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看长征·上海因缘｜江文君：长征传奇与上海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它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并由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从地理上来说，上海尽管与长征征途远隔万水千山，却从始至终都和长征的每一步紧紧相连，是长征全局中不可替代的最早决策地和隐秘后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驻沪长达12年之久，上海与红军长征也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长征的战略转移构想，最早正是在上海的中央秘密机关开始酝酿，为后来的突围转移埋下伏笔。

回望这段跨越山海的历史关联，从最初的战略转移决策酝酿、情报预警、经济和物资支援、人员输送到打通国际联络、向世界传播长征真相，上海都全程深度参与了长征的关键进程，留下了一系列鲜为人知却举足轻重的伟大传奇。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里，始终流淌着与长征一脉相承的血脉——那是在绝境中向死而生、独立自主、奋发有为的勇气，是在历史迷雾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抉择，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政治成熟的历史必然。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

上海与长征战略转移方向的最早酝酿

上海是红军长征初始战略决策的最早酝酿地。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学界普遍将长征决策的正式起点认定为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战略转移决定。但依托近年来公开的共产国际原始档案可以确认，一段此前隐藏在历史迷雾中，未被充分厘清的早期脉络得以逐渐显现。

长征决策的最早雏形，可追溯至193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弗雷德（M. 施特恩，也就是后来西班牙内战期间国际纵队著名的“克勒贝尔将军”）提出的“湖南计划”，这一动议比李德1934年3月底首次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主力突围的设想，整整提前了4个月。面对红军在中央苏区遭遇的持续困境，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弗雷德提出了“湖南计划”，这位乌克兰人制定的新作战计划明确要求中央红军主力跳出中央苏区的内线作战格局，分别向赣北或湖南西北部转移，以中央红军主力向湖南方向战略退却、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新根据地。

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明确提出红军主力撤离原有苏区、向湖南方向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顶层设计雏形。这份计划的内在逻辑，恰好与后来苏联及共产国际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引导中国革命力量向西北方向发展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由此可见，长征的核心意义，远不止于单纯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战略转移，更是为了实现更宏大的北上抗日战略目标。以往的历史叙事更多聚焦于长征历程中的艰苦卓绝与传奇战斗，使得支撑这一战略决策的诸多关键史料证据，以及决策背后完整的战略逻辑，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系统的阐释。

弗雷德的“湖南计划”核心设定是集中中央红军主力向湖南西部、西北部突破，试图通过进攻国民党军队的侧翼后方，从根本上改变江西反“围剿”局势，甚至不切实际地要求红军在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湘赣边界，伺机占领南昌、长沙等核心城市。李德直接批评该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的进攻”，完全不符合当时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是一种冒险主义。上海的远东局内部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当时实行这个计划，那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等于自愿消灭中央苏区”。李德后来也承认，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提出了红军向西和向西北的冒险的、不符合实际的行动计划（弗雷德计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行动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对此我应该负责）”。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也同样提出了“跳出外线作战”的主张。在广昌失守后，他于1934年6月再次向中央提议，向西突围转移，进入湖南境内机动作战，把红军从被动挨打的内线消耗中解救出来。毛泽东还认为这个方法本是击败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策略，但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却没有同意。这与弗雷德在“湖南计划”中提出的主动出击外线的构想虽略有差异，但在大方向上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方案起初遭到普遍质疑后，弗雷德转而说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让其转而支持“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的核心判断，这一战略预判也成为此后长征最初设定转移方向的最早思想源头。尽管该计划最初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的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明确表态反对这一冒险方案，但后续中央红军长征的突围方向、最初预设的战略落脚区域，都与“湖南计划”的初始设定高度吻合，完美复刻，是长征决策最早的动议和雏形。而这一整套战略构想的最初原点，正是藏身于上海租界内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秘密机关。

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举棋不定，难以下定决心，提出“两个方案”，征询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决定，请求共产国际指示。16日，共产国际在对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进行审议后复电，原则上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计划，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提到过：“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1934年8月返回莫斯科的埃韦特，于8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向“湖南一线寻找突破口”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并认为“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土地并以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其他省建立新的苏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95号记录（摘录）》（1934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1931-1937）》，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博古随后于1934年9月17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7日于瑞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1931-1937）》，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这份请示电显示，中共中央已由6月初纠结于“两个方案”的审慎权衡，明确转变为提出“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的清晰目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终于明白了中共中央是要立即进行战略转移了，于9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1931-1937）》，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页）从而同意了先前曾集体否定的，作为长征决策初始源头的“湖南计划”，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是把湖南作为最初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长征前夕，上海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历尽艰险传送情报，为红军顺利突围长征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时间窗口。1934年初，上海中央特科派情报员项与年打入莫雄（长期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担任司令的江西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任情报参谋。9月底，莫雄受邀参加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会后他将这份关系红军生死的绝密“围剿”计划带出。项与年冲破层层封锁，冒死把这份关键文件亲自送到瑞金的周恩来手中。这份情报让中共中央完整掌握了国民党军“铁桶合围”的部署详情，清晰预判出包围圈即将快速合拢的极端危局，直接推动中央作出决断，赶在敌人的封锁合围体系完全成型之前，提前启动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于1934年9月间通过无线电监听，连续获悉国民党军队即将发起总攻，中央苏区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形势。这一系列情报对促使红军尽快启动长征有重要意义，构成了中共中央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依据，在绝境中为中央红军主力赢得了跳出包围圈的宝贵时机。

跨越山海——从打通国际联络到长征叙事的国际传播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出发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红军仍坚持“大搬家”式的被动行军，大量辎重设备随军行动，严重拖慢了部队的机动性，直至湘江战役后，8.6万红军锐减至不足3万人，部队上下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中国革命濒临覆灭的边缘。1934年12月起，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等三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老城召开，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公开亮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已经从突破围追堵截、保存革命火种的生存需求，进一步提升到将自身命运与全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绑定的全新发展阶段。

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不幸损毁，导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彻底中断，遵义会议及会后重大人事变动均未能及时向共产国际报告。因此，中央在途经云南时就计划派陈云、潘汉年分批赴沪，恢复白区工作、尽快与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取得联系，打通国际联络线。此一计划因交通受阻未能成行。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在泸定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上雪山草地，委派陈云以中央代表身份即刻赴上海，一边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一边设法联系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等中央和红军的最新情况。上海成为中央特派员接续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中转站。

1935年6月，潘汉年先行抵沪，可惜此时共产国际驻华机关因华尔顿刚刚被捕（即怪西人案）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已无实际负责人在沪。在这样的绝境下，潘汉年写下书面报告，直接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这份报告几经辗转传递，是共产国际在1935年8月1日收到的第一份来自长征前线的书面文本，打破了此前共产国际只能通过零散报刊消息拼凑红军军事动向的被动局面。它为后续陈云抵达上海、两人共同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正式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铺平了道路。陈云7月由四川重庆历经千里辗转到达上海，抵沪后他化名入住新永安街永安旅馆，即刻察觉上海白色恐怖的凶险远超预想。此时正值上海临时中央局、共青团中央局接连遭遇毁灭性破坏，登报叛变且认识他的人员多达70余人，他只得暂且隐蔽待援。与此同时，陈云通过其下榻的旅馆电话簿查到上海江西路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的电话。章乃器是陈云昔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亲密同事章秋阳（曾任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书记）的兄长。凭借这层人脉渊源，双方本就相熟。陈云打电话请他约章秋阳见面。章秋阳当时公开身份是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兼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但“仍做党的外围掩护工作”。后经章秋阳与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何实嗣取得联系，了解到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又通过他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注：即苏联人麦克道诺夫，根据时任军委和特科在沪负责人刘仲华日后的自述，“麦克道诺夫管去苏联的同志”）接上关系，初步完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的任务。然后又经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先行抵达上海的潘汉年取得联系。潘渭年与妻子吕鉴莹留守上海运营的秘密住所，是陈云与潘汉年事先约定的核心地下联络点，陈云抵沪后正是通过这个联络点顺利与潘汉年接上组织关系，敲定了白区地下工作的后续安排。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获悉陈云抵沪的险境后，认为陈云、潘汉年等主要负责干部在上海已难以立足，当即作出指示，安排陈云与潘汉年等人分批撤离上海前往苏联。特科成员朱军与夫人专门负责陈云的安全掩护工作，为他安排了专属的隐蔽住处，让他在等候赴苏的这段时间里彻底摆脱了被叛徒搜捕的风险。陈云后来写道：“我住在朱军处很安全。安全地住进去，安全地离开他家，从上海到苏联。”1935年8月上旬，通过宋庆龄的帮助，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开着一辆高档的福特轿车，把陈云和陈潭秋顺利地送上一艘苏联货轮，同行的还有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七八人。

陈云在日后回忆中写道，1935年盛夏，他与陈潭秋、杨之华及何叔衡的女儿等共七八位同志，从上海秘密登上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为了彻底规避沿途国民党特务的盘查，苏方公安人员特意持枪伪装成押送走私犯的模样，将一行人“押解”至海参崴公安局，完成身份掩护后，大家在公安局内换上西装休整两天，随即换乘长途火车奔赴莫斯科。陈云抵达莫斯科后化名史平，正式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5年10月15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做专题报告，完整汇报了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全部情况，让共产国际第一次全面、真实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全貌，彻底打通了中断近一年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通道。

在上海等候赴苏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云开始梳理长征见闻，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初稿（最后正式出版时专门注明1935年8月写于上海），并将手稿随身带往莫斯科最终定稿，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由长征亲历者撰写、系统向外界介绍长征真相的公开出版物。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第一视角展开叙述，该书用大量亲历的鲜活细节，首次向外界完整、客观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打破了国民党反动舆论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红军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实面貌，对红军英勇事迹和长征精神作了初步凝练。该份书稿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正式刊发并后续连载；之后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传播红军长征的史诗传奇。该书随后又突破国民党严苛的书报审查，辗转秘密传回国内。1937年4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上海也就此成为了长征传奇的国际传播主要窗口。

《随军西行见闻录》书影

紧随其后，1936年初，美国记者斯诺渴望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先与宋庆龄取得联系，随后宋庆龄通过上海中共党组织与陕北中央取得联系，专门搭建了一条绝密交通线，由专人护送斯诺与马海德医生突破层层封锁，于1936年7月顺利抵达陕北保安。斯诺由此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共革命根据地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史诗的外国记者。在近四个月的实地考察中，斯诺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进行了数十次长谈，完整记录下长征从战略转移、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到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的全部史诗细节，同时走访前线部队与乡村农户，收集了大量红军指战员的一手口述素材。斯诺将陕北实地采访所得的一手素材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球20余个国家发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多年的舆论封锁与污名化宣传，让世界首次完整知晓中共与红军长征的真实全貌，改变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方式。这本书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赢得了全球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一个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年代，更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认识长征与中国革命的起点，使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跨越了民族文化的藩篱，最终升华为能够引发全球广泛共鸣的国际叙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秘密电台与长征通信生命线

上海是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源地，更是长征史诗中的“隐形通信大后方”，从长征前的人才输送、装备筹备，到长征中的技术支撑、联络恢复，再到长征后的电波传承，上海的秘密电台力量始终与长征命运深度联结，留下了一系列关键的红色通信传奇。

1929年，中共在上海大西路福康里9号（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建成了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由李强、张沈川担任报务员。上海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进行通信联络的重要中转地。早在长征前，以上海为起点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就已经持续数年向中央苏区输送无线电技术骨干、电台元器件、药品和经费，为即将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提前搭建起全套通信与物资保障体系。这条线路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水陆并用，辗转约3000公里，沿途设有数十个秘密交通站，也是中央苏区对外联络的“生命线”。中央红军长征前，几乎所有核心无线电技术骨干，譬如曾三、涂作潮、伍云甫，都是由上海中央特科培训、沿秘密交通线先后进入瑞金的。1931年后，上海党组织先后将数十名精通无线电技术的党团员输送到中央苏区，和苏区本地培养的技术人员一道，组建起军委无线电总队，为长征中的红军打造了“千里眼顺风耳”。长征路上，这些从上海出发的无线电通信员带着电台翻雪山、过草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障了中央军委与各主力军团的通信从未中断。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可惜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不幸损毁，自此彻底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诚如潘汉年在上海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函中所汇报的：“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之后，［中共］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中国］红2、6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年6月2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1931-1937）》，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49页）

而上海这边的情况则是，1934年10月长征前，上海地下电台是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最核心的无线电中转节点。就在红军主力踏上万里征途的这两年间，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遇数次毁灭性大破坏。1934年10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留在上海能与共产国际（莫斯科）联系的2部电台（以及1部备用电台）全部被敌人破坏，由此与电台有关的所有人员相继被逮捕，直接导致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台联系彻底中断。吊诡的是，恰恰是这条跨国无线电通道的断裂，从此没有了共产国际经常脱离实际的遥控指挥，中国革命反而迎来了意外转机，可谓因祸得福。上海秘密电台暴露本来是个偶然事件，然而它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却成为历史必然进程中的特殊推动因素。它切断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让党得以在排除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调整军事与组织路线，短时段内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客观条件，长时段中加速了中共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

上海中央局的地下电台被破坏后，上海就只剩下中央军委及特科掌握的电台系统。根据毛齐华（中央特科地下电台负责人）回忆录自述：“中共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除给上海中央局留下两个地下电台负责联系外，另在上海还留有一个由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领导的系统，该系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与我经常有联系。”（毛齐华：《风雨征程：毛齐华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82页）接着刘仲华接到撤往苏联的通知，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遂由王世英接任。随后，王世英、毛齐华于1935年下半年带军委机关和中央特科撤出上海前往天津。撤出前，王世英在上海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即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由邱吉夫负责，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徐强负责情报，徐强之妻李云负责与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李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情怀》中这样写道：“王世英1935年调离上海，由邱吉夫接替负责全面工作，同时掌管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我的丈夫徐强（化名老金）则是特科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李云：《往事与情怀》，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然而，可惜的是，依据现有史料，这部电台似乎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按照毛齐华的回忆，“1934年9月（注：实际为10月），由于叛徒供出了我们的电台，我们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毛齐华：《风雨征程：毛齐华回忆录》，第87页）而由毛齐华亲自装配组装且领导的两部电台则移交给随后的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然而，遗憾的是电台一直未能与中央根据地的电台联系上。毛齐华后来在西安时才得知这2部电台的最终结局。1935年12月，“上海地下电台又一次遭到破坏”。（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总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1936年毛齐华在瓦窑堡见到周恩来，“我问有没有接到上海地下电台的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紧张地忙于长征，已顾不上这些了！’这是后话。”（毛齐华：《风雨征程：毛齐华回忆录》，第86页）

鲜为人知的是，长征期间，在中共组织系统之外，上海还有一部秘密电台，可以不时收悉长征中的红军发来的电讯。宋庆龄依托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公开身份掩护，在其愚园路寓所的阁楼，架设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两个年轻的德共女党员（即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通过这部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着通讯联系。这座电台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与外部世界恢复通信的关键枢纽。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第一封电报，正是在这处寓所里被接收的。有关这座电台的建立情况大致是，1935年，受共产国际中国组委托，路易·艾黎与英共党员、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甘普霖，在艾黎愚园路寓所顶楼架设起秘密电台。甘普霖利用职业便利从电力干线私接电源，避开电表走电，专挑深夜小功率收发报，还定期转移电台规避巡捕侦测，长期稳定运行。

更为关键的是，1935年到1936年初，从国民党俘虏营脱险后辗转回到上海的中共党员刘鼎，随后通过蔡叔厚（中央特科及共产国际中国组成员）的关系，经史沫特莱引荐，长期隐蔽在艾黎寓所内，化名查尔斯，住了将近半年。他成为串联起上海的路易·艾黎秘密电台与陕北苏区地下通信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条隐蔽通信网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刘鼎早年在中央特科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最早对接路易·艾黎、甘普霖等国际进步友人的中共党员之一。

在艾黎寓所那间不起眼的顶楼小屋里，一部秘密电台悄然运转。正是靠着它，外界才得以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中，持续获取队伍的行迹音讯，它也成了那段特殊时期里，连接外界与长征红军的几乎唯一的通讯生命线与核心枢纽。1935年10月底，宋庆龄等人在此第一时间收到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的捷报，借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由头办了小型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格兰尼奇夫妇和地下党负责人刘鼎悉数到场，平日不饮酒的众人纷纷举杯庆贺。11月7日，宋庆龄化名“苏西”致信艾黎，盛赞万里转战的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艾黎后来也在回忆刘鼎的文章中郑重记下了这份跨越山海的胜利喜悦。这份从上海向全球扩散的捷报，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传到全世界的第一份电报。

更重要的是，上海方面给予了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宝贵的经济支援，在红军立足未稳、物资极度匮乏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1936年，中央红军刚抵达陕北，经济异常困难，中央机关多次断炊。在此危难之际，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其能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弟弟宋子文借款5万美元。而此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因政见冲突早已决裂，但她没有告知中共，而是独自扛下了全部重担。她先是拿出自己名下唯一一处值钱的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到银行抵押，又取出孙中山的抚恤金与毕生稿费积蓄，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这笔经费的筹措。这笔冒着巨大风险筹来的款项，最后经由上海的地下交通网络秘密送达陕北苏区，在中央红军刚结束长征、最缺冬装与药品的危难之际解了燃眉之急。因宋庆龄守口如瓶，毛、周等领导人均以为那笔钱是她从宋子文处借来的。直到1969年3月，宋庆龄在给廖梦醒的信中才首次提及“1954年底潘汉年将毛泽东的还款交给她”的真相，宋庆龄在信中提到，“（这笔钱）是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的钱（他不知道，自从1927年我去莫斯科后宋子文跟我就分道扬镳了）。不久，这笔以前我赖以为生的钱又再次送回给我。”这段隐情由此印证了历史。

结语

回望九十年前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征途，上海虽未成为长征炮火硝烟的现场，却始终以隐秘战线的特殊方式，深度嵌入长征史诗传奇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长征决策的最早思想源头及最初设定的战略转移方向即是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顶层酝酿的“湖南计划”。长征前夕，上海中央特科成员项与年奋不顾身星夜传递“铁桶围剿”绝密情报，直接推动长征提前启动。上海不仅为中央苏区输送了核心无线电技术骨干，还在愚园路路易·艾黎寓所架设起秘密电台，维系着外界与红军长征之间的通信生命线。在陕北苏区危难之际，宋庆龄在上海秘密筹措的5万美元救命经费为历经艰险落脚陕北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陈云潜回上海则打通了中断近一年的国际联络通道，《随军西行见闻录》向国统区公众系统介绍了长征真相，宋庆龄派人护送斯诺赴陕北更是最终促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在全球的传播。从黄浦江畔的隐秘弄堂到万水千山的长征征途，上海始终以隐蔽战线的独特方式，为长征胜利筑牢了看不见的后方支撑，是长征传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