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 黄埔少年
1906年深秋，四川梁山一户范姓书香门第里，一个男婴的啼哭声划破了雨夜。父亲范老先生抱着这个眉宇间透着倔强的孩子，给他取名“纪曼”——愿他一生行事有纪，志存高远。
小纪曼果然不负此名。五岁能背《论语》，七岁通读《史记》，私塾先生捻着胡须对范老先生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但老先生没想到的是，这个“大器”日后会走上一条与书香门第截然不同的路。
1925年，十九岁的范纪曼挥别故乡，考入黄埔军校。那一期的同学里，有个浓眉大眼的四川老乡叫罗瑞卿，两人睡上下铺，常常半夜翻墙出去听进步讲座。有一次被教官抓住，范纪曼面不改色地用英语说：“Sir，我们在练习夜间方位辨别。”教官竟被他一本正经的模样唬住，挥挥手放了行。罗瑞卿后来拍着他肩膀笑：“你这脑子，天生是搞地下工作的料。”
这话一语成谶。
1926年，范纪曼在党旗下宣誓，随后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汀泗桥一战，他带着一个排冲锋，弹片嵌进左肩，血流如注。简单包扎后他又冲了上去，直到昏倒在战壕里。醒来时，部队已经转移，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二 孤雁寻群
伤愈后的范纪曼辗转来到重庆。凭借黄埔军校的资历和精通俄语、英语、法语的天赋，他在国民党翻译处谋了份差事。白天，他西装革履地翻译军事文件；夜里，他关起门来一遍遍回忆入党时的誓词，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捕捉任何一丝关于“那边”的消息。
1932年春天，他终于在上海找到了组织。接头地点是霞飞路一家照相馆，暗号是一张半截的报纸。当他把那半张《申报》递过去时，手抖得几乎拿不稳。对方是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低声说：“同志，你瘦了。”
范纪曼鼻子一酸，差点当场落泪。但他忍住了——特工的第一课，就是不能让情绪爬上脸。
从此，他像一枚被重新拧紧的发条，开始在上海滩的暗夜里高速运转。他在国民党内部一路升迁，从翻译做到少校参谋，又从少校参谋做到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名片上印着烫金的“范纪曼”三个字，抽屉里却藏着用隐形墨水写的密信。
三 张鼓峰惊雷
1938年盛夏，上海虹口。范纪曼坐在日本料理店的榻榻米上，对面是个自称“满洲国商人”的中年人，实为日军关东军司令部译电员，代号“白桦”。此人嗜酒如命，每次接头必点清酒，三杯下肚舌头就松。
那天的清酒格外醇。白桦喝到第四壶时，忽然压低声音：“范桑，最近司令部忙得很，关东军要从朝鲜调三个师团北上。”范纪曼不动声色地给他斟酒：“哦？北边有什么好玩的？”白桦用筷子蘸着酒在桌上画了个圈：“张鼓峰。八月，突袭。苏联人还在睡觉呢。”
范纪曼心里炸开一道惊雷，脸上却堆着笑：“白桦兄消息灵通，来，再干一杯。”他借着上厕所的工夫，从袖口抽出预先备好的香烟纸，用指甲盖大小的铅笔头把情报缩写成三行蝇头小字，塞进空心烟斗。回到席上，他“不小心”把烟斗碰落在白桦脚边，白桦弯腰去捡，两人顺势调了包。
情报当晚经秘密电台发往延安，再辗转送到苏军指挥部。8月6日，苏军提前两小时进入阵地。日军三个师团扑上来时，迎接他们的是早已标定好射击诸元的炮群。张鼓峰下尸横遍野，日军伤亡逾万。
消息传回上海，国防部开会时有人拍桌子骂苏联人狡诈，范纪曼端着茶杯附和：“是啊，太狡猾了。”茶杯盖挡着嘴角，笑意藏得滴水不漏。散会后，他在走廊里与白桦擦肩而过，两人目不斜视，只是白桦的烟斗换成了新的——那枚旧的，此刻正躺在范纪曼保险柜最深处，里面还残留着半截没烧完的烟丝。
四 提篮桥的“少将”
1945年深秋，上海提篮桥监狱外来了个穿美式军装的国民党少将。此人派头十足，身后跟着两个宪兵，皮靴踏得石板路咔咔响。典狱长一路小跑出来迎接，瞥见对方领章上的将星，腰弯了三分。
“重庆方面来的，提审两个政治犯。”少将操着一口川味官话，随手甩出一张盖着国防部大印的提票，“上面催得急，你快点。”
典狱长瞄了一眼提票，又瞄了一眼少将胸前的勋表——乖乖，黄埔出身、远征军服役、美国新闻处工作经历，这履历硬得硌牙。他不敢怠慢，赶紧让人把两个遍体鳞伤的地下党员提了出来。
少将挥挥手：“人我带走了，手续回头补。”宪兵一左一右架着人上了吉普车，一溜烟消失在霞飞路的梧桐树影里。
开出三条街，少将扯掉领章，从座位底下摸出两套便装：“快换，前面路口分开走。”两个获救的同志愣住了——这位“国民党少将”从怀里掏出半截《申报》，笑着晃了晃。
“同志，自己人。”
这位少将自然就是范纪曼。可事情还没完。典狱长当晚打电话到国防部核实，接线的值班参谋恰是范纪曼的牌友，随口说了句“范专员啊，他提人肯定有他的道理”。典狱长放了心。第二天范纪曼亲自把“补办的手续”送到提篮桥，还拍着典狱长的肩膀说：“老兄办事谨慎，兄弟佩服。”典狱长被夸得浑身舒坦，哪里知道眼前这位少将，昨夜刚把两个“政治犯”送上了去苏北的渔船。
五 无声战场
1947年，范纪曼坐上了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的皮椅。消息在南京路传开，不少人议论：“范专员这个位置，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金馅饼啊。”范纪曼笑而不语，把金馅饼的盘子底下藏满情报，一碟一碟往外端。
三大战役期间，他频繁往返于南京、上海、徐州之间，名义上是“视察防务”，实际上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补给路线、空军调动情况悉数摸清。有一次在徐州剿总开会，他借口去洗手间，把作战图上的标注默记于心，出来后在厕所隔间里用指甲在肥皂上刻下坐标，当晚就传到了华野指挥部。粟裕拿到情报后说了一句话：“这个范专员，顶得上一个纵队。”
这话传到上海时，范纪曼正在百乐门陪几个国民党军官打麻将。他摸了张牌，笑得眼睛眯成缝：“胡了！”
但暗夜行走，哪有不踩到刀尖的。1948年冬，国防部二厅厅长亲自来沪“视察”，酒过三巡忽然盯着范纪曼：“范专员，有人反映你和一个共党嫌疑分子在霞飞路喝过咖啡？”范纪曼心里一紧，面上却哈哈大笑：“厅长说的是那个姓陈的记者吧？他缠着我问美国新闻处的旧事，我请他喝杯咖啡打发走，怎么，这也犯忌讳？”说着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卷宗，“这人的背景材料我早报上去了，厅长没看到？”厅长翻了翻，果然是半年前就备案的“重点监控对象”，疑虑消了大半，拍拍他肩膀：“谨慎点好。”
送走厅长，范纪曼后背的衬衫湿透了。那份材料是他三天前连夜补做的——咖啡是真喝了，可那姓陈的记者，是他发展来专门吸引火力的“饵”。
六 阴影
1949年3月，危险终于从暗处扑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