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五月过半，天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太皇河两岸的麦子黄了梢，田里的农人开始准备割麦了，镰刀在磨刀石上霍霍地磨得铮亮，草帽一顶顶晒在墙头上。
河里的水也暖了，晚饭后常有半大的孩子跳下去扑腾，扑通扑通的，溅起一大片水花，惹得岸上的妇人提着嗓门骂，骂完了又笑。
李村私塾的课业也到了最紧张的时候。离秋天府学的童生试只剩三个多月了，十几个要应试的学生天天埋头读书写字，天不亮就进了学堂，天擦黑才肯放下笔。
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又谢，满地的落红也没人扫，几个小石榴从花蒂底下冒出来，青青的，硬硬的，挂在枝头晒太阳，也没人有心思多看两眼。
他嗓子本来就入春以来一直不大舒服，如今话说得多了，哑得更厉害了，说话时喉咙里像卡着一层砂纸。柳氏心疼，每天给他煮梨水喝，又托人从县城药铺买了润喉的川贝，逼着他含在嘴里，不许吐。
“别光顾着学生，自己的身子也要紧。”柳氏把一包川贝塞到他手里，语气里带着不容商量的硬气，“你再这么没日没夜地熬，等到秋天童生试还没考，你先倒了。你是铁打的？还当自己是三十岁呢！”
“先生，您看看这个！”李继宗把信往桌上一放，连平日那声招呼都忘了打。
李继宗急了，往前迈了一步：“先生，您可千万别去。这丘世裕摆明了是设了套等着您往里钻，什么讨教办学之道，八成的又是想打探咱们学生的底细。上回胡先生那边他联合考评不成，就跑去看，如今又写信来请你，他是换着花样来，一个一个试！”
他顿了一会儿，把信拿起来又看了一遍，才慢慢地说：“不过这封信倒不好回。说得太生硬了，他恼羞成怒，往后给咱们使绊子，乡下办学靠的是各方人情，得罪了他虽然不怕，但麻烦；说得太软了，他又觉得咱们好欺负，以后更没完没了，三天两头一封信，半月十天来一个人，烦也烦死了！”
李继宗想了想，替他出主意：“那先生打算怎么回？要不干脆说身体抱恙，不宜出门。他总不能逼着一个病人去赴宴！”
他重新拿起笔来，铺了一张新纸，当场写了一封回信。措辞客气而疏淡，称丘先生为“贤弟”，说近日感了时气，嗓疾复发，医者嘱静息月余，不敢出门吹风，辜负盛意实属无奈，待秋凉再登门拜访，当面谢罪。
他把“嗓疾复发”和“静息月余”几个字写得格外清楚，落款处只署了姓名，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写完后吹干墨迹，封好，递给李继宗。“派人送去，不必亲自跑！”
李继宗站住了，转过身来想了想，说：“他家的底细我大致知道。丘家一族在此地还算本分，从不欺人！丘世裕不理家事，全靠他夫人祝小芝打理！我碰见过他几回，见谁都是一张笑脸，出手也大方，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
李继宗皱紧了眉头：“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躲着他。他隔三差五换个花样来，咱们天天防贼似的，还教不教书了？”
李继宗凑过去看。那是一则来自省学政的公告，盖着鲜红的官印，上面写着今年乡试的若干新规，其中有一条：各府州县私塾，凡有学童应试者，需将学童考评名册报县学备案存查，以备学政核验。李继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抬起头来不太明白：“这跟丘世裕有什么关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滑过去。太皇河的水又涨了几分，麦子一茬一茬地割了，紧接着又犁了新土。学堂里热得像蒸笼，瓦顶被太阳晒得发烫，哪怕四面窗户全敞着，风也带不走多少热气。
可学生们还是坐得端端正正的，一个个埋头苦读，汗水从额角淌下来也顾不上擦。走廊上那把大蒲扇搁在角落里落了灰，没人有空去拿。
月底的时候，杨明德又来了一趟李村。他带来了一篇王村几位塾师合写的备考讲义，专讲童生试里最难缠的经义题目，如何破题、如何承转、如何收束，条分缕析，写得极细。
杨明德起身告辞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他走到院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李兄，今年秋天要是咱们几家私塾能考出几个秀才来，太皇河的名声就算彻底立住了。到时候别说县教谕，府学那边的学政也得高看咱们一眼。县里那些从来没把咱们乡下学堂当回事的人，也得另眼相看！”
他转身回了院子。堂屋里已经点上了油灯，黄澄澄的光从窗纸上透出来，柳氏正坐在灯下纳鞋底。见他进来，她头也不抬地说：“饭在灶上热着，自己去盛。菜给你留着呢，别吃凉的！”
柳氏手里的针没停，平平淡淡地应了一句：“早洗好了，晾在院子里呢。你来来回回就那几件衣裳，我还能忘了？”
吃完饭，柳氏催他早早的睡下了，他合上眼睛的时候，仿佛又听见了学堂里的那些读书声。那些声音从早响到晚，从春天响到冬天，一年一年地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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