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6 09:32·历史其实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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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货郎图 局部)
如果让你在脑海里想象北宋,你大概率会想到这些画面:
夜市通宵营业,冷饮琳琅满目,文人雅士在茶坊里点茶斗诗,所以很多人说,这宋朝老百姓的日子,比汉唐明清都舒坦,简直是古代生活的天花板。
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的一种印象,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汴京,就是北宋的都城开封,是这样的: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大街上卖熟食的,开茶坊的,做买卖的,还有闲着没事看热闹的,人老多了,夜里也一点都不冷清,这的确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真实一面。
但是就在同一片天空下,苏轼笔下的大宋却是这样的: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牛是来年要耕田用的,屋是一家人用来遮风挡雨的,但是现在就要向朝廷交税,就要把这些都卖掉。
这诗还有下一句:
官今要钱不要米。
这解释了老百姓为什么要卖房子卖牛,因为官府不要你种出来的粮食,官府是直接催逼你,找你要钱。
一边是通宵营业的汴京,一边是卖掉资产一无所有的农户,那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宋朝呢?
其实,都是。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把能走进汴京的酒楼里消费的人,当成全体大宋百姓,把繁华城市的耀眼的一小块,当成整个北宋时代的底色了。
网上时常有一种说法,说宋朝的GDP约占当时世界的60%甚至是80%,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经过权威认证,在核算方法和基础数据上都存在问题,说大白话,这就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说法。
当然《宋史·食货志》里也记载过,说天禧末年,朝廷的收入有一亿五千万贯,那有人就宣布,说北宋朝廷挣钱天下无敌,历史最富。
但是我们要知道,宋代的财政收入,包括钱,粮食,布帛,金银,以及各种其它物资,史料中的总计,是把这些东西汇总在了一起,这些东西计量单位都是不一样的,作者打个比方,好比说有一家人年底记账,收入十袋米,五匹布,三贯钱,难道把这些东西简单一加,就说这家人一共赚了十八贯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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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钱币)
而且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宋代朝廷的收入,不能代表百姓的收入,这是两码事。
以至于很多极端的粉丝说,北宋向辽朝输入岁币,只占北宋收入的百分之一,根本就微乎其微。
这里说的百分,是把所有的粮食,布帛,草料等等都加起来,但向辽朝输入的百分之一,主要是白银和绢帛这两种,而不是北宋自己印出来的铜钱。
北宋全年的白银产量,高的时候不过四十万两左右,是在仁宗时期,低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两,而岁币至少一次十万两,绢帛的情况也是类似,岁币要二十万绢,相当于北宋的七分之一绢帛产量。
换言之,岁币的压力不在于它在所有的财富中占了多少,而在于它榨取的正好是北宋最紧缺的东西。
百分之一,这算的也是朝廷的账本,可这百分之一,到最后是谁承担的呢?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时候,就曾陈岁币之害:
《青溪寇轨》: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
包括到了南宋时期,很多大臣都认为普遍大家把岁币的危害想象的太简单了。
很多人还会把《东京梦华录》当成北宋市民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但孟元老写这本书的时间,是南渡之后,他在序言里说的也很明白:
一旦兵火,出京南来,避地江左。
可见昔日繁华已成离乱之后的回忆,那些茶坊酒肆,节庆游赏,是孟元老失去的生活,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追忆,而不是为了做古代社会的经济调查。
后人给这本书写的提要也很明白: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二十六: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核载。
这本书的内容大概都是都城坊市,节庆风俗,朝廷礼仪,根本不是全国性的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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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 局部)
另外一个常被拿来当做证明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这幅画也不过只覆盖了汴京城外东南隅十余里的局部区域,画里当然有底层劳动者,但完全没有乡村佃农和流民的生存写照。
《容斋随笔》卷四: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
宋代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自己的地,所以他们必须要租别人的地种,代价是要上缴一年收入的一半,如果你还要使用地主家的耕牛,那么你就需要上缴六成。
宋代还有两项制度,一个叫支移,一个叫折变。
支移是说,老百姓本来在这个地方,但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缴纳赋税,折变则是说,把原本缴纳的东西换成另外一种东西。
仁宗时期,大臣范仲淹就曾说,陕西地区的百姓,原本交粮食就在当地交,现在却要交到很远的地方去,运输要花钱,车马要花钱,吃住要花钱,还会耽误农民种地干活,因此百姓支移的成本已经是原本赋税的五倍了。
折变更麻烦:
《文献通考》五: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折变折来折去,把粮食换成布帛,布帛换成金银,金银换成草料,反正各种折算,折算来折算去,你原本的粮食越折越少,价值越来越低,到最后要交的钱没有变少,反而多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本朝还有一项重税,叫身丁钱。
所谓身丁钱,就是说只要你是大宋子民,你只要成年了,不管你有没有土地,有没有收入,你都必须要交的一种人头税。
大臣蔡襄曾对宋仁宗上奏说:
《漳州府志》卷三十:诸州各有丁钱...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人情至此,可为嗟叹。
很多老百姓生了儿子,害怕这个儿子成年之后要交身丁钱,竟然直接把孩子杀死。
因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身丁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平时没有饥荒还好,但偏偏两宋每隔三十年就会爆发一次大饥荒,《宋史》里记载的特大饥荒超过四十次,人相食的记录也多达十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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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
《文献通考》: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官作粥糜以饲之,然得食者辄死,墟里几为之空。
《宋史·五行志》: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
这些作者就不翻译了,您可以自行阅读,看一下当时的北宋百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
当然有一个数据很值得一提,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一场饥荒加瘟疫,一共死了五十多万人。
可就算是没有灾荒的丰年,底层老百姓的日子一样不好过。
《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农夫寒耕暑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麧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全......
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好不容易赶上丰收,粮食还没运回家,就被官府抢走,自己反而吃不饱,穿的衣服都是破的。
这不是作者胡说八道,这是北宋司马光亲自给皇帝上的奏疏里的内容。
事实上不仅都城以外的百姓过的不太好,就是都城内,也有这样的情况:
《梦粱录》卷十六: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口,皆需之铺家。
这是南宋的情况,每天从临安城的商铺买米吃的,一般都是官宦,富户,普通的市民呢,只有一两千户,剩下的几十万底层百姓。他们吃什么?
我想已经无需回答了。
而写到这里,很多问题已经清晰了。
宋代在农业,商业,城市生活和社会救济方面,的确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肯定要比历史上的其它朝代要好,谋生的机会变多了,物质文化变丰富了,但这些进步没有消除土地占有的差距,没能阻止征收过程中的侵扰,也没有使普通家庭摆脱灾荒,疾病,战争的威胁。
更何况,宋代还是我们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次数最多的朝代,两宋加起来有超过400次。
宋史领域的奠基人邓广铭甚至说,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金兵南下,北宋恐怕也早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了......
参考资料: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志》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
《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及序
苏轼《吴中田妇叹》
《福建通志》《仙游县志》《漳州府志》
《宋元学案》《梦粱录》《嘉祐集》《廿二史劄记》《朱文公文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纪闻》《历代名臣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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