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源头治理的道与术

　　源头治理的效果应体现为治理韧性进一步增强、矛盾纠纷预防能力持续提升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受访对象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向春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陈　锋：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近年来，全国多地推动治理关口前移，推动基层治理从单点化解矛盾向系统防范风险转变、从群众上门反映诉求向基层干部主动问需转变，有效压降矛盾纠纷增量、从源头化解风险隐患，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当基层治理事项关联性不断增强、群众诉求日益多元复杂，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赋能源头治理？如何提升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实效，以高效能治理降低矛盾激化风险？如何把握前置干预边界、建立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将源头治理纳入基层治理闭环？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邀请社会治理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源头治理的道与术，助力基层治理实现标本兼治、长效善治。

　　传承“治慧”向前一步

　　《瞭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有益的治理之道，源头治理与我国古代治理经验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马学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源头治理智慧。从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等成语，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等古训，都蕴含着具有前瞻性的治理理念：强调在矛盾尚未激化、尚可调处之际主动介入，消除未起之患。此外，中国古人“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理念，也与现代的源头治理在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这并非追求没有矛盾或压制矛盾，而是主张在矛盾初起时就建立充分沟通的渠道，依托共识与规则疏导分歧，避免小事拖大、易事拖难。

　　向春玲：从实践看，我国古人十分重视预防为先、抓早抓小，不少矛盾纠纷在家族、邻里、乡里中化解。比如通过里甲、保甲制度，依靠群防力量前置排查治安隐患；借助道德教化、乡约协商等约束力，让小事不出里、争讼止于乡。现代的源头治理，同样强调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把问题解决在网格、村社等基层一线，是对古代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陈锋：源头治理的思维逻辑与中医理念有相通之处：不把单一问题看作孤立、静态、突发的点，而是从整体层面关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和动态演进。比如，强调治未病，在问题未发时防患于未然；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各类积极因素对矛盾进行调解，提倡扶正固本。

　　《瞭望》：在源头治理实践中传承与发展古代治理智慧，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马学广：现代语境中的源头治理，并非对古代治理模式的简单复刻。古代社会主要依托宗法秩序、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等维系稳定，是农耕文明下形成的治理经验，面对的治理对象、利益结构相对简单。而现代社会存在人口高频流动、社会交往广泛、网络虚拟空间发达等诸多全新治理背景，利益诉求多元分化、风险传导链条错综复杂。一些曾经依靠乡规民约或道德感化即可化解的纠纷，如今必须通过法律规范、多元协同等现代治理方式来应对。

　　因此，在源头治理实践中传承古代治理智慧，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是，传承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慎始慎初的底线思维、见微知著的敏锐感知，再将其转化为当前治理中的科学手段，比如着力构建精准灵敏的民情感知机制、全域覆盖的风险预警机制、数字赋能的智能研判机制等，让源头治理更好发挥作用。

　　向春玲：传承古代治理智慧开展现代基层治理，需要厘清边界：德治、自治均不脱离法治轨道。比如，社区居民公约需由居民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须经过合法性审查；源头治理应做到情、理、法相统一，既注重柔性疏导也坚持依法依规，及时有效回应群众诉求。

长沙市芙蓉区综治中心入驻的法律援助律师为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资料照片） 受访者供图

　　协同治理 高效联动

　　《瞭望》：源头治理需要多部门协同参与，如何提升部门联动实效？

　　马学广：一是厘清职责边界。科学界定协同事项范围，明确“谁牵头、谁配合、谁兜底”等规则。二是打破信息壁垒。全面精准的信息是发现风险、判断趋势的重要前提，有助于掌握问题全貌，及时把握最佳干预窗口期。因此，应在合规范围内，为部门之间按需查询、受权调用数据建立更通畅的通道。三是树立协同导向。比如对牵头部门重点考核统筹调度、组织联动效果；对配合部门重点考核响应速度、信息共享程度，对协同成效好、源头风险压降明显的部门，在荣誉激励上予以倾斜等。

　　王德福：关键在于建立长效协作机制，让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定期会商、联合研判成为常规动作。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高位推动、基层“吹哨”等方式实现责任有效传递、压力合理传导，有效增强了多部门协同动力，提高效能。

　　向春玲：首先应增强协同意识、前瞻意识和源头治理自觉，在妥善处置具体个案的同时，主动排查苗头隐患、深挖问题根源。其次应进一步健全跨界事项协同处置机制。许多基层治理事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需明确牵头单位、优化处置流程。建立动态更新的协同事项责任清单，有助于明确责任分工和配合要求，鼓励相关部门主动靠前、协同处置，确保治理责任有效覆盖、处置流程顺畅衔接。

　　《瞭望》：实践中，不少源头治理任务落在乡镇、村社，如何为基层提供更有力的人财物保障？

　　向春玲：首先配强人力，确保治理力量有效配置。比如，根据矛盾纠纷量、安全隐患数、人口、面积等，充实网格巡查、矛盾调处、安全排查岗位；注重对基层干部开展实战培训，提升风险识别能力、矛盾调处和早期干预能力等。

　　同时，实现费随事转，依据治理难度差异化设置源头治理经费，在合规前提下开展机制创新，简化源头治理领域的小额资金审批流程，方便基层及时化解小微隐患、回应微小诉求。

　　此外，还应充实物力，通过建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室等，为前端感知并就地化解矛盾提供场所和阵地；配齐隐患巡查、信息采集装备等，为早发现、早处置提供保障。

　　马学广：在权限、资源和专业力量配套下沉的同时，应明确基层职责清单和事务准入标准。源头治理重在推动基层立足职责、发挥优势，把分内之事办实办好；对跨层级、跨领域、专业性较强的事项，由相应层级和职能部门牵头，专业力量协同处置。实践中，应特别注意一体推进放权赋能、减负增效。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源头治理“向前一步”，不是要基层接得住所有事，而应通过科学划定任务边界，确保基层切实承担起问题发现、先期处置和联系群众的重要功能，为下一步根据问题性质、成因来综合分析研判，进而补齐治理短板打好基础。

　　《瞭望》：怎样提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源头治理的积极性、实效性？

　　陈锋：这些治理主体在源头治理中具备三重优势。一是前端触达优势，他们日常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便民服务，能够精准捕捉包括独居老人、流动人口、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在内的隐性诉求与矛盾苗头。二是柔性介入优势，第三方力量能够起到矛盾缓冲、情绪疏导的作用，介入方式更温和、成本更低。三是专业补缺优势，比如能够在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领域提供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应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多元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源头治理，与基层行政力量形成有益互补。

　　马学广：基层治理重在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参与治理的不同主体在各自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比如，用好社会组织在资源链接、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在开展心理疏导、特殊人群个案帮扶方面的作用。再如，发挥志愿服务力量规模大、响应灵活等优势，鼓励其及时收集社情民意、风险苗头并向社区反馈，延伸治理触角。可通过将优秀志愿者纳入社区后备人才库、搭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平台等方式，鼓励其持续参与源头治理。

　　向春玲：一是畅通参与渠道，可依托社区和网格建立源头治理需求库，定期发布矛盾排查、安全巡查、特殊人群关怀等治理议题，让社会组织和志愿力量有渠道参与、有平台施展、有场景发力。二是健全反馈机制，对多元主体提出的风险线索、治理建议限时回应，并评估其参与成效，提升他们的参与价值感和获得感。三是通过规范化建设、能力建设等，引导各类主体依法依规参与源头治理，形成“有序参与—有效治理—正向激励”的良性循环。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湾谷科技园开展知识产权普法活动（2025 年 11 月 25 日摄） 王磊摄

　　练队伍 立标尺 划边界

　　《瞭望》：开展源头治理，对基层干部的能力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陈锋：从等诉求到找风险，从重结案到重溯源，观念的转变是第一步。同时，提升基层干部能力不能仅靠理论培训、课堂教学，更应在真实基层治理场景中积累经验，直面复杂矛盾、处置棘手问题。

　　马学广：开展源头治理，基层干部不能止步于做高效的事务处理者，更需成长为敏锐的问题观察者，提升综合能力——群众工作能力，从日常中识别潜在风险点，并精准区分一般诉求、潜在隐患、紧急事件；协商沟通能力，善于在多元利益诉求中迅速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综合研判能力，尤其是面对复合型难题时，应具备将个案置于整体中把握的站位和视野；资源统筹能力，既做好跨部门协调，也善于挖掘社区能人、社会组织等资源，拓展和凝聚更多源头治理力量。

　　《瞭望》：源头治理的效果相对不易量化，实践中应从哪些维度入手来评估其成效？

　　马学广：源头治理的效果越好，越“无事发生”，因此较难用单一数量指标加以衡量。可尝试从以下维度观察：一是类案发生率，看同类诉求是否呈下降趋势；二是问题复发率，看是否避免了问题反弹；三是治理前置力度，看工作重心是否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四是群众满意度，看群众是否感到诉求表达更通畅、回应更及时。总体来看，源头治理的效果应体现为治理韧性进一步增强、矛盾纠纷预防能力持续提升。

　　向春玲：看问题减量，通过信访量、治安警情、诉讼率、12345热线工单量等数据的下降程度，能直观印证源头治理成效；看治理增量，通过统计干部下沉排查、主动调解化解的矛盾数量、隐患排除数量、前置服务事项数量，体现源头治理的工作成果；看机制完善，通过统计优化工作机制、行业整改建议等方面的数量与落地成效，可评估通过个案复盘推动同类问题整改的实际效果。

　　《瞭望》：源头治理强调抓早抓小，如何把握好提前干预的边界？

　　王德福：应科学区分规律性事件与小概率事件。源头治理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规律、可预见的问题，通过抓早抓小能够有效防范。小概率事件具有突发性、偶然性，难以完全依靠预防来避免，主要依靠加强事后应急响应能力建设。

　　推进源头治理，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矛盾易发多发、风险外溢性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前置防控、早发现早处置的要求落实到需要且适宜的事项上。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群众能够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解决的事项，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的作用，坚持自治引导而非包揽包办。

　　向春玲：应严守履职边界，遵循法定权责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各部门的权责范围，严格区分公共治理事务与个人私人事务，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分级分类做好风险研判，区分轻微问题、紧急险情。尤其是，对轻微问题应以提醒、劝导、协商为主，把握好提前干预的边界和尺度。优化评价导向，科学设定风险防控目标，既鼓励主动防控、及时处置，也尊重治理规律、包容合理风险。总之，坚持权责一致、量力而行，推动责任落实与资源保障、基层承受能力相匹配，可以使源头治理既积极有为又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