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当兵两年未归，二婶和村里小伙好上死活要离婚

这事在我们村传了好多年。我记事起，二叔已经转业回县里了，在粮站看仓库。二婶早就不在村里，跟那个小伙去了外省。村里人背后喊她“跟人跑了的那个”，当面没人提。我小时候不懂，只觉得二叔家冷清。他住村东头老屋，两间瓦房，院墙塌了半截，一直没修。过年去拜年，他给压岁钱比谁都多，五块十块地给，手不抖。我妈说，你二叔是拿钱堵嘴，不想让人问他家的事。

我上初中那年，二婶回来过一次。不是一个人，带了个女孩，四五岁的样子。她站在老屋门口，没进去。二叔从粮站骑自行车回来，看见她，车把歪了一下，前轮撞在墙根上。他下了车，把车支好，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说，进屋坐。二婶没动，说，我来拿户口本。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墙头那几根枯草。二叔从屋里翻出户口本，塑料皮上全是灰，用袖子擦了两下，递给她。她翻开来，手指在某一页上停了停，然后合上，说，手续啥时候办。二叔说，你定。

那女孩蹲在地上玩石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院门外，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糖饼。二婶拉女孩起来，说，叫哥。女孩没叫，往她腿后面躲。二叔说，不叫就不叫，孩子怕生。二婶弯腰把女孩抱起来，转身走了。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没回头，说，你找个人，好好过。二叔没应声。他站在院子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那截塌了的院墙。过了好久，他进屋去，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妈做饭，跟我爸说，二嫂回来了。我爸说，回来干啥。我妈说，拿户口本，估计要办离婚。我爸扒了口饭，说，早该办了，拖这些年。我妈说，二弟也是，非拖着。我爸把筷子一放，说，你知道啥，他那是舍不得。我妈不说话了。我端着碗，问了一句，二叔为啥舍不得。我爸瞪我一眼，说，小孩子别问。

后来我才知道，二叔跟二婶根本没领结婚证。当年在部队，家里给说的亲，探亲回来摆了酒，就算过了门。二叔回部队，二婶留家里照顾老人。后来二叔转了志愿兵，能随军了，二婶不愿意去，说城里不习惯。再后来二婶跟那小伙的事传出来，二叔请了假回来，没打也没闹，只说，你要走就走吧。二婶说，我走。二叔说，那离婚。二婶说，没证，离啥。二叔愣了。他说，那也得把家里说清楚。二婶说，没啥好说的。

二叔那天夜里去我爷爷那边坐了一宿，抽了两包烟。我爷爷说，你要留她，就低个头。二叔说，我不留。我爷爷说，那你就别难受。二叔说，我不难受。我爷爷说，你手抖啥。二叔把烟掐了，说，冷的。

二婶跟那小伙走的那天，村里不少人看见。她背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衣服。那小伙骑着辆旧摩托车，后座绑着个红白条纹的编织袋。二婶跨上去，手抓着后座铁架，没抱他的腰。摩托车突突突过了村口的石桥，那会儿正是晌午，地里有人在锄草，都支起身子看。二婶没回头。二叔站在自家院墙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被墙头的枯草挡着。他看了多久，没人知道。那天傍晚他照常去粮站值夜班，走的时候锁了门。

这些事都是后来大人断断续续说的。我拼起来，才知道二叔那两年怎么过的。他在粮站看仓库，夜里就睡在值班室，一张床板，一床军被。白天回家做饭，一个人吃。村东头那两间瓦房，屋里越来越空。有回我妈让我送碗饺子过去，我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二叔坐在堂屋里修自行车，地上零件摊了一地。他抬头说，放灶台上。我放好了要走，他叫住我，说，你上几年级了。我说初一。他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说，买笔本。我说不要。他塞我手里，说，拿着，你二婶不在，没人花我的钱。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主动提二婶。说完他自己也愣了，低头去装车链子，装了半天装不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二叔，链条上反了。他拿起来看了看，笑了，说，是反了。

后来二叔真的又找了一个，是个民办教师，教小学语文，离过婚，带个男孩。那女人姓周，我叫她周姨。周姨人瘦，说话慢，爱穿灰蓝色衣服。他们没摆酒，就领了证，在县城租了个房子。二叔把村里老屋锁了，钥匙交给我爸一把，让他有空去看看。我爸说，你自己不会回来。二叔说，不想回。

周姨对二叔挺好。二叔值夜班，她就给他送饭，用个铝饭盒，里面一层米饭一层菜。二叔说，你带着孩子，别跑来。周姨说，就两步路。其实从她学校到粮站，骑自行车要二十多分钟。这些是二叔有回喝多了跟我爸说的。他说，周老师人不坏。我爸说，那你就好好过。二叔摇摇头，说，不一样。我爸说，哪不一样。二叔说，她总问我，累不累。我爸笑了，说，这还不好。二叔说，好，就是……他话没说完，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

我高中去县城读书，有时候周末去二叔家吃饭。周姨做饭快，土豆丝切得细，炒出来脆生生的。她儿子比我小几岁，叫小峰，不爱说话，吃完饭就进屋写作业。二叔和他也不怎么说话，但每月发工资，都会给小峰塞零花钱。小峰一开始不要，周姨说，叔叔给的，你就拿着。小峰才拿。有一回周姨去教育局开会，二叔在家做饭，煮了一锅面条，炒了盘西红柿鸡蛋。小峰吃了两碗。二叔说，好吃不。小峰说，比我妈做的好。二叔嘿嘿笑，说，那就多吃。那天下午小峰跟同学出去打篮球，二叔在阳台上抽烟，说，这孩子不亲。我坐在旁边写作业，没接话。二叔又说，亲不亲的，能怎么办呢。

二叔跟周姨过了六七年。那六七年他比在村里好了不少，长胖了，脸上也有肉了。周姨管着他喝酒，他就不怎么喝。逢年过节他们回村里，二叔提前买好菜，周姨做饭，我爸妈过去吃。周姨跟我妈聊得来，两个人在灶台后面择菜，有说有笑。二叔在院子里劈柴，小峰在旁边递斧头。有一次我站在堂屋门口，看见二叔劈柴，动作慢下来，往院墙那边看了一眼。院墙还是那半截，从没修过。二叔收回目光，继续劈。

我大三那年，二叔查出肝有问题。不是突发的，是单位体检，指标不对，让复查。他拖了两个多月才去。县医院说转市里，市里说再查。最后确诊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二叔可能要动手术。我回县城，二叔住在医院里，周姨陪床。他瘦了，脸色黄黄的，但精神还行，靠在一堆枕头上，说，你跑回来干啥，耽误上课。我说学校没什么课。他笑了，说，你跟你爸一样，不会撒谎。

病房里一股消毒水味，床头柜上放着周姨的保温杯，还有个苹果，削了皮，没吃完，切口已经发黄了。二叔说，医生说问题不大，切掉一点就行。我看了看周姨，她低着头，在削另一个苹果。二叔说，等好了，回村里把院墙修修。周姨说，你现在还想这个。二叔说，总得修。周姨没再说话。

手术前，周姨问我，你二叔老家还有啥亲戚能来。我说就我爸妈。周姨说，你给他妈那边……二叔早年丧母，父亲跟着弟弟住，就是我没见过的那位二婶当年照顾过老人。二叔不让我通知那边。他说，没啥事，不麻烦人。周姨说，你总是怕麻烦人。二叔说，真不麻烦。

手术那天我在走廊等着。我爸妈也来了，我爸蹲在墙角，一边抽烟一边看手机。我妈跟周姨坐在长椅上，两个人说话，说着说着周姨哭了。我坐过去，听见我妈说，会没事的。周姨说，前两年他就说累，我以为是工作累。我妈递纸巾给她。我看着手术室门，想起二叔那天站在老屋门口递户口本的样子。他的手当时没抖。村里人说二婶跟人走那天，他躲在院墙后面看。后来他跟我爸喝酒，说，我在墙后头站到太阳下山。我爸问，你咋不追。二叔说，我追上去，也留不下她。

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医生出来说很顺利。病房里二叔还没醒，鼻子里插着管子，身上盖着白被子。周姨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那会儿天黑了，病房窗外有几盏路灯，昏黄黄的。小峰放了学赶来，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我拍拍他肩膀，说，没事。他点点头，嘴唇抿着。

二叔恢复得还行，但人瘦了一大圈。出院后在家休养，周姨请了假照顾他。二叔嫌她太小心，说，我还没到不能动的地步。周姨说，你就是能动了，也得给我躺着。二叔就没话说了。我回学校前，去他家吃了顿饭。二叔坐在沙发上，看地方新闻。电视里说全县粮食收购价格稳定。二叔说，还是看这个顺心。周姨在厨房炒菜，油锅滋滋响。二叔忽然小声跟我说，有回在医院，我梦见你二婶了。我拿着遥控器，没动。他说，梦见她骑着那辆旧摩托车，跟人过石桥，我在后头跑。跑到桥头，脚下一滑，醒了。他笑了笑，说，你说怪不怪，都多少年了。我没接话。他停了停，说，你二婶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那句“不知道咋样”，他说得很轻，轻到像在问自己。那个下午屋里很静，只有厨房炒菜声和电视里的新闻声。我坐在那儿，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可说什么都不对。后来周姨端菜出来，说，吃饭。二叔从沙发上起来，走到餐桌边，拿起筷子，说，小峰呢。周姨说，去他爸那儿了，明天回。二叔哦了一声，夹了块排骨。

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很少回县城。二叔的身体时好时坏，定期复查。周姨照顾得细，连他每天喝几杯水都要记在本子上。我打电话过去，二叔说，你忙你的，别老记挂。有一年春节我回去，看见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人瘦得很，颧骨突出来。我给他递烟，他说，戒了。周姨从里屋出来，说，你少招他。二叔把烟推回来，说，抽你自己的，我看你抽。我坐了一会儿，把烟揣兜里。二叔说，这几年，我想过一件事情。我看着他。他说，我是不是做错了。我问他做错什么。他说，那时候该追的。他说的“那时候”，我明白是哪个时候。我没说话。阳台外面是小县城坑坑洼洼的街道，有老人蹬着三轮车过去。二叔说，后来我总觉得，她不是真想走。可又一想，她那么犟，我追上去也没用。他停了一下，说，可人要是不试试，心里老堵着。

那天从二叔家出来，我走到街拐角，蹲在路边抽了根烟。我脑子里一直转着他那句话。二叔这一辈子，似乎就卡在那座石桥上了。桥不宽，几步就能跑过去。可他没跑。他说他在墙后面站到太阳下山，那太阳到底下到哪儿了他也说不清。我想起他递户口本那天，院墙塌了半截，墙头的草被风刮得乱晃。他回屋关门，门轴响了一声，再没人出来。

周姨后来跟我妈说，二叔夜里常坐起来，不睡。周姨问，疼？他说，不疼。周姨说，那你躺下。他就躺下。但他眼睛睁着，看天花板。周姨说，他那是想事情。想什么，她没问。我妈说，你多劝劝。周姨说，劝不了，他这个人，心里深。

二叔没能享多少清福。复查出复发的时候，周姨给我打电话，语气还稳着。她说，你二叔想见你。我请了假回去。病房里他闭着眼，人瘦得脱了相。周姨说，他刚睡着。我在床边坐下，看见他手腕上那根旧表带，磨得发白。表是当初部队发的，北京表。他转业后一直戴着，修过好多次。有回我问他，二叔，这表咋不换。他说，走得准。

半夜他醒了，看见我，笑了笑，嘴唇干得裂开。周姨用棉签蘸水给他擦嘴。他说，你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他说，又骗我。我说，门口买的面。他点头，说，你二婶也爱吃面。周姨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二叔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说了什么。他眼睛又闭上了，低声说，她那时候，最爱吃我煮的烂糊面。我没接话。周姨把杯子放下，出了病房。过了一会儿，我也出去，看见她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着，手扶在窗台上。我没走过去。她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看见我，笑了一下，说，他迷糊了。我点点头。周姨说，你进去吧，我下去买点东西。

第二天早上，二叔精神好了一些，拉着我说了不少话。说粮站的旧同事，说村东头那两间房，说再过几年退休了想回村里住，把院墙修起来。我听着，一句一句应。他说，我还没修那面墙。我说，等你好了，我陪你回去修。他笑了笑，说，好。我等了一会儿，他忽然问，你记得你二婶长啥样不。我点头。他说，我都快想不起来了。我抬头看他，他闭着眼，说，只记得她耳朵后面有颗痣。他说完就没话了。我坐在那儿，病房里很安静，走廊上有人推着药车过去，轮子咕噜咕噜响。

二叔没过多久就不行了。那天下午他陷入昏迷，医生进进出出。我爸妈从老家赶来，周姨在病房外拉着我妈的手，眼睛红着。小峰也来了，站在角落里。晚上二叔走了。医生出来说，家属进去见最后一面。我走进去，周姨已经趴在床边哭。二叔闭着眼，脸上很平静。我看着他，想起他年轻时在那面塌了的院墙后面站到天黑。他终究没有翻过那面墙去追，也终究没有把那墙修起来。

后事是单位帮着办的。追悼会上来了不少人，粮站的老同事，邻居，周姨学校的人。有个老头拄着拐棍，拍着二叔的棺木说，好人。那天天气阴，殡仪馆的烟囱冒着灰烟。火化前，周姨把一个东西放进二叔的上衣口袋，是个红布包。我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后来我妈说，是二叔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小块玉石，没镶过，用红线穿着。二叔给过二婶，二婶走的时候没带，放在老屋抽屉里。周姨翻出来的。

二叔的遗物里，有个旧皮箱。打开来，有几件军装，一沓照片。照片大多是部队里的，也有几张在家里的。有一张是二婶年轻时候，站在石桥边上，穿着一件碎花上衣，头发披着。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晌午，桥头。那字是二叔写的，下笔重，纸面都凹下去了。周姨把照片递给我，说，你拿着吧。我说，你留着。周姨摇头，说，不是我的东西。

周姨后来搬回了她原来住的地方。二叔在县城的房子退了。老屋那两间瓦房还锁着，钥匙在我爸那儿。我有一年回老家，自己去了一趟。院墙还是塌着，墙上爬了野藤。门锁锈住了，我拿钥匙怼半天，开了。屋里一股霉味，地上厚厚一层灰。堂屋墙上还贴着一张塑料年画，边角卷起来。灶台冰凉，锅盖上有老鼠屎。我走到里屋，炕上铺着旧席子。窗台上有个搪瓷杯，杯口缺了一小块。我站在那儿，好半天没动。

我从来没见过二婶。
我连她照片也是后来在二叔旧皮箱里翻到才见得真。那张照片上，她站在石桥边上，阳光从侧面打过来，头发披着，脸被照得发亮。二叔在背面写：晌午，桥头。那面桥现在已经拆了，修成了水泥桥，宽了两倍。每次回老家从那里过，我都会往两边看看。没有碎花上衣，没有旧摩托车，也没有蛇皮袋。

村里认识我的人，看见我会说，你是那谁的侄子。他们说“那谁”的时候，飞快的，像嘴里含着沙子。我这辈儿没几个在村里了，都出去了。偶尔有长辈问我在外面干啥，我说上班。他们说，还是你二叔可惜了。我问怎么可惜。他们说，他把人放走了。还有一个说，她要是不走，二叔也不至于找了后来的。我听着，没接话。他们嘴里的因果太顺了，顺得发假。好像人的一辈子是根绳子，走到哪儿都绑着。可二叔那根绳子，明明早就在石桥边上磨断了。谁也没接上，谁也接不上了。

我妈有回在电话里说，邻村有个女人来问过二叔的事。我说什么时候。我妈说，就去年，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骑着电瓶车，在村口问路。问村东头那家姓啥，家里还有人没。村里某人指路，说早就没人了。那女人站了一会儿，又骑车走了。我妈说，听起来像你二婶。我问，你看见人了吗。我妈说，没有，听人讲的。她语气平平的，末了说，都多少年了。我拿着手机，窗外城市的车流声一阵一阵。我想象不出来那个女人现在的样子。二叔说，他快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她耳朵后面有颗痣。那颗痣现在也许还在，也许早被头发遮住了。也许那个女人也忘了自己年轻时候穿过一件碎花上衣。

周姨每年清明会去二叔坟上。我有时候赶回去，有时候赶不回去。小峰现在也工作了，在外地。有一年清明，我到了坟地，周姨已经在那里了。她蹲着，用铁锹清草。我走过去要帮忙，她说不用。我站在旁边，看她把墓碑上的浮土擦掉。碑上刻着二叔的名字和生卒年。周姨直起身来，喘了口气，说，你二叔这人，最不喜欢麻烦别人。我说，你还来。她说，我是他老婆，该来的。

她这句话让我听了好一会儿。老婆。二叔跟二婶没领证，跟周姨领了。他在法律上、在人眼里，是周姨的丈夫。可他自己心里那道口子，从来没跟谁扯平过。周姨知道，我猜周姨一直知道。她替二叔收拾遗物的时候，看见那张照片，看见背面那行字，一句话没说。她把照片给我，说，不是我的东西。那是什么语气，我至今想起来，不觉得她怨。她只是把那根线抽出来，放到我手里，不再攥着。

后来我总在想，二婶跟那小伙去了外省，过得好不好。二叔跟周姨过了那些年，过得好不好。这个问题没有底。人活一辈子，落进心里的就那几件事情，时间过去，事情不淡，反倒像骨头里的铁，越磨越亮。二叔到死都记得那碗烂糊面。二婶走的那天，隔着一个村的人都看见她的背影。石桥后来拆了，路也改了，可我每次经过那里，总觉得能看见一个碎花上衣从桥那头走过去，走得不紧不慢，好像知道后面有人看着。那个人最后没有追上去。他没有跑，也没有喊。他就站在那面塌了的墙后头，等着太阳落山。

太阳落了山，村东那两间屋的灯没亮。粮站的门开了，又关上了。

现在村里没什么人了。老屋门上的锁锈得打不开，院墙还是塌着。我每次回去，都去看看。我不修。谁也没让我修。二叔说等好了修，他没等到。那面墙就那么塌着，像件事没办完。野藤从墙缝里钻出来，接着往上长。

有一回我在老屋门口站久了，邻家一个小孩跑过来，仰着头问，你找谁。我说，不找谁。他又问，这家人死了吗。我想了想，说，搬走了。他哦了一声，跑走了。我掏出纸巾把大门口那块门槛石上的鸟粪擦了擦，又把门掩上。锁扣勉强搭上去，没锁。风吹过来，门晃了一下。

我往回走，经过石桥。天快黑了。桥下的水不大，流得慢吞吞的。远处村口有辆电瓶车拐进来，车灯扫过来，白花花的。我站在路边让了让。车子过去了，是个中年女人，后座上绑着个小筐，里头装着几棵白菜。我没看清她的脸。

她过了桥，朝村里去了。

我继续往前走，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