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顾草萍：策动汪伪第四军起义始末

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顾草萍

策动汪伪第四军起义始末

顾草萍

一、表妹搭桥，打入伪军

一九四二年我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敌伪军工作站（简称敌工站）磁武分站副站长。这年夏末的一天，我二姨父从河南来到我家，说他有一位侄女婿在汪伪和平救国军当师长，驻在河南商丘以北的陈楼一带，但说不清楚部队的来龙去脉。我把上述情况向敌工站作了汇报，领导要我进一步了解详情。

这年深秋，我奉命秘密去寻找这支队伍。在商丘下火车后，向北到达属山东曹县的陈楼，在该师师部找到了表妹程华芳，在那里住了十多天，了解到这支队伍的基本情况：该部的番号是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四十师，部队前身是国民党暂编第三十师第二旅，归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节制。一九四二年六月孙良诚率部投降日伪后，汪伪政府授孙部以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辖第四、第五两个军，赵云祥是伪四军军长，表妹的丈夫戴心宽是第四十师师长，系赵云祥部属。我返回太行根据地后，将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一九四三年三月，太行军区敌工部决定利用我和戴心宽的亲戚关系，派我往伪四十师做地下工作。行前军区副政委黄镇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你这次被派出，主要任务是争取该部伪军反正，行政、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军区敌工部。进去站稳脚跟后，要力争掌握兵权，并安插一些干部和知识青年进去，培养骨干力量，以利长期隐蔽，相机行动；对个别先进分子可以吸收入党。他还说，我军派人打入伪军工作，与国民党和日伪的特务工作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去争取伪军走向抗日，走向光明，走向革命，他们是破坏抗日，破坏革命事业的，这一点你在思想上要明确。

接受任务后，我即去伪四十师寻求工作。此时该师已移驻开封东北的东明县东明集。我赶到东明集，向戴心宽说明前来谋事，他安排我住下，要我等待。一个多月后，即一九四三年五月间，由戴保荐，并由伪四军军部考试合格，我被委任为伪四十师参谋处上尉参谋，顺利地打入了伪军。

二、广交朋友，发展党员

在伪军谋得职务以后，为了站稳脚根，获取信任，必须熟悉参谋业务。那时伪军参谋处业务广泛，包括作战、训练、情报、通讯、译电等方面。我虽有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但对参谋业务特别是对旧军队的参谋工作完全生疏，于是下决心学习，经常主动向伪四十师参谋长杨镜清、参谋处处长宋秉礼、上尉参谋王连捷等请教。对分配给我的工作，总努力做好，给他们以良好的印象。

与此同时，我有意识地广交朋友，对所接触的人都以礼相待，从逐步建立友谊的人员中选择争取对象。不久，和参谋处的王连捷、军需处的孟则忠、副官处的张澍铭交上朋友，其中与张副官的交情日渐加深。张原名郭维治，在伪满奉天工业大学毕业后，由于与我党在东北搞情报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联系，和几位进步同学常在一起，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化名逃入关内，经人介绍，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到伪四军军部任中尉日语翻译官，后来到伪四十师任副官。我同他谈得来，也谈得深，后来成为我在伪军中发展的第一名地方工作成员。

我站稳脚跟后，于一九四三年八月间，借口回家探亲，返回太行军区敌工部汇报了一次工作。经部里批准，返伪军后个别吸收张澍铭为党员，同时决定让我带几位同志进去一同工作。如太行军区五分区敌工站磁武分站的梁镇宇同志，曾打入磁县峰峰煤矿任伪自卫团团长，在日本人怀疑该团与八路军有联系遭解散后，即到伪四十师任中尉监印官；高庆福同志原在磁县、定县伪警察局任所长、督察长等职，也经我推荐进伪四十师，任中尉谍报队长，后来升任上尉情报参谋兼谍报队队长。接着知识青年段景林、武鼎三和做敌工工作的刘维新也相继进入伪四十师，任文书、书记官等职。到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地下工作已经有七人，内有三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这些同志成为在伪四十师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每个同志都广泛地交了不少朋友。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我第二次返回太行汇报工作，敌工部指示我要认真贯彻短小精干、长期隐蔽、力争掌握兵权的方针，不再发展地下组织，而要多交朋友。

三、讲清形势，策动起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伪二方面军奉命由开封一带调防苏北，孙良诚兼任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我考虑到苏北离太行军区太远，请示汇报不便，即通过来伪四十师看望我的敌工站工作同志张成和向太行军区汇报伪二方面军将要移防的情况，并请组织把我的领导关系转到苏北，约定联络暗号为“马安兰”。

伪四十师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到达苏北盐城上冈镇，这里是日伪军的一个小据点，驻有一小队日军，设有伪政权机构，师部带一五四团驻此，另有一五五团驻合德（即射阳），一五六团驻湖垛（即建阳）。三月间，上冈有一位商人到师部找我，说他在扬州做买卖时，在旅馆里碰到一位名叫“马安兰”的人，说是我的朋友，叫他回上冈以后到师部来告诉我一声，他以后来看望我。从此，我的领导关系转到了苏北地区。苏北区党委城工部派左如桂同志任政治交通员，经常来敌伪据点同我联系。为了保证左如桂同志的安全，我们给他一张“特别谍报证”做掩护。左如桂同志不但及时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而且以收集新四军情报资料为名，经常带来根据地出版的书籍、报纸。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上叫我们立即进行策动伪军起义工作。几经研究，确定重点做师长戴心宽的工作，因为只有把戴的工作做好了，组织全师起义才有可能。同时，我们在朋友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和中国前途，议论个人和家庭出路，促使他们思想转变，发展了一批地下力量，其中有少校参谋王连捷、上尉军需孟则忠、卫生处长朱枫，还有电台台长、营长，副团长各一人（姓名均记不得了），这些同志又各有知心朋友，并在军官中有广泛的联系，成为宣传和组织起义的骨干力量。

我们又对戴心宽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是西北军行伍出身，为人正直，既有遭国民党排斥异己的体验，又有在冀中、冀南敌后与八路军联系的经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同时考虑到我虽和他有亲戚关系，但我当时还很年轻，职位也不高，说话作用不一定大。研究结果，认为师部参议隋昆亭年纪较大，与戴有较深的交情，同我们的关系也较好，是我们做戴的工作的桥梁。于是我有计划地同隋多接触，经常和他议论日本侵略者必败已成定局，伪四军驻地周围新四军已形成包围之势，部队应谋出路等等。议来议去，认为向新四军谋出路不但可行，而且是势所必然。当时我有意向隋提出，新四军里要有个朋友就更好办了。隋说，他有个熟人在苏北新四军某部当团长。其实他并没有这样一位熟人，只是他谋求出路心切，借此鼓我的气。我便将计就计地说：这样就好了，只是必须说服戴师长，并敦促他去找戴师长深谈。他果然找戴谈过多次，每次均把谈话情况告诉我。有一次隋对我说，他向戴提及情况危急，需图良策时，戴说存粮充足，打几个月没有问题，隋问子弹也够打几个月吗？戴默然不语。我们以此断定戴已在考虑出路。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驻防待命，不让我军解除敌人武装。我军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向日伪军开展反击作战。一九四五年十月底，新四军苏中、苏北两军区部队，在苏中军区管文蔚司令员、吉洛政委统一指挥下，逼近盐城地区，把盐城、伍佑分割包围起来，重点围攻驻守伍佑的伪三十九师（欠一个团）。战斗中伪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和一五三团团长王法祥被俘。戴心宽在获悉潘子明部被歼的次日，在他的办公室单独召见了我。我一进门他就说：“你在新四军里有朋友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接着说：“三十九师已被新四军消灭，我们不能同归于尽呀!”我随即说：“隋参议说他有位朋友在新四军当团长。”戴接着说：“你去和隋参议商量一下，出去联系联系。”我即去隋参议家，对他说：“师长叫我们出城联系，你经验多，去一趟吧!”隋说：“老弟年轻，还是你辛苦一趟吧!”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就换上便衣，叫谍报队长高庆福同志随我一起先到北门外二三百米处伪一五四团一个连的阵地，嘱咐他在那里等我，以防我返回时发生意外。

四、与我军谈判，达成起义协议

我出城后，向东北方向走了三四华里，进到围城部队跟前，哨兵把我带到连部，我对连指导员说：“我是从城里派出来谈判的，请快派人把我送到前线最高指挥部去。”指导员和在场的同志都很高兴，派人送我到盐阜军区司令部，见到谢祥军司令员，我向他简要汇报了城防情况和伪军内部动向。饭后，谢司令员带我连夜赶到围攻盐城的前线最高指挥部——苏中军区司令部，管文蔚司令员、吉洛政委立即接见了我。我向他们详细汇报了伪四军内部动向及我们地下工作的情况。最后确定做两手打算，一面加强争取工作，力争困守盐城的伪四军主力全部起义来归，一面防止其采取缓兵之计，以谈待援，约定出现后一种情况时，地下同志作好内应，配合围城部队进攻。我还同苏北区党委城工部薛尚实部长、政治交通员左如桂同志等见了面。事毕，我由原来的路线返回城内。

我回城后，先向伪四十师师长戴心宽，接着又向伪四军军长赵云祥汇报了出城经过，说明新四军欢迎驻守盐城的部队起义。赵云祥当即决定，再由四十师派高级代表出城进一步谈判。戴选了隋昆亭参议为代表，由我陪同前往。我们到苏中军区后，受到管司令员、吉政委接见。二位首长谈了我军对待伪军起义的政策，提出伪四军起义后可以保持一个军的番号。这次，我们还去看望了在伍佑被俘的伪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他见到我们便说：“打不得了，新四军的政策好，又兑现，赶快起义吧？”我们请他给赵云祥、戴心宽写了信。

我们回城汇报后，赵云祥决定再派伪四军代理参谋长张伴农出城，谈判具体起义条件，仍由我陪同出城。管、吉首长热情接待了张伴农，提出起义后保持一个军的番号，与新四军一样待遇，起义官兵愿留者继续服役，愿走者发给路费作复员处理。张伴农提出在伍佑被俘的官兵也按起义待遇，也被允许。至此，起义的基本条件确定下来了。

为了肯定起义行动，张伴农回城后，又决定由戴心宽作为全权代表出城作最后谈判。谈判在城东北约二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进行。戴随带四五名警卫人员，又去了一个排部署在小村庄以西二三百米的小河边警戒。那天我也是戴的随员之一，到达后，吉洛政委、谢祥军司令员接待了我们。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达成协议，伪四军起义后保持军的番号，归华中军区指挥，与新四军同等待遇。

五、发出起义通电，投入革命营垒

戴心宽谈判归来，径去军部，连夜由张伴农草拟协议书及起义通电，由军长赵云祥、师长戴心宽二人签署。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苏中军区的管、吉首长和盐阜军区的谢祥军司令员同伪四军赵云祥军长在新开河飞机场签订了起义协议，发出了赵、戴的起义通电。至此，汪伪二方面军第四军，计一个军部，一个师部，五个团，一个训练总队，共计一万余人宣布起义，投入革命营垒。

这支部队起义后，整编为解放军第四军，下辖十一、十二两个师，一个训练总队，一个特务团，归华中军区指挥。军长仍由赵云祥担任。赵在起义后的第二天就离开部队，在淮安晋见华中军区首长后，要求去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一去未返。戴心宽任副军长，后代理军长。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戴的提议下，经华中军区批准，将该部整编为三个团，即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团，归华中军区十纵建制。后来，除留八十八团于十纵外，八十七团改为五十七团，八十九团改为六十一团，编入华中七纵。解放战争开始，该部队参加苏中七战七捷作战后，五十七团仍留七纵，六十一团编入皮定钧旅，我们的策反工作顺利结束。（选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4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