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5年11月29日，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住所内，82岁的吴德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关于他临终留下的“三行遗嘱”，民间流传很广：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住房交还国家，著作稿费捐给西北女童助学。遗嘱原件如今难以核验，但这三句话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并不只是因为文字简短，更在于它与吴德晚年的生活态度相互吻合。
吴德1913年出生于直隶丰润，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那时的唐山，煤矿工人集中，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也因此成为地下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吴德参与组织开滦煤矿罢工和唐山总同盟罢工，接触到的不是书本上的群众工作，而是矿井、工棚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搜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局势骤然恶化。吴德在冀东组织抗日力量，参与开滦矿工起义，并投身创建冀东抗日联军。敌后斗争条件极其艰苦，部队缺枪少弹，交通和联络也常常中断。许多工作没有公开名义，靠的是熟悉乡情、依靠群众，一点点把力量保存下来。
1940年，吴德作为晋察冀方面代表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相关工作，并汇报冀东敌后斗争情况。此后，他留在延安，参与敌后城市工作。这个岗位看似不在前线，实际涉及情报、组织、城市联络等多项事务，要求工作人员既懂政治，也要能处理复杂的人事和信息。
抗战胜利后，吴德重新回到冀东，担任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后来任唐山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市市长、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天津工作让他面对城市接管和恢复生产，吉林工作则使他深入接触工业、农业以及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
1966年，吴德从吉林调往北京，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后近三十年，他的政治生涯和北京紧密相连。北京的特殊位置，决定了这里的工作不能只看地方事务，许多重大政治变化都会迅速传导到全局。
“北京的事情，不能只凭情绪办。”这句话常被用来概括吴德处理事务的风格。是否确为原话，已难考证，但他在复杂局面中强调稳妥和秩序，却是许多回忆材料共同提到的特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北京政治和社会秩序面临严峻考验。吴德当时在北京军区担任政治委员，参与相关处置工作。此后，他在中央和北京市的职务进一步提升。1973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6年10月，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吴德参与了这一重大行动。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事件往往由多方面力量共同完成，不能把全部作用归于某一个人。吴德的参与，是他政治经历中十分关键的一段，也影响了他后来在党内的评价。
1977年，吴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了1978年，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0年，根据全会通过的公报，他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逐步退出政治工作核心。
退休并不意味着生活奢华。吴德的女儿吴铁梅回忆，父亲后来居住在东交民巷一处住房内，生活待遇按照原有级别保留，但日常十分简朴。住了约13年后，他仍把住房看作组织提供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个人可以永久占有的财产。
有意思的是，吴德对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十分反感。家中看到相关报道，他有时会让家人关掉电视；听到不正之风，也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样的性格并不圆滑，却贯穿了他的晚年生活。
1982年，吴德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92年该机构撤销。晚年，他整理个人经历，留下《吴德口述》等回忆资料。这些文字涉及唐山工运、冀东抗战、北京工作以及重大历史转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至于那三行遗嘱，现有公开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每个字句都出自一张正式遗嘱。可是，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住房交还国家、稿费捐助西北女童的说法，确实与吴德家属后来所述的处理方向相互呼应。1995年11月29日，他在北京病逝，相关著作稿费也按家属所述作了捐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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