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归原生地已无路可走！为了避免灭绝，人类开启危险跨界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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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搬家就等死？面对即将灭绝的物种，科学家们把一种被毒蛇逼上绝路的小鸟送往一个全新的世界……这边是本文重点：保护性引入（conservat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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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气候变化、入侵物种、栖息地变化正在压缩一些野生物种的生存空间。在原生分布区已难以保障种群存续，人工繁育、原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仍无法解决问题时，把物种迁往其历史分布区以外的地点，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不过，这类保护行动伴随着生态风险，也涉及当地社区的文化联系、利益诉求和决策权。

2026年10月，《保护科学与实践》期刊（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发表了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FWS) 的杰西·德埃利亚（Jesse D'Elia）等人撰写的观点文章《在变化的世界中审慎承担保护风险：迁移物种》（Taking smart conservation risks: Moving species in a changing world）。该文介绍了一套保护引入决策支持框架，重点讨论如何在灭绝风险、生态不确定性和社会文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作出有依据、可追溯并能随新证据调整的保护决策。

（图文无关）在IUCN的受威胁等级中，EX（灭绝）指该分类单元最后一个个体已经死亡；EW（野外灭绝）指仅存个体全部处于圈养或引入种群状态，野外已无繁殖群体。上图是位于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内的“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石碑，用来提示人们生物多样性危机。这座设施由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研究员郭耕设计并筹建，于1999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正式落成，是我国第一座以物种灭绝为主题的户外纪念性科普设施。上图摄影 ©郭耕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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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迁移的风险，

需要与“不采取行动”的风险一起评估

保护性引入（conservation introduction）是指将物种迁移到其原生分布区以外的地点，以实现保护目标。

它与重引入（reintroduction）有所区别：重引入通常是将物种重新引入其历史分布区；保护性引入则涉及物种原本没有自然分布记录的区域。

麋鹿原生于中国，历史上分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等地。其野外种群在中国早已消失；中国境内最后的圈养种群约于1900年前后消失，此后物种依靠海外种群延续。早期从中国带到欧洲的麋鹿经圈养繁殖，英国乌邦寺庄园的种群成为后来恢复种群的重要来源。1985年，22只麋鹿从英国运抵北京，其中20只送至南海子、2只送往上海动物园；1986年另有39只从英国动物园运至江苏大丰。相关科学文献将这些发生在历史分布区内的项目称为“重引入”（reintroduction），而不是“保护性引入”。上图是江苏大丰的麋鹿。麋鹿摄影：©李东明

这类迁移可能帮助濒临灭绝的物种建立新的野生种群，也可能恢复已经丧失的生态功能，或推动生态系统向预期状态转变。但一旦物种进入新环境后，能否建立可持续种群，是否会与当地物种竞争、发生杂交，或传播疾病和寄生虫？……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迁入地的环境条件、承载能力和生态关系，也可能与迁出地存在显著差异。

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太平洋地区保护引入工作组（USFWS Pacific Region Conservation Introductions Working Group）于2024年制定了一套决策支持框架。此次论文介绍了该框架的理念、结构及其应用经验。框架的形成吸收了200多名参与者的意见，包括联邦和州政府机构、部落组织、原住民社区及自然保护组织等。

这篇文章提出，评估物种迁移时，必须把迁移可能造成的损害与维持现状可能导致的后果放在同一决策体系中。如果物种在原生栖息地持续衰退，亦或者人工繁育种群也面临灭绝风险，那么，“不迁移”同样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只计算迁移后的潜在风险，却忽略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可能就会导致保护决策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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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獾（学名：Sarcophilus harrisii）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特有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种可在个体间传播的致命癌症“袋獾面部肿瘤病”（DFTD）在野生种群中蔓延，导致其野外数量锐减超过80%。科学模型曾预测袋獾可能在25~35年内野外灭绝。然后2012年，澳大利亚保护团队将无病害的圈养袋獾引入到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东海岸外海的玛丽亚岛（Maria Island）。玛丽亚岛并不属于袋獾的历史分布区，但当地没有这种传染性肿瘤。这一保护性引入项目成功建立了一个健康的“保险种群”，为该物种的长期繁衍提供了重要保障。上图是2010年12月10日，拍摄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塔兰纳的塔斯马尼亚恶魔保护公园内的一头袋獾。©JJ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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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覆盖决策全过程的框架

这套框架包含6个相互衔接的环节：界定保护问题并开展利益相关方参与，确定保护目标，评估实施可行性，提出备选方案，评估风险并预测结果，最后选择行动方案。

实际决策需要回答一系列具体问题。比如说，保护目标是降低全球灭绝风险，还是恢复某一地区的生态功能？迁入地是否具备适宜栖息地？迁移会给当地物种和生态系统带来什么影响？人工繁育、原地保护或暂缓行动是否仍有可行性？项目需要多少资金，能否长期监测，以及，万一出现严重负面后果时是否存在退出方案？

©fws曾经发布的一个报告

这个框架要求明确记录决策依据、关键假设、风险和不确定性，并允许随着新信息出现重新审视先前的判断。生态风险评估仍然重要，但还需要考虑社会接受程度、文化联系、合作伙伴之间的责任划分，以及迁出地和迁入地社区各自承担的影响。

当地社区的参与是一个尤为关键的因素。某个物种可能具有特殊的文化或精神意义，其迁移涉及的也可能是当地居民长期形成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文化关系。文章因此强调，应尽早让受影响群体参与保护问题的界定和方案讨论，清楚的说明决策目标、备选方案及潜在风险。参与过程需要时间和资源，但有助于识别单纯的生态模型难以反映的问题。

关岛翠鸟（Sihek）的案例，决策框架。论文出处：https://doi.org/10.1111/csp2.70408

这套框架也考虑到了紧急情况。毕竟，面对迫近的灭绝风险，决策者可能没有条件开展长期研究。此时可以根据风险程度和行动紧迫性调整决策流程，但仍应尽可能比较不同方案的预期结果，明确现有证据的局限，并保留后续调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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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引入的另外一个案例——假蜜鸟（学名：Notiomystis cincta，毛利语称“Hihi”），新西兰特有的一种珍稀鸟类。由于欧洲移民引入的大鼠、猫等哺乳动物捕食，该物种在19世纪末几乎从新西兰主岛完全消失，仅残存于小巴里尔岛（Little Barrier Island）。为了防止单一栖息地遭遇灾难性事件导致物种灭绝，保护部门将其引入到新西兰境内多个历史上并无确凿分布记录的无天敌离岸岛屿（如卡皮蒂岛等）。这些保护性引入措施成功扩大了假蜜鸟的分布范围，使其野生种群数量逐步回升。摄影师：©Charles J. Sharp（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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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翠鸟的案例

举个例子。关岛翠鸟（Sihek）是太平洋岛屿——关岛的一种特有鸟类。由于外来入侵的褐树蛇（Boiga irregularis）捕食，该物种自1988年起在野外灭绝。人工繁育项目使其得以继续存续，但圈养种群受到饲养空间限制，并面临种群数量和遗传方面的风险。褐树蛇带来的威胁长期存在，短期内也难以确保关岛恢复适宜的野外生存条件。

关岛翠鸟（学名：Todiramphus cinnamominus，当地查莫罗语称Sihek）原产于关岛，是密克罗尼西亚翠鸟的指名亚种。照片中这只位于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个体即属于该人工繁育复育计划的一部分。©Mostly Dross（CC BY 2.0）

一头棕树蛇（学名：Boiga irregularis）的头部特写。棕树蛇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北部、印度尼西亚东部及美拉尼西亚，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被意外引入关岛，对当地的生态与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关岛本地缺乏天敌且猎物充足，其种群数量呈爆炸式增长。由于岛上鸟类长期在缺乏树栖捕食者的环境中演化，面对夜行且善于攀爬的棕树蛇几乎没有防御能力，包括前面提到的关岛翠鸟在内的多种特有鸟类因此在野外灭绝。此外，棕树蛇频繁攀爬电力设施，导致关岛多次大面积停电，对当地电力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图片由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USDA/APHIS）野生动物服务局于2013年8月26日拍摄（CC BY 2.0）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将所有个体留在圈养环境中，同样存在风险。保护人员需要权衡多种选择，包括维持现状、加强原地保护、尝试重新引入关岛，以及将物种迁往原生分布区以外的地点。

2024年，首批9只人工繁育的关岛翠鸟被放归到距关岛5000多公里的帕尔米拉环礁（Palmyra Atoll）。这便是属于保护性引入了。这一行动有望增加物种的全球种群数量，降低完全依赖圈养繁育所带来的遗传和种群风险，同时为未来在解决褐树蛇威胁后重新引入关岛积累经验。

从太平洋的关岛（左上角处）到帕尔迈拉环礁（中心红点），5000多公里。感觉一下。

这个决策过程，也考虑了关岛原住民查莫罗人（CHamoru）的文化联系、当地社区意见、生态影响、经济成本和长期合作等因素。关岛翠鸟具有深厚的文化与精神意义，其在关岛野外消失带来的损失也涉及当地文化层面。因此，迁移决策需要同时考虑物种的生物学存续和人群与物种之间的关系。

这一案例也说明，保护性引入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越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物种，往往越缺少可靠的生态数据。对于已经在野外灭绝的物种，研究人员可能无法准确预测其在新环境中的繁殖表现、种群增长速度，以及与当地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缺乏数据不代表风险不存在，亦不可简单地作为无限期推迟决策的理由。

该论文提出的框架并不预设物种迁移一定是正确选择。它提供的是一套有明确步骤的决策方法，帮助保护人员比较可行方案，记录不确定性，听取受影响群体的意见，并根据风险和紧迫程度确定行动方式。最终是否迁移，仍须取决于具体物种、迁入地生态条件、社会文化背景及可用证据。对保护实践来说，关键在于让风险评估覆盖完整的决策情境：迁移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不迁移又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哪些风险能够监测和控制，哪些损害可能难以逆转。只有把这些问题纳入同一套透明的评估程序，保护决策才更有可能经得起后续检验。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全文：
Taking smart conservation risks: Moving spe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https://doi.org/10.1111/csp2.70408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 2026, 8(10), e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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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海诗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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