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小张律师：我理解家长里短的矛盾

本文作者 / 顾 筝

在上海，小张律师算得上一个特定称谓。 路上碰到阿姨爷叔，自然就是“小张律师小张律师”地叫，就连到学校里去上普法的课，初中生们也叫她小张律师。“让我听起来，就一直像是一个初入行的‘菜鸟’律师。”张玉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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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律师”，这个称呼，是从《新老娘舅》节目中传出来的。节目里还有位姓张的律师，为了区分，大家就叫她小张律师。

《新老娘舅》是上海市民非常熟悉的一档调解节目，2008年开播。刚开始的时候，总导演还担心过收视率问题，因为它播放的18:30这个时间段，正好和新闻节目“硬杠”。

但经过了新手期，它的收视率很快一路走高。因为上海人反应过来了，电视剧哪有这好看。收视率最高的时候，超过10%。也就是说，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有250万人在电视机前看一个家庭吵相骂。

《新老娘舅》节目

张玉霞第一次上《新老娘舅》节目，给自己做了伪装：一副黑框眼镜，哈利·波特同款。节目播出之后，她到社区工作，工作人员马上叫住她：“小张，我昨天电视里看到侬了。”张玉霞懂了：“我们有些上节目的当事人要戴墨镜，戴帽子，没用场的。”

那场调解当事人是一对小夫妻，吵了三四个小时，一地鸡毛。当时节目的配置是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一个老娘舅，再有一个观众嘉宾团。张玉霞是观众嘉宾团中的专业人士，轮到她发言时，她问：“你们要离婚吗？是一方要离一方不离，还是财产分割问题？”

小夫妻异口同声：我们不要离婚，我们就让老娘舅来评评理，是谁对谁不对。

“我当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没经过大脑思考就说出一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文科考试要背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功能性不强的。”节目录制，有时候一天四档调解。“很多时候我在放空，这是在争什么？”

但渐渐的，她发现，总有一两档调解，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比方说，这就是个责任问题，比方说，这涉及到居住权和使用权，产权属于谁，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都是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在节目中还是有作用的，功能性出来了。”

早期节目中的小张律师

功能性出来，靠的不只是节目。她从2009年起做法律援助，做的就是弄堂市井里的事，调解、诉讼、援助，和演播室无缝衔接。

同时，她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从每个老娘舅身上，看到了他们的调解风格，博采众长。

“我蛮喜欢黄飞珏老师的风格，他欢喜讲：‘黄某人在这里，你们听我一句话，要是这样做不行的话，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万峰老师虽然有个名字是电波怒汉，但他很谦逊，也爱学习。他不是上海人，对有些上海特有的问题是真的有疑惑，他也就会直接问出来：‘你们说这几平方米住了几个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观众到现在还是喜欢叫她“小张律师”。“这就像是养成系。大家看着我从刚开始稚嫩的发言，一步步变得越来越成熟。”

虽然有变化，但有一种风格不会变，那就是“煞根”（一针见血）。“老娘舅这个角色最不适合我的一点是，我不太圆润的，我不喜欢妥协，我就喜欢黑是黑，白是白。做老娘舅要两头撸一撸，但我只发表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一方是无赖，这一方不讲道理，我就啪啪说出去了，调解不关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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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渐渐的，张玉霞就不再只是观众嘉宾团中那个专业的角色，她成了“老娘舅”，是那个在节目中要帮助当事人调解的人。这和张玉霞自己在节目中的成长有关，也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大有关系。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档节目真实反映了老百姓当下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在节目中待了十几年，张玉霞对这个横截面的变化，比谁都清楚。

曾经有观众老娘舅团

她刚进节目组时，矛盾是纯粹的家长里短：婆媳、夫妻、兄弟姐妹，基本不涉及房产分割，当事人用朴素的价值观来评判对错。

即使是离婚，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是情感驱动。“我调解过一对当事人，他们财产分割写了一长串，内容是：脸盆一人一只，被子一人一条，热水瓶、毯子……为什么点点滴滴都要写上去？它不仅仅涉及到财产分割，它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它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它体现了两个人情感破裂后对对方的态度，一分一厘都不好多分给你。”

那时候当事人来上《新老娘舅》节目，是来评理的。“你说我做得不对，只要有道理，我就接受，不需要搬法律。老娘舅们靠的也是这个：身份、资历、长者面孔，有时一句‘你给我一个面子’，事情就压下来了。”

后来市中心城区陆续更新发展，动迁案子涌进来。户口挂在里面的人认为自己有份，没挂的人认为凭什么没我份，爸妈的房子怎么可以没我份。房产利益超出了面子和辈分能压住的范围，老办法失灵了。2018年，节目改版为《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调解需要更专业的人。

很多矛盾是因为房子

上海的房子太复杂，公房、售后公房、产权房、商品房，底下是石库门和鸽子笼的历史。这是张玉霞所熟悉的场景，从小在这座城市生活，见证过这样的弄堂生活，邻里关系。

张玉霞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面：当事人来的时候底气十足，认定对方蛮不讲理，她用他听得懂的话把法律分析给他听，他心里不服气，但接受了。“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轻，但很了解。而且上海人相信专业，也重视规则——既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那我就接受。”

这几年，房产纠纷之外，增加最快的是小老人照顾老老人的赡养调解。这是上海老龄化的具象表现。

前段时间张玉霞碰到一位92岁的阿婆，一般不让这个年纪的老人本人来上节目。可这位阿婆健步如飞，声如洪钟，把自己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坐在旁边的儿子脑子反而没她清楚。小老人的难处她也都听着：我也是老人了，我身体不好，我下有第三代要照顾。

她以法律为底线帮他们理清义务——对第三代没有义务，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但调解不是这么硬邦邦地说法条，“赡养这件事情，你是真心实意的，和按法律规定去做，是不一样的。法律可以判你两个礼拜去看一次老人，每次三小时，但这个人如果是被判决‘押’来的，来了就挂着脸，老人看着也难过。

现在节目中小张律师的功能性越来越强

也有法律和情理打架的时候。有老人年轻时对子女不好，离婚后抚养费一分没付，老了却来要求赡养。法律上义务还在，情理上她完全理解子女的接受不了。这时候张玉霞做的事情是告诉子女底线在什么地方。

随着在节目里调解越来越多，张玉霞发现她也不只是律师思维的黑和白了，有时她会有一点点共情当事人。

“我会共情，但不多，共情蛮内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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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共情，张玉霞更是一个讲求规则的人，看到规矩起不到作用，看到一个规矩被破坏，她就难受，“像强迫症一样，要把这个规矩树立起来”。

这份对规矩的执念，把她拽在最基层的地方。到现在她还会自己去公安窗口摘抄材料，去基层调证据——这些活完全可以丢给助理。但她坚持要自己去跑：明明该顺利办成的事，去一趟办不成，少这少那，换个窗口还挑刺。“你不跑，你听当事人抱怨，只会轻飘飘一句‘这好办的呀’。你跑过，才知道当事人为什么这么愤怒。”

法律写在纸上是不够的。监护制度，公职监护、临时监护、意定监护，条文都有了，落到窗口就做不到，“最后一公里就是要去推的”。推不动的时候就受挫，受挫了她也不太有挫败感——“一推就成功，也没什么意思”。她把这理解成游戏机制：完成一个任务，啪，给你个奖励。“人在工作生活当中不断获取奖励，才更有积极性做后面的事情。”

小张律师陪坐轮椅的朋友们去迪士尼

当时要学法律的时候，父母都不太赞成，因为张玉霞小时候一点都不爱说话，他们叫她“小哑子”（小哑巴）。其实到了现在，平时的生活中，她也不爱说话，不喜欢和人在一起。她所有兴趣爱好，一个人就能完成。即使游戏中要组队，她也会用小号建一个账号，自己和自己组。“和朋友组，要约人、等人、迁就时间，都是‘麻烦’。”

但就是这个自称“不喜欢人”的人，一直在参与志愿者活动，也一直在做法律援助工作。“我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在其中感受到价值感——我是有用处的。”法律援助、调解、志愿服务，让她产生价值感的，从来不是“对方得到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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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视频：姚祖鸿/

写稿子：顾筝/

编辑：小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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