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当代小说家不给叙述者起名字？

一个读者读完几百页小说，想上网搜一个问题，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搜——她不知道主人公叫什么。这不是个例。作家伊拉娜·比恩（Ilana Bean）在一篇评论中提出：当代文学里，无名叙述者已经多到值得追问。

比恩说，她写非虚构时很少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就在那里。但读完一本小说，她可能知道这个角色的性别、他们希望自己是什么性别，甚至知道他们的排便习惯，却唯独不知道所有人都会知道的那件事——该怎么称呼他们。

她提到，2015年萨姆·萨克斯（Sam Sacks）在《纽约客》梳理这一现象的历史时，已经用“流行病”来形容它。此后几年，这股风潮并没有慢下来。近些年讨论度最高的几部文学小说里都出现了无名叙述者，包括凯蒂·北村（Katie Kitamura）的《试镜》、本·勒纳（Ben Lerner）的《转录》、德博拉·利维（Deborah Levy）的《我与格特鲁德·斯坦在巴黎的一年》，以及最近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M的一生》。比恩说，这些只是无名叙述者的一种类型；这一手法在末日小说、基督教寓言和惊悚小说里同样流行，但她遇到的是另一支：在城市里游荡、并非被社会崩塌而是被自己的沉思隔离起来的叙述者。

名字常常是身份的替身，名字的缺席也是如此。比恩举了《蝴蝶梦》这个最著名的例子：第二任德温特夫人没有名字，她缺乏固定自我，这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伤口。她多半把自己想象成第一任德温特夫人丽贝卡的替代品，而丽贝卡有名字，也有压倒性的主体性，书名就是她的名字。《试镜》同样探讨自我的不稳定，叙述者是一名无名演员，似乎同时经验着两种意识：“不是人格或心理的分裂，而是一个心智自然地叠加在另一个心智之上。”

一种常见的解读是，匿名是一个容器，读者可以走进去，这种想法有时被联系到基督教寓言里的“普通人”，近年也被联系到菲利普·罗斯的同名小说。但比恩对此存疑。至少对她来说，让她无法认同《搏击俱乐部》叙述者的，不是名字的有无，而是她不想被揍脸。

她想起一位朋友说，写小说总卡在名字上：一旦选定一个名字，就隐含锁定了年龄、族裔、性别等一堆信息。朋友们打趣他：总得对自己的角色知道点什么吧？难道要写一个超脱时间、没有种族、背景和性别关系的人，还指望有人共鸣？比恩说，这正是悖论：省略具体性会制造模糊感，而普遍性恰恰建立在细节之上。她认为，隐去名字反而拉近的是叙述者与作者的距离，而不是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当文本看起来像自小说时，名字常常是作者设定的一个旋钮，用来调节我们希望把角色与作者本人认同到什么程度。

但比恩提醒，还有另一半常被忽略：这些无名叙述者其实是有名字的。《蝴蝶梦》的叙述者就有一个名字，书中说它“可爱而不寻常”。马克西姆知道它，曼德利的员工知道它，只有读者被留在暗处，无法透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见叙述者。名字毕竟是某个人在他人眼中存在的最简单方式。

因此，被隐去的名字标记的不只是身份的变化，也是叙事位置的变化。不是这个角色“是所有人”或“谁都不是”，甚至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外部形态没有向我们揭示。故事是从一台架在叙述者胸口的摄影机上拍出来的。

比恩说，她开始连读一批当代无名叙述者小说，是在刚读完《达洛维夫人》、又听了一堆关于现代主义的播客之后。《达洛维夫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主义的典型文本，用自由间接引语去贴近思维的流动。而在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占主导，那些书由全知叙述者讲述，从上帝的视角观察人物，那是一个稳定的智能，审视着一个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完整认识的世界。但世俗化、工业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打断了旧的思考方式，弗洛伊德激发了对潜意识和内心现实的热情，客观的上帝视角不再那么理所当然，现代主义向内转，小说的世界开始经过个体过滤，摄影机越来越多地移进人物内部。

读《转录》时，现代主义、名字、小说的视觉范围这些念头已经在她脑中，于是她到处都看见它们。书中那位九十岁的导师暗示，自我至少部分是在被他人看见时被创造出来的：“你知道所有黑色素都是棕色的吗？是光线如何击中虹膜、如何反射到他人眼中，才给了它们颜色。”如果名字是我们概念化他者的工具，移除它，就阻断了那个外部视角。叙述者的眼睛即使是蓝色的，对我们来说也永远不会是蓝色。

比恩接着谈到利维的《我与格特鲁德·斯坦在巴黎的一年》。书中无名叙述者研究现代主义先驱格特鲁德·斯坦，写到斯坦时，那种想逃离他人视角的渴望似乎是斯坦使命的核心：“如果我们用语言并通过语言创造自己，那么在我看来，格特鲁德·斯坦的工程就是用语言拆解她自己和整个世纪，把她被父亲、被约翰斯·霍普金斯那位嗤笑的教授、被兄弟创造出来的样子解构掉，解开十九世纪的方式。”要摆脱别人为你选定的自我，还有什么比摆脱一个名字更快？

但比恩强调，今天的作者不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利维在书中写到用旧世纪的词汇描述新时代的局限：“每个世纪都需要一位艺术家去拆解我们被教导的连贯性，为新的东西腾出空间。”斯坦的作品被她自己那个变化的世纪塑造，而无名的“流行病”则诞生于这个世纪。

那么，是什么让小说家这样写？比恩提到，《转录》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关于技术如何“即使在安静时也结构着经验”的书。她认为这里有些话可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经验到的自己与他人看到的自己之间存在距离。还有一个事实是，随着工作和日常生活变得不那么公共，自我变成了我们私下定义的东西。她见过无数猫咪表情包尖叫着“请不要感知我！！！”在我们叙述者失去名字的同时，“我们在看，还是被看”这个问题似乎正带着紧绷的文化张力。

无名叙述者天生神秘，抗拒被完全认识。但比恩说，她知道读这些书时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当她事后意识到自己从未知道他们的名字时会发生什么：她的目光被拉离书页，叙事的墙壁变得可见。她更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被保留了，总有什么被保留着，不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