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库里的一箱照片：东京审判八十年，一群人在香港重新“作证”

2026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香港理工大学蒋震剧院。这场名为“铭记抗战历史 守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论坛有一个不太寻常的设定：全场以英语为基调。

开幕时，英文司仪何俊贤（Jun Ho）开门见山地宣布——This event will be conducted largely in English, with selected segments delivered in either Mandarin or Cantonese.（本场活动以英语为主，部分环节使用普通话或粤语。）此后两个半小时，这个规则被严格执行：外国讲者和本地议员大多用英语发言，教育背景出身的讲者在英语和普通话之间自如切换，讲军票和会计的两位则坚持全程粤语，中文司仪潘天雪用普通话串场。一座剧场，三种语言，讲的是同一段历史。

台下的人员来自多个方面：法国来的中学教师、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八十多岁的古地图收藏家、退休银行家、索偿协会的白发会员，还有一排穿校服的中学生。

剧场外走廊的展板上，钉着泛黄的日军军票、竖排的《日本投降书》影印件、东江纵队在山里行军的照片，还有一张日军绘制的侵略罪行示意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的地名和年份。

这一天是台湾光复纪念日，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司仪在开场时提醒听众：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第一次在国际司法上确立“侵略是国际犯罪，个人须担责，官职不能免责”。

坐在场内听下去，这场论坛其实更像一场补开的庭审：八十年前东京法庭上缺席的证人，这一天陆续走上讲台。证词讲到一只皮箱，讲到一天240克大米，讲到一笔从1968年算到今天的账。

箱子是外祖父的，战争也是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马库斯（Marcus de Tréyes），全程英语。他的开场白不带任何头衔：“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从来没打算研究历史。我只是有一天走进父母的车库，想找一些旧照片。”

▲从左往右：白世杰、马库斯、钟浩松

他找到的是一只旧皮箱。里面是六百多张外祖父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照片：前一半是上海的街道、庙宇和人家；往后翻，就是废墟和尸体。几乎每张照片背面都有外祖父的手写注记。经后来的整理统计，一共618张。

“我外祖父有六个孩子，两个没能从战争里活下来。”马库斯讲得很平静。一个死于1941年日占越南的恶劣环境；女儿弗朗索瓦丝1942年死在上海——喝了发给中国孩子的果汁，中毒身亡。叔叔马克1937年到上海，看见了一个孩子不该看见的东西，终生没有恢复。家里人几乎从不提这些。

▲马库斯外祖父曾经拍下的照片以及照片背后的备注

“后来我懂了，有时候人们沉默，是为了不让孩子替自己疼。但沉默是有代价的——历史的一整个部分，就在车库的一只皮箱里睡着了。”他说。

外祖父写不下那些场面，就写隐喻。在一张黄浦江的照片下面，他只写了一句：One of the many swimmers the Huangpu throws back（黄浦江抛回岸边的众多游泳者之一）。马库斯把这句话带到了香港的讲台上：“九十年后，这句话是写给我们的。”

在法国的学校里，他学到的二战是“欧洲中心”的：纳粹德国、大屠杀、被摧毁的城市，“关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惊讶变成好奇，好奇变成责任。2025年8月4日，他和两位同伴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把全部618张照片捐给了中国；经技术鉴定，如今陈列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这些照片是在中国拍的，讲的是中国的苦难，它们属于中国。”

他还讲到东极岛——在那里，他遇见了当年从海里救起英国战俘的中国渔民的后代。“我以为我懂二战。在中国大陆我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它始于1931年，打了十四年。我站在卢沟桥上，走过南京的纪念馆，看到731部队在哈尔滨做过什么。每一次来亚洲，我都变成一个更好的学生。”

这一天他留下了全场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A history that is not taught is a history that can be denied.（没人讲授的历史，就是可以任人否认的历史。）

“第三只眼”，和一个叫“寻声”的AI

与马库斯同台的，是项目另两位成员：来自中国内地的钟浩松，和曾在中国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任职的外交官白世杰（Bastien）。三位讲者先后以英语发言——钟浩松介绍项目始末，白世杰讲解档案来源，马库斯补充家族往事。

钟浩松说，项目最初是被一件事“震”到的：他们发现欧洲主流的历史教育和公共记忆里，二战中亚洲平民的苦难几乎没有位置。于是三个人把这件事做成了持续数年、横跨几大洲的工作——在东京办过展，“倾听同样希望真相大白的日本民众的声音”；在首尔、巴黎、马赛办过活动；在巴黎夏乐宫（Trocadéro）前，办过那座城市第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步行活动。他们还从日本带回20公斤的证据，捐赠给了中国内地。代价他也如实讲了：“为被遗忘的历史发声，我们暴露在怀疑、争议甚至威胁之中。我们的办法是全透明——进展和难处都摊在社交媒体上，让全世界看着我们做。”

白世杰的立论依据是南特的法国外交档案馆。他找出领事电报、军情简报、警务报告、报刊剪报、中国抵抗出版物的译文——法文、英文、中文、日文、俄文，多语种成体系。“有人攻击我们，说照片是假的。他们总不能说，当年世界第二大的法国外交网络留下的官方文件也是假的吧？”他称这批档案为：They are third-party eye（它们是第三只眼）。

这位前外交官还指出了教科书的一个分歧：法国课本说二战始于1939年，中国课本说始于1931年。“怎么办？回档案去。”他还提到一段旧事：1928年，外交官蔡公时在济南罹难。“当我发现法国课本和中国课本对同一场战争写着不同的起点，我就明白这些档案为什么重要。”

这支三人的小队伍甚至自己训练了一个AI问答工具，起名“寻声”——寻，是寻找；声，是声音。向它提出关于日本侵华的问题，几秒钟内就能得到带着文献出处和日期的回答，底层数据库就是那批外交档案和照片。白世杰提到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She did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access as we have today（她当年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停下来。”

马库斯在旁边补了一句：“日本人擅长用漫画讲故事、把历史藏进动画里。我们也打算画一部自己的漫画，明年去日本做，用漫画影响年轻一代。”他还提到，团队在成都设了一间常年开放的“和平小屋”，陈列照片复制件，接待任何想来看、想来提问的人。

临下台前，他说了句让全场安静下来的话：The archive we found have been classified for 75 years. At the time of the Tokyo Trials, no one had access to those documents to give a fair trial. So we are sorry we just come too late（我们找到的档案被尘封了75年。东京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到这些文件，无法给出一场完整的审判。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一天240克米，和一个16岁的姑娘

第二场专题回到香港本身：日占时期的妇女与劳工。主持人依旧英普双语，三位讲者——立法会议员邓飞、立法会议员李梓敬、收藏家谭兆璋教授——语言选择各不相同。

▲从左往右：李梓敬、邓飞、谭兆璋

邓飞全程英语，不念稿，直接报数：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18天战事，守军伤亡逾3000，平民死伤约4000；圣诞节那天港督签字投降——Black Christmas（黑色圣诞）。此后苦难转入日常：大米配给降到每人每天约240克，后来还在减，人却照样被拉去劳作；港币先按2比1强制兑换军票，再改成4比1，最后军票成了唯一“法定”货币，战后就成了一堆废纸。香港人口从160万跌到约60万。

“慰安所不是个别士兵的失当行为——那是一套制度化的系统（an institutional system）。”邓飞特别提到圣士提反书院（St. Stephen's College）临时医院里遭受暴行的护士：连照顾伤员的人，也没有得到保护。但他同样留了亮色：港九独立大队先后营救了800多位文化人士；一个叫赵晓玲的16岁姑娘参与护送人员撤离，被捕入狱，刚出生的女儿死在牢里——She still refused to yield（她始终没有屈服）。

他的收束简短有力：“强迫劳动不是加班。强迫劳动是拿人命去伺候敌人（using human lives to serve the enemy）。记住这段日子，才对得起现在不用拿命换米的日子。”

李梓敬先用英语陈述历史事实，随后转入普通话——“接下来我用普通话讲吧”——从教育角度谈如何让下一代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他说得实际：教历史最怕两件事，第一没资料，第二资料是错的。他建议借鉴定格动画讲述历史的办法——让孩子了解战争的残酷，又不让过于血腥的画面留下心理阴影；他还提醒台下：如今有人拿错误的史料去“喂”人工智能（feed the AI），“扭曲AI世界里对这段历史的记载，这是我们要认真应对的”。

第三位出场的是谭兆璋教授。老先生先用英语自我介绍：I'm just a map man（我只是个研究地图的人）。随后切回普通话——他毕业于喇沙书院（La Salle College），在北京大学学习、任教近三十年，1973年在香港创办普通话研习社，“所以我讲很标准的普通话”。

他现场亮出一张1940年日本人绘制的香港地图：“上面标着日本人的墓地、火化场，还有‘欢乐街’。他们想要什么，先画在地图里。”又亮出一副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儿童棋——“双六”：掷个骰子往前走一步，就“攻陷”一座中国或朝鲜的城市。“1894年的飞行棋，教他们的孩子从小怎么打下中国。”

问答环节被问起对年轻人的建议，谭兆璋答得恳切。他说自己收藏了4000多张1890年至1950年间的香港明信片，其中不少是日占时期日本人寄回家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心里话，讲给太太听、讲给孩子听——memory全部在里头。”他还讲起1997年7月1日自己画过一张“香港未来地图”，把辽宁号航空母舰、互联网、连接港澳珠的桥都提前画了进去。“我呼吁各位年轻朋友：去画你们的香港未来地图，看谁能找出真理来。我一定送一份古地图作礼物。”

邓飞的回答则收得很紧：“宏观上，十四年抗战乃至甲午，必须有个整体了解；微观上，从香港本地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刚开始就大规模测绘中国，编成六十多卷的《邻邦兵备志》——这是日本陆军省第一次大规模编制中国野战地图。香港本地的日占史料至今还在整理，因为殖民地政府没兴趣帮你搜集。宏观、微观，两样都得做。”

一笔从1968年算到现在的账

十分钟的茶歇之后，进入第三场专题——日占时期香港的经济损失。这一场改为以粤语进行：主持人从英语切换到粤语，三位讲者也全部使用粤语发言。

会计界出身的立法会议员吴锦华开场便点明来意：“咁我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呢倾一倾日本，讲一讲条数，同埋算一算笔账。”（我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日本，讲讲这笔数、算一算这笔账。）

他梳理了日军接管香港金融系统的过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被强行接管、逼令清算，库里的黄金、白银、美元、英镑被没收，资产转入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正是日方指定的“敌国银行清算人”。尤为严重的一笔，是日军在毫无储备支持的情况下，胁迫汇丰高层签印了约1.198亿的大面额钞票——史称“逼钞”事件。他评价道：“从会计同金融嘅角度嚟睇，呢一次系彻头彻尾嘅一个金融暴力。”（从会计和金融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金融暴力。）

他算了一笔对照账：被抢走的还不只是存款、店铺和货品，“更加系一个家庭赖以生存嘅一个保障”（更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保障）；而今天香港的财政储备约6400多亿港元——几乎是当年那笔掠夺的镜像。同场的立法会议员陈宗彝为日占金融掠夺勾画出三个步骤：第一步占领金库，第二步傀儡发钞——用满洲中央银行等傀儡银行的伪钞置换民间财富，第三步财富套现。“呢种咧系彻头彻底强制性嘅劣币驱逐良币。”（这是彻头彻尾的强制性劣币驱逐良币。）他还提供了一组数字：被掠走的文物多达360余万件，历史文献1800余箱，如今多存于东京的博物馆、京都大学和财阀手中。

这场“算账”里最久的一笔，属于香港索偿协会。1968年成立时，它代表着约3500个持有军票的家庭；如今能联络上的会员，只剩约150人。

主席莫国威全程粤语，语调平缓。他先述制度：日军占领香港后，强令2港元兑1军票，1942年改成4兑1，“如果当时嘅日本军队发现我哋香港市民仍然持有港币呢，系即刻拉出去枪毙或者杀头嘅”。（如果当时日军发现香港市民仍持有港币，是即刻拉出去枪毙或杀头的。）日占时期共发行约19亿军票，战败后仍有12亿留在香港民间——按1945年市值折算约48亿港元，“真真正正系我哋香港人血汗钱”。

然后，讲官司。1993年，协会远赴东京状告日本政府，前后开庭28次。“喺一九九九年呢最终嗰个庭审嘅时候呢，当时个法官喺个判词嗰度呢，系承认咗当年呢日军侵占香港嘅时候呢，佢哋发行军票并且强迫我哋香港市民呢系兑换嘅。”（1999年终审时，法官在判词中承认了当年日军侵占香港、发行军票并强迫市民兑换的事实。）“但系由于日本呢系国内呢系冇赔偿法，所以我哋香港索偿协会嘅诉讼呢系不予受理，亦都不予赔偿。”（但由于日本国内没有赔偿法，协会的诉讼不予受理，也不予赔偿。）2001年上诉，同样被驳回。

按协会的估算，现存军票以黄金价值计算连本带息，约合4600亿至4700亿港元——接近如今香港财政储备的八成。而支撑这项工作的，是每位会员一年200港元的会费。“咁呢个呢系最近我哋今年呢系开咗一次嘅会员大会啦，咁啊有四十五位参加嘅。”（这是我们今年召开的会员大会，来了四十五位。）莫国威停了停，继续说：“虽然人数唔多，但我哋呢都系初心不改，大家一致都认同呢我哋要继续争取，直至到成功为止。”（虽然人数不多，但我们初心不改，大家一致认同要继续争取，直到成功为止。）

问答环节，被问到“如何防止类似的经济掠夺”，莫国威的回答朴素：“而家有强大嘅祖国护住我哋……只要金融每一个方面守好个系统，加强同内地沟通协调，乜嘢构想都唔容易成功。”（现在有强大的祖国护着我们……只要金融每个环节守好系统，加强与内地沟通协调，什么构想都不容易成功。）吴锦华则从专业角度补了三条：外汇基金储备、联系汇率、关键基础设施条例——“九七年、九八年金融风暴，零八年金融海啸，点解我哋个货币唔会大幅贬值？就係因为有好强悍嘅国家支持，同埋好有韧性嘅联系汇率。”（为什么我们的货币不会大幅贬值？就是因为有强悍的国家支持，和很有韧性的联系汇率。）

迟到八十年的结案陈词

压轴的第四场主题，只有一位讲者：杭行教授，讲“东京审判八十周年：被遗忘的历史与有罪不罚的反思”。他全程英语，开场先作铺垫：“坐在这里听完全部三场讨论，我学到了很多。今天要做的，是把大家的发言串联起来，再说明一个道理：历史的教训，如何为未来所用。”

他把法理链条陈述得很清楚：1943年开罗会议，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书》，其后是东京审判——战后东亚的秩序，正是建立在这串文件之上。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第一次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认定：发动侵略战争是国际犯罪，个人须为此担责，官职不能免责。

说到落实，他的语气转为凝重：“过去几十年，这份公告的落实，不幸是非常不完整的。”他提醒听众，《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至今仍载有“敌国条款”——那是1945年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而设的最后手段。他真正的落点不在条文，而在人心：纳粹的卐字、日本的旭日旗，今天仍能刺痛人，“因为它们的历史遗产并没有被真正埋葬。如果这只是段无害的旧传统，未必是大问题——但它是真有可能再度困扰我们的东西。”

这一段收束了全场四场讨论，也呼应了剧场外展板上的那行字——捍卫《波茨坦公告》，就是捍卫二战胜利成果。

十二点二十分，是闭幕环节。主办方代表何君尧致辞时说，自己没吃早饭，却觉得精力充沛——“因为这场讨论给我的精神回报，比填饱肚子重要得多。”他特别向台下的年轻人致意——来自法国、来自中国内地、来自香港的学生们，“可以坐在一起分享经验”。

▲何君尧（右一）

十二点半，散场。粤语、普通话、英语的道别声交织在一起：“唔该晒”（多谢）、“去食饭咯”（去吃饭吧）、“OK, see you”。讲台边，几位白发会员互相搀扶着离场——他们的口袋里，也许还收着几十年前那几张军票。

作者手记：我选择把箱子打开

散场时，马库斯又一次被学生围住。有学生问：那只箱子，为什么非开不可？

他的回答，用的是他一整天里最慢的语速：“我外祖父继承了一场战争，我继承了一箱照片、一堆问题和一家的沉默。我选择把箱子打开。”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记恨谁，是为了让那些人别被忘掉——为了让我们的孩子选择和平，因为他们知道打仗的价钱。”

文图：朱顺忠 发自香港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