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企倒下后，数十万辆新能源车谁来修

买车时，它们是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和超长续航加持的科技产品；车企停摆后，车主最关心的问题却变成了：哪里还能修车，哪里还能买到配件？

新能源汽车凭借更新快、智能化程度高和使用体验新颖，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当行业进入淘汰赛，过度压缩的开发周期、不完善的配件供应体系，以及高度封闭的维修权限，也开始集中暴露。

一些曾经备受资本追捧、融资额惊人的造车新势力，在经营困难、停产停服甚至进入破产清算后，留下了一批失去正常售后支持的“孤儿车”。

保守估计，目前市场上的“孤儿车”已经达到数十万辆。

对这些车主来说，续驶里程少了几十公里未必最可怕，智能辅助驾驶停止更新也不是最急迫的问题。真正令人焦虑的是，一旦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核心部件故障，即使愿意花钱，也可能找不到配件、读不了故障码，更没有维修机构敢接手。

一辆原本价格不低的新能源汽车，可能因为一块控制模块、一个大灯甚至一枚无法匹配的电子零件，在维修厂里停上几个月。

这已经不只是某些车主的个人遭遇，而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扩张后必须面对的一笔售后欠账。

在一些“孤儿车”车主互助群和维权群中，讨论频率最高的已经不是车辆性能，而是维修资源。

哪家维修厂愿意接本品牌的车，哪家网店还有库存件，哪里能够找到成色尚可的拆车件，哪个城市的维修师傅掌握系统解码方法——这些信息正在成为车主之间最宝贵的资源。

威马、高合以及部分售后体系出现波动的品牌车型发生故障或遭遇事故后，维修方有时很难通过常规渠道取得替换配件，只能转向二手市场寻找拆车件。

但拆车件什么时候能找到、性能是否可靠、装车后能否完成系统匹配，几乎都存在不确定性。

对燃油车来说，一块车门钣金件或者一个机械部件暂时缺货，还可能通过副厂件、通用件解决。新能源汽车上，即便拿到外形完全相同的电子零件，如果无法通过车辆系统的密钥认证，也可能装得上却用不了。

于是，一辆车的维修不再只是机械问题，而变成配件、软件、数据和授权缺一不可的系统工程。

车企正常运营时，这套封闭体系能够确保维修质量，也能减少不规范操作。但企业一旦退出市场，过去被视为技术壁垒的封闭设计，马上就可能变成车主无法跨越的维修高墙。

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并保证其后至少十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

规定并不模糊，问题出在如何落实。

对正常经营的传统车企而言，继续供应停产车型配件，是可以纳入长期经营成本的售后责任。但部分造车新势力经营时间较短，一旦资金链断裂、工厂停产、员工离职、售后网点关闭，十年配件供应很容易失去实际承担主体。

车企还在时，消费者可以要求它履行责任；车企进入破产清算后，车主面对的可能只是一个等待偿债的法律主体。

更棘手的是，配件保障不是把几个零件放进仓库那么简单。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电控系统、传感器和智能座舱硬件需要软件支持，部分零件装车后还需要在线授权、密钥匹配或者重新标定。如果后台服务器停止运行，即使仓库里仍有配件，也未必能够顺利完成维修。

“保证十年配件供应”如果只停留在原则层面，而没有库存标准、技术资料托管、软件服务延续和退出责任安排，车企一旦倒下，规定就可能难以真正保护车主。

燃油车时代也出现过品牌退出市场的情况，但车辆很少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一样，迅速陷入“无人能修”的困境。

原因在于两类汽车的产业底层逻辑存在明显差异。

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挂和制动系统，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供应链。大量零件由第三方供应商生产，副厂件、通用件和拆车件市场也比较发达。

即使原品牌退出，只要机械结构没有严重损坏，普通维修机构拿到合适零件，通常仍能开展维修。部分配件还可以跨车型、跨品牌使用，维修厂不需要时刻连接原厂后台。

新能源汽车则更像一台由电池、电子系统和软件深度绑定的大型智能终端。

国家注册审核员李锦堤介绍，部分新能源车企通过多层技术手段，将维修权限集中在授权体系内。

首先是电池管理系统和车辆数据封闭。第三方维修机构缺少原厂设备时，可能无法完整读取故障信息。

其次是诊断和装配需要授权。部分配件更换后，必须使用专用诊断设备消除故障码、进行软件匹配，否则车辆仍无法恢复正常。

最后是核心配件存在密钥认证。维修企业即使通过其他渠道找到零件，也可能因为缺少授权码而不能使用。

这就让第三方维修机构陷入“三不能”：拿不到原厂配件，读不全车辆数据，装好后又匹配不了系统。

维修资质不等于维修能力。面对高压电池和封闭软件系统，维修机构如果盲目拆解，不仅可能扩大故障，还会带来触电、短路甚至热失控等安全风险。

最终，不少维修厂只能拒绝接单。

新能源汽车快速迭代的另一面，是配件型号越来越碎片化。

广东省社会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高承远指出，部分车企为了降低成本、适应供应波动或者追求性能更新，频繁调整电池方案，同一车型在不同批次中都可能使用不同供应商、不同模组结构。

新方案投入生产后，上一代模组生产线可能很快转产，相关结构件也随之停产。车型还在路上行驶，与之匹配的电池包和内部零件却已经停止大规模生产。

车企正常经营时，还能通过库存和返修渠道维持服务；企业一旦停摆，旧车型就可能迅速失去配件来源。

电池包的问题尤其突出。

整块电池包价格高昂，但许多故障未必需要整包更换，可能只是某个模组、控制单元、接插件或热管理部件出现问题。如果车企不提供细分零件，授权网点往往只能给出整包更换方案。

对“孤儿车”车主而言，情况更加困难。授权网点已经关闭，原厂零件停止供应，只能在电商平台和二手市场寻找拆车件。

而能够继续使用的拆车件数量有限，需求却不断增加，价格自然被推高。车主即便花高价买到，也要承担零件历史不明、健康状态难判断以及系统无法匹配的风险。

一辆车最初可能只坏了一个小部件，最后却因为缺少配件，被迫更换整套总成，甚至直接失去维修价值。

在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中，“只换不修”一直是车主争议较大的问题。

一些故障本来可以通过更换模组或维修局部零件解决，授权体系给出的方案却是直接更换整个电池包、控制器或者集成总成。

这样做有一定技术原因。

整包更换更容易控制维修质量，也能降低因拆解高压部件带来的安全责任。对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维修市场，标准化更换确实比现场精修更容易管理。

但其中也存在明显的商业利益。

李锦堤表示，随着整车销售利润持续收窄，售后维修正在成为车企的重要利润来源。按照其提供的行业观察，电池整包更换的毛利率可能明显高于模组维修。

车企自然更愿意销售整套昂贵总成，而不是开放技术资料，让第三方维修企业更换其中一个小部件。

“前端卖车让利、后端维修补充利润”的模式一旦形成，车企就缺少主动开放配件、诊断接口和维修权限的动力。

消费者买车时享受了价格竞争，车辆发生故障后却可能面对高昂的封闭式维修成本。

当车企仍在经营，这种模式体现为“修车贵”；当车企退出市场，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为“根本没法修”。

配件和权限并不是新能源汽车维修的全部难题。

山东易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浩将当前行业问题概括为“四缺”：缺人才、缺技术、缺配件、缺标准。

传统机修工熟悉发动机、变速箱和机械结构，但新能源汽车维修还涉及动力电池、电力电子、热管理、软件诊断和高压安全。

特别是动力电池内部带有高压电，不规范操作可能造成严重触电事故。电池出现变形、进水、短路等情况时，还可能引发热失控，对维修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都有更高要求。

普通维修工经过短期培训，未必就能安全处理复杂的三电故障；只懂电子系统的技术人员，也不一定熟悉整车机械结构。

新能源汽车售后需要的是既懂机械，又懂电气、软件和数据诊断的复合型人才。

开思售后服务副总裁兼新能源业务负责人方长根建议，职业院校应加强高压安全、热管理系统、三电诊断和数字化设备操作等课程，并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打通培训、认证和就业通道。

但人才培养不能只追求数量。

如果缺少统一的维修标准和能力认证，消费者仍然无法判断一家门店究竟是真的会修，还是拿车辆冒险练手。行业需要建立可验证、可追责的维修服务质量体系，对人员资质、设备要求、操作流程和安全规范进行统一认证。

只有这样，第三方维修市场才能真正成为原厂售后的补充，而不是另一个充满风险的灰色地带。

针对新能源汽车修车难、修车贵的问题，相关政策正在逐步补上制度短板。

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将汽车维修经济性纳入新车准入管理。

这意味着，一款新车能不能上市，未来可能不仅要看安全、环保和性能，还要考虑发生故障后是否容易维修、备件是否能够持续供应，以及售后体系能否真正承担责任。

《征求意见稿》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履行质量担保义务，提供售后服务，并在承诺的担保期内，为用户提供质量合格的备件、维修和咨询服务。

方向已经明确，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

首先，要把十年配件供应从原则要求变成可执行的保障机制。车企停产、合并或者破产时，库存配件、技术资料和软件服务如何移交，不能等问题发生后再临时协调。

应推动必要的维修数据和诊断接口有条件开放。在保障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车辆安全的前提下，让具备资质的第三方维修机构能够读取故障数据、完成配件匹配。

再次，要建立独立配件流通体系。不能让所有核心零件只能通过单一车企渠道获得，应鼓励符合质量标准的供应商进入售后市场。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售后保障专项保证金”，要求车企按照销量提取一定资金。当企业经营出现重大波动时，由专项资金继续保障配件生产、服务器运行和基本维修服务。

这一设想会增加车企成本，却能够避免企业把退出市场的代价全部留给消费者。

“孤儿车”的维修困境，表面上看是少数企业经营失败留下的历史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长期“重销售、轻服务，重迭代、轻保障”的结构性失衡。

过去几年，行业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企业忙着比拼交付量、智能座舱、续驶里程和新车发布速度。资本关注的是销量和估值，消费者看到的是配置和价格。

至于一辆车开到第八年还能不能买到配件，企业退出后软件服务由谁接管，旧电池能否维修，第三方能否读取故障数据，这些问题很少出现在新车发布会的大屏幕上。

但汽车不是两三年就可以随意抛弃的消费电子产品。

它关系到家庭出行和公共安全，正常使用周期往往长达十年以上。消费者买下的也不应该只是一辆硬件产品，而应包括贯穿车辆生命周期的维修、配件和软件保障。

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规模上的跨越，下一阶段真正考验行业的，不是谁一年发布更多新车，而是谁能够对卖出去的每一辆车负责到底。

一家车企可以退出，一款车型可以停产，但车主的合法权益不能随之消失。

让每辆新能源汽车都有配件可换、有数据可读、有机构敢修，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销量领先走向体系成熟必须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