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怎么在难里走

改革怎么在难里走

——一位“小山变大山”全程参与者对年轻研究者的回应

今年2月，宁国籍武汉大学的二年级研究生程培炎在网上发表《小山变大山：林地改革的出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田野敏感、有问题意识、有记录能力的年轻研究者。这是一篇难得的、能够相对深入观察改革的文章。

因为对整个改革历程比较熟悉，我几乎可以马上对号入座文中说的所有事件和地点。该文关于改革的一些描述，与我曾经写过的相似，大概率是看了我写的公众号，感谢关注。如果能够更耐心、更完整地阅读，您的观点可能会有所改变。

程硕士的文章能让外界看到宁国山核桃林权改革的一些真实困难。记录有价值，但用片段来下整体判断，对改革过程存在一些选择性截取和失真描述，总体不够积极。越是看似真实贴近田野的困难叙事，越有可能导致外界包括宁国人误解改革。不是说旁观没有价值——旁观可以记录、可以反思、可以提问。但如果旁观者缺乏参与者的过程知识和责任意识，就容易写出“看似真实而深入、实则有一定偏颇”的文章。

我的文字不是中立学术评估，而是提供一名全程参与者的一些解释、思想和校正。所有的改革，无非是解决“利”和“人”的问题。

一、先校正几个具体事实

程文说“补偿标准很难让所有农户满意，极易引发邻里矛盾”。这个判断必须纠正。改革以后，村民组小的纠纷变少了而不是变多了。以C组为例，改革前，每年采收时候有5—7起纠纷，现在几乎没有。从这一点看，作者的调研对象有偏颇，这是不少没有参加改革的林农或者村干部的既定假设。

程文说改革主要针对两类人：留村老人和长期进城务工者。这不完全准确。从一开始推出改革，恰恰是针对这个产业的主力军。我认识的大部分林农就是主力军，或者说主要以山核桃为生，他们更需要改革。没有劳动力的林农不需要改革，自然会放弃或者自寻出路。

程文说该组2022年签署共同禁用除草剂的协议并公证，“小山变大山”的基本前提就是全组禁用除草剂。时间需要校正：这个组的改革在2023年，而整组自发禁用除草剂在2020年初。

程文说“谁来管林”是改革预设，其现实必要性仍需审慎论证。这不属于预设，是现实问题。改革是为了未来铺路，不管谁来接盘，都需要规模化。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培育本土托管群体，5年来仅仅培养62个，道路极其艰辛。谁来“管林”不需验证，必须面对。

程文引一位林农说：“我的这块林地明显会更好……我不想放弃我这块好地。”您举例的林农非常有代表性，其说法预设了“变大山”就是要拿走他的好地。两个可能：一种人没理解改革，另一种则是短期内改变不了的人。我现在把这种人列入20%的行列，他可以不参加改革。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想得通，也没必要。如果每家都坚持“我每一块都最好，都不能动”，零碎格局永远破不了。改革就是林农解决自己的问题，按自己的方式，保住大片好山场不变，减少零星块数。零星的很多是鸡肋。改革一开始就必须考虑林农现实利益不受损，我总结的“六个坚持”对此有说明。

程文说选择推行改革的小组都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易改小组”，原因是人口空心化、进城务工多、土地零散。这种情况几乎是主产区村民组共性，7队并无特殊性。需要说明的是，810灾情中这里并不是甲路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最严重的几个组反而至今并未改革。真的是“自然好推”，还是有人长期付出、示范带动、反复工作？至于7组，从宁国产区第一个自发禁用除草剂到完成改革，历经3年。最关键因子是一个人，就是您打电话向他了解的C组长。实践证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村民组；一个书记可以改变一个村、一个乡镇。

程文说“改革并未完全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因为多数林户仅承接零星林地，连片面积未达国储林入场“连片不低于500亩”的核心条件。这是对政策理解有误区，会强化读者对改革效果的疑虑。改革本来就处于改革初期，什么叫“政策预期效果”？什么叫“未达预期”？任何改革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加入国储林项目不是改革的目的，而国储林项目是改革的工具。我的设想，这场改革工作是十年，从一轮改革到二轮改革，从经营权到承包权，不断培育托管主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走出实质性第一步、思想有松动，这就是政策预期。7队1千多亩，当然符合国储林项目条件，但是是否加入国储林项目选择权在林农自己，谁想通了谁先干，这就是我的逻辑。现状是，想通了，项目没了，机会没了。

我觉得有一半林农行动了，就超出预期了。您看到的指标设定只是一个约束指标，必须有，我把它称之为“跳起来摘桃子”，但在具体执行中也会有一定弹性。

二、这是一场内生的改革，不是外生性改革

程文的核心判断之一是：改革是外生性改革，激励消退，热情随之消退。这句话值得商榷，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小山变大山”本质上是内生性改革，不能因为外部激励的存在和重要作用，否定改革性质。判断一场改革是内生还是外生，不能看“有没有外部激励”，而要看改革要解决谁的问题、谁是改革主体、动力从哪里来、共识在哪里形成。改革要解决的是林农自己的痛点，不是外部强加的任务。改革的主体是林农，经营权和承包权微调在组内完成，不是政府下的命令。很多地方第一步没迈出去，是因为激励还在的时候，乡村两级没有抓住机会去组织、去动员、去形成氛围；现在落后的困境，自身不作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不能怨天尤人。如果定性为“外生性改革”，让外界对改革过程产生错误理解。

激励消退是事实，但很多地方热情根本没点燃，何来消退？同等政策下村组进度差异巨大，关键在乡村两级是否组织动员、村民组是否有带头人。

举例：梅村村27个组，完成改革20个；甲路镇石门村14个组，完成4个；大龙村37个村民组，完成11个；南极村23个村民组，完成1个。这种不平衡本身说明，改革有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不是条件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人到不到位的问题。很多地方热情根本没点燃，谈不上消退；真正卡住改革的，是乡村两级是否沉下去组织动员、村民组是否有愿意奉献的带头人、群众是否真正理解改革要干什么。真正能让改革持续的，是氛围、大势和自发性。

都说现有政策激励降低、单轨不适用等，有其客观的一面，但应该看到积极的一面：今年仍然有13个组完成改革，万家乡西泉村两个组改革成功，我早就了解那个组，一直不看好，同样是因为人，因为新荣一点一滴的努力，化解了冰冻。目前南极乡还有两个组准备改革。

从不理解不支持单轨，到至少3个村民组自筹配套安装单轨。从五年以前，100万一个组也无法推动的改革，到现在10万可以推动。

改革初期，真干的、假干的、观望的、投机的、应付的、搭便车的，当然都会有。我都会包容。改革进程也会有起伏、有波折，这是任何一次改革的常态。“改革退潮”不够准确，因为不仅有“势”的消退，也有“势”的生成。改革需要耐心，评价改革同样需要耐心和包容。 改革并未大功告成，正处于“势”的积累期。用实践理性看，才知道难中有路。

我认同外部刺激的重要性，外部激励不只是给农民的，也是给干部的启动信号。没有政策激励、没有考核压力、没有上级支持，很多干部也会选择“舒适区”。但激励当然只是外部条件，不是改革的根本动力。扶上马走一程，关键是要怎么扶、扶多久？

三、国储林项目：困难是事实，但不是全部

关于国储林项目，30年托管协议周期、产量虚报这些，都是事实。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程文看到了现象，但对问题根源的讨论还可以再展开。前期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细致，都成为个别人虚报的理由：主干道基本硬化了，不行，要全部；发了有机肥，不行，还要帮忙下；单轨修10公里，不行，要全覆盖；支路修好了，不行，要到每一片。凡此种种，是不是“骆驼进帐篷”？我看，还是缺乏契约精神，这才是真实的农村和农民。

缺乏契约精神的林农毕竟只是少数；即便虚报、拖延，连续两年，参加农户还是全部缴纳，而且林农都认账并知道后期产量关联。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很大成功。林农上缴现金无异于“洞中拔蛇”，我们这么做也算逆势而动。但是，有更好的方法吗？另外，前8年国储林贷款是免息的。

这种“二段式”方式对国有平台当然不是最优解，而确实是现实的最优解，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同时对企业也是机遇，是有盈利的可能性，考验的是经营能力。

程文说“林投现在只能让农民不再缴费、大幅降低林地投入的标准来减少损失……并不利于后期规模化经营”。这话说得有点过。方案B每亩投资1000元，一个组1000亩就是100万，这在过去40年历史上有过，除了C组以外只有一个组。未来十年，政府几乎不可能无偿在一个组投入100万基础设施。这种投资强度，基本上能解决大问题了。

程文把“未来接手”过于窄化成了“林投/国储林”，容易引起错觉，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改革为林投做嫁衣，这也是一些人的误解或者偏见。事实上，林投公司愿意站出来，纳入国储林的1万亩、10个组的300多户林农应该庆幸才对，整个制度设计中，风险和不确定性主要在平台公司；能否在二三产上形成规模增量效益，对平台公司既是机遇也是巨大压力。没有人愿意做短期内看不到即时、显性回报的事情。

改革是为多种经营主体铺路、为林农未来管理提供便利。未来接手者可以多元：经营大户、新农人、村民组内部托管、熟人社会内的互换、托管、联户经营、外来资本、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等。把面临的暂时困难当作衡量改革成效的尺子，会造成“改革为林投铺垫、林投接不住则改革未达预期”的误读；把改革成效又绑在林投的账本上，很容易让公众形成对改革的误解。

当局者未必迷。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国储林项目已经走到尽头，下一步项目在哪里；而且不用你讨论，国有平台改革不会干这种有未来预期但暂时无收益的事情。程硕士所说的高标准农田类似的林业领域项目，我估计10年以内不会出现。“唯有上级专项资金托底，才能形成‘上级出大头、地方补一点、村民筹一点’的多元投入格局”，真相会让你失望。

四、我是怎么动员的

我在参加的60多次改革宣传发动会上是如何现场回应这些问题的？

不舍不得。首先不能再打除草剂？为什么？除草剂当然不会导致所有问题，但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是除草剂。禁用必须百分百，字都不敢签，谈何禁用。为什么改革？其实大家一直在换，有人走在前面，吃着亏换大块，受益没受益呢，你们自己了解。现在不换，下一代能换？你留给他们的是十几块还是几块？零星和小块他们能守住？地方都找不到。你这十几块二十块山场，包给别人谁会要？现在大家一起干，统一标准，多难得的机会。当然，自家最好的几块别动，我知道也动不了。但也别总是盯着芝麻丢西瓜，再好的芝麻也是芝麻。先试三年，不行退回来！我们要求参与率80%以上，一株也算参与，打点小算盘也正常，但别骗我，想从我这骗钱不容易。领导组成员带头先换；不管用什么办法，把每家每户山场数量降下来，把零星利用这次机会换出去、卖出去。政府的资金也不多，奖励那些先干的、干得好的，干得越好奖励越多。我们鼓励托管大户出现，支持托管大户，用工保险兜底，每一个都是宝贝。

林农不是傻子，走出第一步有多难啊，要相信他们的智慧，不要过多干预。

我是这么动员，也是这么操作的。改革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条件是否被创造出来。但是，不可否认，部分林农的自私和策略性行为也在阻碍改革。

真正意义上的本级财政支持只有2022—2024年。你写的是改革为什么难，我写的是“改革怎么在难里走”。程文写的难处，多是藏在林农心中的种种“小”，还可以写得更彻底。我做的是如何让林农突破自我的“小”。当然，我参与的改革真实成功率也只有80%。

我的文章是我做事的工具；我的理论是用的理论，不是看的理论。我从没有天真地认为“一次改革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只是第一步。改革的实际逻辑是“保住大片好山场不动，只减少零星鸡肋地块”。如果这样，林农那句“我不想放弃好地”，恰恰暴露的是林农对改革的误解。

五、我的悲观与希望

回溯和反思整个改革进程有问题吗？当然有。改革自身的执行偏差、政策不细致不一致、农户真实利益冲突等等。

我还更消极的信息：例如，一直无私奉献的C组长，已经坚决请辞组长，他说：心冷了。心冷的不止他一个，我也心生退意。农村坚冰的消融尚待时日。

我越来越觉得，目前山核桃产区最大的悲哀还不是基础设施落后，而是人心没落、人心不古——信任稀缺、组织者稀缺、愿意奉献的人稀缺。这也不完全是农民天生自私，而是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形成。人心没落不完全是农民的错，有组织者没落、干部不沉、信任被透支、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纷繁复杂的原因。人心是靠人带人、事带事带回来的。人心靠温暖，靠人推动，靠信任，靠奉献，靠时间。农村真正的希望，在于有没有愿意奉献的人、有没有沉下去的干部、有没有把人心凝聚起来的过程。

我预感此时（2026年）已经到了这场改革的临界点。改革已经过去5年，虽然在数量上只有四分之一参加改革，但改革几乎家喻户晓。未来是进是退？改革的政治红利已经消退了，而产业发展的颓势仅仅是刹住了车。而我要的不是改革的红利，而是产业的改变、林农的希望。林农是讲究实际的群体，再好的预期也不如现实的一点刺激。三管齐下：诱之以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保持一定的外部刺激，再坚持五年，就一定会成为全面而自发的改革。

过去和目前我们将改革奖补资金几乎用于林农诉求最强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山区的基础设施既是永远的痛，但又是无底洞，有限的资金只能拯救愿意改变的林农；如果林农自己不想、不作改变，修再好的路也无济于事。

六、总结一句

程硕士看重结构约束和现实困难，我不否认现实困难，但更看重人和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和过程大势。所谓事在人为，这或许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程硕士提及的种种困难，在改革以前我是有预见的；如果过多考虑困难，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程硕士也就没有写作此文的机会了。

程文较多呈现了改革初期的一些真实困难，没有更深一层地看到改革对于产业发展的全部意义。或许，这是我期待过高了。

我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和思考这个产业和改革。假以时日，硕士生成长为《小镇喧嚣》作者那样知名社会学者，作为家乡人，我希望他能多一点悲悯、多一分积极。发表观点或文章前调研能更多一点深入，否则研究做得再多、观点再新颖，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帮助也有限。

“N市林地改革未来出路何在，尚待探索。当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此时更需要耐心。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虽然和全篇并无多少关联，纯属礼节性和修辞性的，在此仍表示感谢！

有机会，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平等交流。

我们现在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在帮林农把改变往前推一步——托举这个产业，也托举他们的未来。我坚信，车到山前未必就一定有路，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2026年10月25日

附件：

程培炎｜小山变大山：林地改革的出路何在

新乡土2026-02-23 11:41湖北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官方账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一

中部N市是山核桃经济林种植重镇，全市种植面积40.41万亩，规模居全省第一；山核桃干籽年均产量1万吨，年产值6亿元。全市从事山核桃种植的农户共2.6万户，产业直接惠及7万多农民，主产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5%来自该产业，山核桃树也被林农誉为“摇钱树”。

1981年林业“三定”时，为体现分山公平，山场分配到户十分分散，承包权碎片化严重，加之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村户人口变化，该市在这期间历经 “经济林小调整” 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两次林业改革，但改革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一山多户、一户多山”的林地分散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山核桃主产区平均每户超15块山场，最多一户超过50块。往往是一户需要在不同山地之间开展采收工作，且山地间地块面积不均，往往是一块地只有几亩，甚至只有零星几分地，给农户的林地管理、采收作业带来极大不便。地方政府为了打造标识性地方品牌，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则成为了发展现代林业所依循的路径，因此，近些年N市开始推行“小山变大山”的林地改革。

“小山变大山”的核心宗旨是破除“一山多户、一户多山”的格局，将分散的山场整合为一座山，减少单户林地块数，从而便于其开展林业工作。一般来说，“小山变大山”能够减少农户在山核桃除草、打药、采收上的管理成本。从村落人口的现实背景上来看，“小山变大山”能够匹配两类人群的林地经营需求：一类是留村的老人，但不具备完全林地作业的劳动能力。因此其承包林地缺少劳动力耕作，有整合需求。另一类人群是长期进城务工或者在城中定居，山核桃亩数较少，收益较低。如果为了零星几亩的山核桃选择返乡作业，则得不偿失，这类人群的林地也有整合需求。一般而言，“小山变大山”采取的方式是通过托管(成片、交互)、转让(转包、买断)、互换(等价、差价)等多种流转形式来放活经营权，在本村民小组内微调承包权，通过这种方式来有效降低每户林地块数，便于提升种植户的劳动生产效率。

与“小田并大田”不同的是：

首先，林场的复杂性远高于农田，农田往往以田埂为界，边界清晰，亩数测量便利，但尽管山核桃林虽已完成林地确权，但地表环境复杂，邻户边界仍多有模糊。其次是“小田并大田”和“小山变大山”，虽然两者同为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小田并大田”强调的是承包权稳定不变，“小山变大山”却涉及到承包权是否会发生变更。目前N市“小山变大山”的承包权变更出现了三种模式：第一种，如果是十分明确的地块，权属确定也无争议，双方通过更换或者买卖的形式，经村民组备案则可办理林权证的变更，进行权属固化；第二种模式是对于成片或整组托管的林地，双方自愿确定时限，但一般不低于8年，到期后双方友好协商再确定后续的模式；第三种是对于交互托管或者是小面积托管的，暂不变更林地经营承包关系，保持现状，3年后，根据双方的意愿选择变更、延期或者是终止林权证。“小田并大田”在经过统一规划后几经迭代，经过中央政府资金拨款后，形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统一项目制运行模式，“小田并大田”和农田整治相配套，但“小山变大山”并不一定涉及林地条件改善和整治。综上可见，“小山变大山”的改革难度要远高于“小田并大田”。

二

N市推行“小山变大山”，核心是基于长期愿景：在林业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从业意愿低的背景下，通过改革实现大户托管或国有资本入场托管。

改革的长期愿景，本质是为了应对未来“谁来管林”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农业领域的“谁来种地”高度相似，但在笔者看来，基于山核桃经济林的产业属性，“谁来管林”的改革预设，其现实必要性仍需审慎论证。与普通粮食田不同的是，山核桃经济林的经济产值较高，粮食作物仅能保障农户基本温饱，利润微薄；而山核桃经济林能为林农带来稳定、可观甚至超额的经营收益。当人口老龄化后，经营大户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承包，扩大自己的林地种植面积，采取全程托管或者是部分托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林地经营缺口与利润空间，会自然吸引新农人或经营大户承接，因此谁来“管林”的担忧在现实性上需要进一步验证。

目前来说，“小山变大山”要求的是整组推进，这也是这一林地改革的改革单位的创新之处。以村民组为单位也恰恰是“小山变大山”改革的困难所在。

第一难是农户观念难以转变。农户的观念与保障顾虑根深蒂固，多数林农将山场视为“保命林”，尤其是中老年农户，对山场的依赖度极高，对长达数十年的经营权流转、承包权微调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担心失去土地保障，不愿轻易放弃自主经营权。

第二难是利益平衡的精准度极难把控。每家山场的立地条件、树龄树势、产量、交通便利性差异极大，改革要求以“调整前后面积产量基本不变”为底线，但山场的价值很难精准量化评估。盛果期与幼树林、阳坡与阴坡、路边与深山的地块置换，差价、补偿标准很难让所有农户满意，极易引发邻里矛盾。一些林户告诉笔者：“我的这块林地明显会更好，而且我的树粗壮，产果量大，我不想放弃我这块好地，我如果要并大山的话，我这块利益就损失掉了。”这一点“与小田并大田”就有些相似，“小田并大田”涉及到田亩的分配的平均程度、肥力等条件，“小山变大山”对于林地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小山变大山”的推行在该地面临重重阻力。选择推行小山变大山改革的小组，都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易改小组，这些小组人口空心化严重，进城务工人数较多，土地零散且片数多。以N市的S村为例，该村已推行两个村民小组的“小山变大山”改革，两个组总人口600余人，单组年产量一般在10万斤左右。该组2019年遇台风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大量山核桃林被掩埋，事后排查发现，过量使用除草剂导致地表杂草缺失、水土保持能力下降，是灾害加剧的核心原因。杂草缺失导致无法固土，因此出现了水土流失，加之过量使用除草剂危害树种，导致山核桃树大面积死亡，同时也危害农产品品质，因此该组在2022年签署了共同禁用除草剂的协议，并公证。而“小山变大山”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全组禁用除草剂，因此该组作为最有条件的且组内关系最易协调的小组，成为了“小山变大山”的改革推行地。尽管从数字上来说，已经完成了小山变大山的改革指标，也就是平均每户减少的地块数要达5块以上。其中一组总户数58户，参加改革的户数48户，山场总面积1500亩，平均每户减少的块数达5.73块。全组整合前块数702，整合后的块数427。但改革并未完全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多数林户仅承接了几户外出务工人员的零星林地，未实现大面积置换、流转与整合，连片面积仍未达到国储林入场“连片不低于500亩”的核心条件。

该组“小山变大山”改革能够得以推行，除了农户遭遇到的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也有林业部门制定的政策性奖励的因素。在改革早期实现“小山变大山”改革，每组奖励18万元。这对于该组改善林地基础设施则就较为丰厚，这些资金能用于安装上山单轨、布置林下采集网和修整道路。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地方政府财力吃紧的情况下，缺少上级政策激励的改革则难以调动农户积极性，外生性改革的外部性激励消退的同时，也伴随着村民改革热情的退潮。现在的奖励仅仅是为改革成功的小组奖励500米的单轨，而这一奖励面临“落地难”的困境：小组内山多路陡，500米单轨里程有限；选址问题也成为阻碍单轨落地的原因。而这500米单轨按照规定却无法转化为现金结算，因此这种奖励对于推行改革来说则不再具有吸引力。

三

因为N 市林业部门所进行林地改革既为了推动产业现代化转型，也是为了应对未来劳动人口老龄化趋势。当面对林农老化后，林地托管则成为了应对劳力短缺趋势的对策。因此N市推行“小山变大山”改革的举措，则是为了未来国有资本的林投公司进行全程托管而铺垫的。N市推行“小山变大山”改革的进度在市内并不均衡，一些地方难以推行，一些地方已经在“小山变大山”的基础上开始引入国有资本进行托管。林投公司由当地国有资本借贷成立，与城投类似，核心通过国储林项目分步骤接管林地，接管条件为连片面积不低于500亩且禁用除草剂。

国储林项目的运作逻辑是：林农流转出林地经营权和林木使用权，但林地承包权和林木所有权仍然归林农所有，受让方不得将受让的林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这也是为了缓解林农失地担忧的举措。林投公司与农户签订的托管协议一般达30年。前8年，农户按自身真实年产值的10%缴纳费用，而进行林业工作所需的有机肥、采收网和附件、道路和单轨等由林投公司按每亩4000元的标准投入，此时农户仍然自己负责承包地。而第9年至第30年，根据林农前8年的平均年产量，林投公司与林农七三分成（具体比例可协调），林投占大头，农户占小头，林投则实现全程托管。

需要承认的是改革的设想对于不具备劳动能力，同时林地面积较小的散户来说是利好的，是让利于农户的。但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真实的一成产值的缴纳上，真实产量并不真实。散户（占总林户的绝大多数）的心理是倾向于短期利益的，近些年山核桃价格走高，加之散户对于为期30年的托管协议的稳定性有所顾虑，因此在缴纳10%的产量时，散户会虚报少报自己的产量，以期望少交给林投公司，而获取林投承诺的投入。C村在完成“小山变大山”后，率先实现了国储林项目入场。林投公司在林地基础设施方面初期投入了2000万元，现在从林户处获取的一成产量的总额无法支付前期投入资本的利息，因此面临着亏损和巨大经营压力。林投现在只能让农民不再缴费、大幅降低林地投入的标准来减少损失，但新的问题也就会出现：降低投入标准，生产的便利性和科技化、生态化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并不利于后期规模化经营。可见，小农户的短期利益诉求与林业部门产业长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存在偏差，国有资本背景的林投公司运作国储林面临较大经济压力。

笔者认为，国储林项目前8年的核心任务是完善林地基础设施，但受农户产量虚报、高标准资本投入的双重影响，面临严峻的资金压力。对此，项目需拓宽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应积极向上级林业部门争取专项资金，仿照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成熟模式，打造“高标准林地”。唯有上级专项资金托底，才能形成“上级出大头、地方补一点、村民筹一点”的多元投入格局，缓解当前林地基础设施投入严重失衡的问题。至于8年后项目如何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与农户收益的双赢，本文暂不深入讨论。

“小山变大山”的改革尚处进展阶段，而“小山变大山”改革之后的林投公司进行的全程托管则在探索时期，作为国有资本代表的林投公司想进行全程托管的设计初衷确实是让利于民的，但在现实的财政压力吃紧，国有资本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实现该项目 “持续稳定且盈利”的运营，对于改革实践者提出了巨大挑战。需要明确的是，山核桃林地的改革方向不是一味追求规模化，而是如同N市改革的负责同志所说——要追求小而美的家庭农场与适度规模化经营相结合的模式。N市的改革设计者曾感慨，林业是需要有耐心的产业，如果改革没有障碍，则谈不上改革。

N市林地改革未来出路何在，尚待探索。当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此时更需要耐心。惟其艰难，才更需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写于2026年2月22日 改革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