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纪录片创作的一些感受

本文转自：笔尖社

因为做评审的机会，今年我看了不少年轻创作者的纪录片。也接触了一些正在拍摄中的项目。看片的日子里，不同的面孔、房间和声音交替出现。散场之后，一些影像仍留在脑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看见了某种趋向。它还不足以成为结论，却带来一种持续的不安。

最明显的是私人影像的增多。在我接触的作品里，大约有四五成，镜头朝向创作者自己，朝向家庭、亲密关系，以及家人留下的记忆。有人重新翻看旧录像，有人在类似“桌面电影“的方法上寻找往事的线索，有人试图打开父母长久以来的沉默。也有人使用超8胶片，让现实的碎片与记忆连接，使一些寻常的生活片刻，获得近乎可以触摸的时间质感。

还有一些作品朝向空间。废墟、拆迁后的街道、失去用途的建筑。创作者将声音、文字和其他时间里的影像投射其上，让空置的地方重新生长出意义。有的作品进一步退去人的视角，尝试从物、环境和非人的存在出发，重新观看世界。

相比之下，那些长久跟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逐渐打开社会关系的作品，显得少了。从私人故事走向公共问题的路径，也不再那么清晰。当然，这只是我今年所见的一部分作品。但当相近的选择反复出现，我还是忍不住问，为什么摄影机越来越多地返回自身？外部世界仍然如此广大，我们与它的关系，为什么显得越来越难以建立？

最初，我甚至有一点尖锐地想：我们是不是不再关心他人了？

但这个念头很快消散。我不愿意如此轻易地判断那些仍在努力表达的年轻人。拍摄自己，不等于只关心自己。拍摄一个具有社会身份的人物，也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他。家庭从来不是与世界隔绝的地方。一个父亲不肯谈论的往事，一位母亲反复忍让的习惯，两代人之间无法完成的对话，都可能通向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

区别也许不在镜头朝向哪里，而在它是否愿意继续往前走。有的作品从自身出发，渐渐遇见了无法由自身解释的事情。也有的作品，最终把所有事物都带回了“我的感受”。家人的生活、旧日的变故，成为自我叙述中的材料，却很少有机会反过来改变讲述者。我开始留意：在一部以“我”为中心的影片里，别人能不能拥有不符合“我”的理解的部分？能不能拒绝，能不能不被原谅，也不必负责完成“我”的和解？

这或许比私人题材本身，更值得讨论。看那些关于记忆的作品时，我常常被旧影像打动。一段拍摄得并不熟练的家庭录像，边缘晃动的人影，一句收音含混的话，都可能让人突然感到时间的重量。有些东西在拍下来的时候微不足道，等到人已离开，生活已经改变，才显出不可挽回的意味。

然而，我也渐渐产生另一个疑问，当影像已经具有记忆的样子，我们是否还会继续追问记忆？

胶片的颗粒、褪色的画面、断续的声音，能够唤起失落，却未必能够解释失落。我们看见了伤口，但是什么造成了它？同一段家庭生活，为什么有人怀念，有人却不愿提起？那些老影像又是谁拍摄、谁保存、谁删去的？镜头之外，当时还有什么？重新打开记忆，应该也包括让记忆反驳今天的自己。否则，过去可能只是被重新布置成一个可以寄托情绪的房间。我们在里面停留很久，却没有推开另一扇门。

空间的影像也给我相似的感受。我能够理解创作者为什么凝视废墟。人走之后，生活的痕迹仍在。墙面、台阶和残留的物件，保存着一种没有说完的话。但有时，空间拍得越美，我反而越想知道那些离开的人去了哪里。他们如何理解这里的消失？谁愿意离开，谁没有选择？改变给不同的人带来了什么？

如果这些问题始终不出现，废墟就容易成为一个关于时间流逝的隐喻。具体的损失被化为普遍的感伤，曾经不同的命运，最终笼罩在同一种忧郁之中。

我并不要求每一部影片都交代背景、解释因果，也不认为非人的视角必须退回人物中心。但我希望自己在观看时能够分辨——人的缺席，是作品试图使我感知的问题，还是一种已被接受的便利？那些难以处理的关系，会不会在优美的形式里，再一次消失？

想到这里，我又觉得，“逃避”可能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词。某些作品呈现出的，更像一种失语。创作者未必没有感受，也未必没有意愿，只是不知道如何同自身之外的生活发生关联。

接近一个陌生人，需要什么？我们常常谈设备、方法、叙事，却较少谈一个人如何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那需要时间，需要一些没有拍到任何东西的相处，需要承受误会，也需要面对自己并不受欢迎的时刻。摄影机可以很快抵达现场，关系却无法依照拍摄计划建立。

当创作者越来越意识到凝视、介入和替人发言的危险，退回自身，或许也是一种谨慎。但意识到自己无权轻易解释别人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不必退出的方式？既不占有他的故事，也不放弃与他相遇？

这也让我反过来审视评审的位置。我们是否更容易辨认形式上的成熟，却不容易看见一段关系建立得有多么艰难？一部作品的视觉语言、结构和完成度，可以在有限的观看中被讨论。但创作者为了获得一个人的信任，经历了怎样漫长而笨拙的过程，却未必能立即呈现在银幕上。我们鼓励了什么，又可能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不能只把这些趋向理解为年轻人的选择。它们也使我想到一种更普遍的生活处境。我们拥有许多接收信息的方式，却未必拥有与陌生人持续相处的机会。知道远处发生了什么，与能够理解一个具体的人，中间仍有很长的距离。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里，我脑中出现了一句话：公共话语正在变成某种窃窃私语。

但私语并不必然意味着贫乏。有些经验还没有找到可以公开讲述的语言，有些伤痛只能从微弱的声音开始。我们不能因为它不响亮，就认定它没有价值。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声音彼此听不见。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孤独，却无法辨认孤独之间的联系。每个人都在保存自己的伤口，却越来越难以理解另一个人的疼痛。

所谓共通的痛感，也许并不是我们必须为同一件事悲伤，更不是把不同的经历归并成一种情绪。它是当我面对一个与自己毫不相似的人时，仍然愿意追问，他的处境为什么与我有关？他所遭受的事情，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可能正在丧失的，不是感受痛苦的能力，而是把彼此的痛苦理解为共同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并不期待年轻创作者集体离开家庭，去寻找更“重大”的题材。我们不缺少可以被称作议题的事物，也不能靠题材的大小判断一部影片。我更期待的是，每一种表达都能向自己的边界之外，再走一点：在家庭里看见家庭无法独自解释的困境，在记忆里容纳另一个人的版本，在空置的空间中辨认仍在继续的生活。

这一步可能很小，也可能使原先准备好的故事变得不再完整。一个真实的他人进入之后，作品往往就不那么听从我们的安排了。但也许正是在这里，纪录片开始发生更深的变化。它不仅表达创作者已经知道的，也让创作者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

评审结束，那些未完成的生活并不会随之结束。我希望自己记住的，不只是作品有没有找到漂亮的形式，还包括它是否为某个人留下了被理解的可能。

如果纪录片还能做些什么，我愿意相信，其中一件事就是让这些低微的声音不再各自消散。让一个人的遭遇抵达另一个人，让观看不仅停留在感动，也成为继续询问的开始。直到我们终于意识到——有些生活，虽然不是我的，却不能因此被留在与我无关的地方。

王 杨

纪录片导演、影评人。代表作《地上-空间》、《纺织城》、《中国门》 等。作品曾入围多个国际国内电影节，亦获得多个奖项肯定。作为影评人他曾发起创立《青年电影手册》，多年来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持续推介电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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