，累计获利约12000元，还不够办证的费用。

此后，为李某某等人办理商务签注的中介人员案发（另案处理），李某某等人因此被查处。2021年12月，李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当日被取保候审。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家属委托我们担任辩护人。

争议焦点

第一，为旅游、购物等私人目的，通过中介办理商务签注、持证出入香港，是否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第二，出入境的真实目的如何认定，是否主要看本人供述？如果目的本身不违法，能否因此从轻？

第三，通行证是出入境管理部门正规签发、真实有效的，当事人持证走正常查验通道，只是签注事由不实，这与无证偷渡、伪造证件、绕关避卡的传统偷边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否相同？

第四，目的地是香港，香港是中国领土，只因政策需要办理证件，这一情节能否说明主观恶性较轻？

第五，本案情节轻微，能否争取不起诉？当事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能否认定为自首，并在量刑建议之外再从轻？

辩护思路

（一）这类案件首先看出入境目的，目的主要看本人供述

办理偷越国（边）境类案件，首先要查清的，是当事人为什么出入境、出去干什么。这是判断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键，也是辩护的第一道关口。

出入境的真实目的，主要看本人的供述。本案中，李某某的供述自始至终稳定：李某某办签注、去香港，就是为了给自家和亲戚家的小孩买奶粉、尿不湿，代购的对象也限于自家亲戚，没有走私、带货牟利、非法滞留、境外务工等情节，更没有借道香港从事电信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也就是说，李某某出入境的目的本身并不违法，是普通的生活、购物行为。同样是违规出入边境，一个是出境去搞电诈、走私，一个是去给孩子买奶粉，主观恶性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我们认为，在签注形式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只要查清当事人的真实目的不违法，就应在量刑上充分体现从轻。

（二）港澳是中国领土，持证赴港与传统偷渡性质不同，主观恶性明显较轻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只是因为“一国两制”和边境管理政策，内地居民前往香港需要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相应签注。这是特殊历史和政策原因形成的边境管理措施，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国境。

更重要的是，李某某持有的是真实的、由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正规办理的通行证。据李某某供述，办理时是在出入境管理部门现场拍照、走正规程序，李某某本人并不清楚办理商务签注需要哪些材料，有合理理由相信证件合法。李某某既没有伪造、变造证件，也没有逃避边检，而是正常排队、正常查验、正常通关。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偷越国（边）境，伪造变造证件、无证闯关、爬山涉水绕关避卡、偷渡到境外在主观恶性和行为方式上有本质区别。同时，李某某办签注主要是自用，没有利用商务签注大量组织他人出入境、规模化带货牟利，应当与那些以此为业的行为区分开来。

（三）“商务签办私人事务”是否属于虚构事由，社会危害性如何评价

商务签注要求申请人确有赴港从事商务活动的真实需求。为了旅游、代购等私人目的，委托中介以商务名义办理签注，客观上属于“以虚假出入境事由、隐瞒自身真实情况”，这一点我们不回避，法院也以此认定了罪名。

但承认虚构事由，不等于要把它和传统的恶劣偷边行为同等量刑。我们从三个层面评价其社会危害性：

其一，证件真实、通道正规、查验正常。当事人没有逃避边检、没有绕关避卡，全程在国家机关的正常监管之下，对边境管理秩序的冲击是间接、有限的。

其二，虚假的是“商务”这一签注资格，而不是身份和证件本身。当事人没有伪造身份、没有冒用他人证件，不存在身份混同、危害国家安全等更严重的风险。

其三，行为发生在2016年至2019年间，当时港澳商务签注管理相对宽松，社会上确有不少人通过中介办理，普通人对“拿商务签去旅游、购物”可能构成犯罪缺乏认知，违法性认识程度较低。

综合这三点，这种“持真证、走正规通道、只是签注事由不实”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传统偷渡，量刑时应当明显从轻，不能因为符合“偷越边境”罪名的条件，就一概重判。

（四）主动投案、认罪认罚、获利微薄，从宽情节应充分体现

2021年12月，李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这在法律上符合自首的条件。本案案发时间较早，对一起法定刑不高的轻罪而言，主动投案、把问题讲清楚，本身就说明其认罪悔罪的态度。

到案后，李某某始终配合调查，自愿认罪认罚、签字具结。从获利情况看，李某某办三次签注花了19500元，代购累计获利仅约12000元，实际上入不敷出，主观上并非以牟利为目的，更谈不上靠偷越边境发财。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一直没有认定李某某的自首情节，提出的量刑建议也没有体现这一点。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交了法律意见，围绕主观恶性小、目的地为香港、证件真实、主动投案、获利微薄等情节，一方面争取相对不起诉，另一方面坚持要求认定自首。

（五）审判阶段坚持自首意见，法院最终认定并少判一个月

本案是多人同案的批量案件，又认定“多次偷越边境、情节严重”，检察机关最终没有作出不起诉，而是提出了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这一建议没有体现李某某的自首情节。

我们在审判阶段继续把自首作为辩护重点，向法庭说明李某某系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认定李某某构成自首，并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对其少判一个月。本案中，其他部分被告人没有自首情节，仍按量刑建议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

律师工作

第一，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介入。家属委托后，我们及时查阅全部案卷材料，核对李某某办理签注的经过、出入境的真实目的、获利情况，确认其供述稳定、目的不违法、获利微薄等关键细节。

第二，固定出入境目的的有利事实。通过阅卷核对李某某的供述，明确其赴港系为自家和亲戚小孩代购婴儿用品、对象限于亲戚、获利微薄，为从轻辩护打下事实基础。

第三，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围绕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证件真实、目的地为香港、主动投案、获利微薄等，提交了不起诉决定申请书，争取相对不起诉。

第四，审判阶段坚持自首意见。针对检察机关未认定自首的情况，我们在庭审中继续据理力争，最终促成法院认定自首，使李某某在量刑建议基础上少判一个月。

案件结果

2021年12月，李某某主动投案后当日被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我们争取不起诉未果，检察机关提出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未认定其自首。

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构成偷越边境罪，并认定其自首，最终判处李某某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较量刑建议少一个月，罚金已缴纳。其他部分被告人没有自首情节，按量刑建议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

结语

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持证型”偷越边境案件。随着出入境管理趋严，尤其是对往来港澳商务签注的整治，早年通过中介办理商务签注、持证赴港旅游或购物的人，可能因为中介案发而被陆续牵出。

办理这类案件，我们的体会是三点：一是看出入境目的，目的主要看本人供述，目的本身不违法就争取从轻；二是看目的地和证件形态，赴港澳、持真证、走正规查验通道，与传统偷渡、出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有本质区别，不能简单套用同一评价；三是牢牢抓住自首、认罪认罚、获利微薄这些从宽情节。

也借此提醒：港澳通行证的签注类型必须与真实用途一致，商务签注不能用于旅游、购物，更不要轻信中介所谓“包办商务签”“花钱就能多次往返”的说法。一旦因中介案发被牵连，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争取认定自首，往往是最有利的选择。

作者简介：黄毅律师，95后，广西南宁刑事律师，硕士学位，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广西刑事律师论辩赛“最佳风采奖”，亲办案件获广西律协2020-2025优秀案例，截至2026年10月，成果包括：无罪案件20件（不起诉9件，撤回起诉1件，侦查阶段直接释放、未办理取保候审10件）、二审改判案件3件、缓刑案件6件、取保候审案件40件，单处罚金1件，实报实销3件。办案全程可视化，各流程主动反馈，打破信息差，保证刑事案件家属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