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如何写出风骨?

风者，流动的空气也，自由也，神采也，影响力也！

骨者，刚硬也，不屈服也，独立也！

独立、自由，乃汉字书写的内在风骨也！

——题记

欲得骨力 必学汉碑

上一章在介绍学习《智永真书千字文》时，我们提到了唐代孙过庭的观点：学书法，首先要学习骨力，在骨肉不能得兼的情况下，宁肯弃“肉”也要得其“骨力”。这一书法原则实际上自汉字书写出现时就存在，并为后世书家而广泛遵循。

但如何获得骨力，则有不同的路径。现代书法家启功先生在精临《智永真书千字文》后，复学唐人柳公权的楷书，以增其骨力。

但在我看来，启功先生从唐代碑刻求其骨力的路径有些缘木求鱼，难得效果。何出此言？盖因从唐楷的笔画形态来看，横不平、竖不直，且无论横画还是竖画的轮廓线，都是起伏不平的曲线，精临唐楷，也必须学到这些起伏变化，从而使字的 “骨架”也存在变化的地方。横竖画不平不直，骨架结构就不稳。只能在动态中求总体的稳定感，起骨架作用的横竖画轮廓线如迎风摆动的柳枝，又如舞者飘动的衣襟，婀娜作态掩盖了骨架的硬朗。

要获得书法的骨力，晚明时的书法家傅山说得好：要从汉代隶书碑刻入手。傅山、王铎等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路径的有效，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伊秉绶，现代书法大家林散之等，均证明这条路径有效。我本人的书写和教学实践也证明这条路径有效。

从笔画形态和字形结构上来理解这一点很简单，汉代碑刻隶书的主体笔画横平竖直，笔法简单，直来直去，结构稳定简单，字势无论宽扁还是瘦长，横竖画的交叉点四个角都是稳定的九十度角，好把握，稳定感强，横画没有斜度，就不会出现七倒八歪的现象。

汉隶中当然也有柔曼飘逸的撇捺，但只像端庄肃立的战士身上飘起的一角战旗，其身姿始是硬朗挺拔的。

汉隶中固然也有“蚕头燕尾”的波画，但很多碑中，波画也是平直的，只是在收笔时微挑，有些中间部分也有起伏波画的字，必有一或两笔平直的横画为骨架，无论长短，平直的横画都起着全字骨架的作用。

从笔画形态和字形结构上理解为什么学习汉碑才能获得骨力，就是这么简单， 但要从文化上理解，为什么汉代人写出并刻在碑石上这些天骨开张的字迹，那就不 得不进入波澜壮阔的汉代历史了。

汉碑之骨

一、汉碑为何盛于桓灵之朝？

学习汉代碑刻，常见的法帖有《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 《石门颂》《西狭颂》等，大家请留意一下这些碑刻形成的时间，会发现它们都形 成于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即桓灵之际；而桓灵之际，是东汉政治最为腐败黑 暗的时期。强大的汉帝国崩溃的前夜，在一片黑暗腐朽之中，何以会出现如此风骨 嶙峋的碑石呢？

书法史资料显示：东汉章帝以前碑刻罕见，和帝、安帝以后刻石立碑之风渐起，至桓帝、灵帝时则达到极盛。为何会如此？

二、东汉的外戚和宦官轮番专权

东汉王朝自汉和帝登基后（公元88年），就陷入了外戚和宦官轮番专权的循环。根本原因是皇帝家族人丁不旺，被立为皇帝的都是小孩子（汉和帝登基时10岁，汉安帝登基时13岁，汉桓帝登基时15岁，汉灵帝登基时13岁，而且这些皇帝本人身体也都不够强健，也就活了三十多岁，还不算只活了一岁多的殇帝）。年幼的皇帝即位，只能由年龄也不算太大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处理朝政，形成了外戚专权。而当小皇帝长大了些，想自己掌权了，便想办法把太后家的人打倒、夺权。小皇帝长在深宫，能依靠的人只能是宦官。汉和帝到十四岁时，依靠宦官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杀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外戚窦宪，软禁了邓太后，郑众被封为剿乡侯。汉桓帝诛杀外戚大将军梁冀时，在厕所里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秘密开会，为了鼓励宦官们和他同仇敌忾，竟与他们歃血为盟，宦官们深受鼓舞，以皇上龙体尊贵为名，宦官单超咬破自己胳膊替桓帝滴血。事成之后，单超被封食邑2万户，其他四人各1万户。汉灵帝刚登基时，外戚大将军窦武准备联合太傅陈蕃诛灭宦官，但由于窦武和其女儿窦太后犹豫不决，消息走露，宦官曹节、王甫、张让等人先动手，矫诏诛杀了窦武、陈蕃等。那时，汉灵帝还只是个从外地迎进宫来的小孩子，为保命，只能说“张常侍（让）是我公，赵常侍（忠）是我母”。终其一朝，灵帝几乎始终被宦官控制着。

三、宦官专权带来政治灾难

比较起来看，外戚专权时，国家大局还是比较稳定的，汉帝国依然保持着对外扩张的态势，内部的基层政治也大体上运行平稳，史书上对那些著名的外戚如窦宪、梁冀的一些“罪行”的描述，主要是诛杀了这些老外戚的新皇帝杜撰出来的诬蔑不实之词。但宦官专权导致的后果很严重，以至于出现了将汉朝推向灭亡的灾难。

宦官是从小就被阉割后在宫廷里服待皇帝、皇后及嫔妃们的男性奴仆，他们身 体和心理都不健康，没有受过正规官员队伍应该接受的教育，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毫 无概念，只是及时作威作福，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单超等五人封侯后，就开始为 自己修建楼宅宫室，强取良人美女为姬妾，大肆买奴充当义子，任命自己的亲戚为 地方官员。单超之弟为河东太守，其侄子为济阳太守，徐璜的哥哥为河内太守等， 这些人暴得大权，便为非作歹，强夺民田，激起民间反抗。宦官专权，激起了职业官员队伍的反对，桓灵两朝，体制内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职业官员队伍和宦官队 伍之间。有些正直有担当的地方官员诛杀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宦官亲信，宦官们能左 右皇帝，对职业官员队伍进行了沉重的打击，造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很多著名 的大臣，如窦武、陈蕃、李膺、杜密、范滂等死于宦官之手。《后汉书》作者范晔 说：“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桓帝和灵帝这两位皇帝的智力和品德也比较差，桓帝迷信佛老（佛教、道教），在宫里“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这种迷信被有些史家指为扩散到民间后，成了一些野心家造反的资源。范晔评价桓帝的行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汉灵帝好玩乐，喜文艺。他虽是汉宗室成员，但儿时生活比较贫苦，母亲又是民间女子，因此，他玩乐的方式也颇具市井气息。他对来自域外的胡服、胡床、胡帐、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有着浓厚的兴趣，引得京城贵族争相效仿。他在宫中西园驾四匹白驴，驱驰周旋，玩得不亦乐乎，引得公卿贵戚争相效仿，以至于驴子价格陡涨，和马价持平。他在宫中仿造了民间街市的商铺，让宫女嫔妃扮成商家，自己扮成消费者，购物饮酒取乐。

汉灵帝设立了鸿都门学，以和传授经学的太学抗衡，把以书画鸟篆（部分地可以理解为书法）为能的一些人招入，学生待遇超过了太学，结业后还被派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做官，那些以儒家经学为正统的太学生们和职业官员队伍一起反对宦官，制约灵帝。鸿都门学的设立甚至遭到了以书法名世的大书法家蔡邕的反对，他上书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请求灵帝不要让这些人出仕州郡。灵帝置之不理。

桓帝、灵帝还公开地卖官鬻爵，以灵帝为甚，汉桓帝卖官等级限于低级官职，汉灵帝则把公卿这么高级的官位也拿来出卖。汉灵帝的卖官也不完全是出于宫中或朝廷缺钱，似乎就是享受卖官的快乐，有一位叫崔烈的人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官，拜见灵帝时，灵帝居然开玩笑说，卖便宜了，应该卖一千万钱。

皇帝和宦官的胡作非为，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正常运行的管理机制，那些宦官任人唯亲任命以及花钱买来的地方官员，多半没有政治能力，也不负责任。当地方遇到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瘟疫时，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应对措施，进而导致各地发生了叛乱，最为严重的是发生在灵帝朝后期，公元184年2月—11月的黄巾大起义。

在黄巾起义之前，全国已经发生了十多起称王称帝的起义，只是以黄巾起义的规模最大。

黄巾起义由张角领导发起，张角也是个读书人，自称大贤良师，信奉黄老道家 学说，于公元172年创立了太平道。张角和他的弟子在全国各地行医治病、传道，经 过十多年的活动，发展了数十万的信众，据说有的宦官也成了他的信众。在发动起 义之前，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张角和他的信众面带黄巾， 类似现代的口罩，施送符水，给各地民众治病。他们施送的符水中可能含有药物， 所以有些疗效。更重要的是，比起一些地方官的不作为来说，张角他们至少敢于和疫民直接接触，扶危救困，赢得了疫区人民的支持。张角把信徒们组织在三十六个 以“方”为单位的组织里，原本在三月五日全国同时起义，但起义之前，义军中出 现了叛徒向朝廷告密，张角的得力助手马元义被捕杀，起义只能在二月提前发动， 全国七州28郡同时起事，说明其事先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为了镇压黄巾起 义，汉灵帝被迫向职业官员集团让步，取消了第二次党锢之禁。

四、职业官员队伍的作用

秦汉以后形成的皇帝制度中，虽然皇帝是最高权力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要有效地治理幅员辽阔的帝国，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系统的分层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的职业官员队伍。皇帝只是一个人、一个肉身凡胎的普通人，他要能获得全天下数千万人的服从，依赖的是近千人的中央政府官员、数万人的地方政府官员（包括文官和武官），以及数十万的基层执行人（包括吏和士兵）来服从并推广执行皇帝的命令，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体系，才能使几千万人服从皇帝这一个人。使皇帝得以有权力的体系是这个职业官员队伍。

汉朝的职业官员体系大致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入职前的培训教育体系，包括各种私立学校和国家官立的太学。西汉时规定，必须会读写九千字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官府为基层官员，即吏。东汉时，有的私立学府的学生都达到了上万人，而官立的太学学生多的时候达到了三万人，这是个庞大的官员后备队伍。广义上说，所有读书的人都是职业官员队伍的后备军，被笼统地称为“士”，没进入体制内当官的被称为“处士”，这些人的人数无法估量。据史料记载，东汉鼎盛时人口约五千万人，有正式编制的官员才七千多人，不到五千分之一，但“士”这个队伍就庞大多了，如果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人，已经超过东汉时全国军队人数了。

当然，实际运行的官员队伍总数也不止是七千多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这是由汉代的选官制度导致的。

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征辟、考试、任子、纳赀五种，察举是由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道德和才学出众的人任官，推荐标准又被分称为各种科，如孝廉（即在家孝训，从政后可能清廉之意）、茂才（即秀才）、贤良方正与文学等，文学指经学，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主流。一般地方官推荐后，中央政府都会同意任命为相应的官员。

征辟，就是皇帝或地方州郡长官直接点名聘任某人为官员。

考试是与察举和征辟配套的制度，地方推荐和州郡征辟的人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考试，才能获得实际的录用和任命。

任子就是高级官员的儿子可以有任官的照顾，类似现代社会一度存在的“接班”。

纳赀就是花钱买官了，是国家税收不足时的“增收措施”，属非常规操作，不 是任官的主流渠道。

简单地说，汉代的职业官员队伍是由通过专门教育、通过推荐和考试形成的专业队伍，他们所受的教育除了认字、写字、计算、法律等实用知识外，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教育，即儒家的经学教育，这是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的传统。所谓经学即儒家的经典《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乐》等六经。汉代的主流经学是用当时主流文字隶书抄写的，故称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是用秦以前六国文字书写的，其真实性一直有争议。推动儒学成为唯一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大师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核心观点是“春秋大一统”，通俗而直白地说就是：以前的历史证明，天下所有人都要服从皇帝一个人，建立大一统皇朝，才能安稳太平；这是天道决定的，但如果皇帝因个人失德违背了天道，天道也会降各种灾异，惩戒皇帝。今文经学推崇春秋大义，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解释说：“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汉代的儒家经学虽然托名为儒家，奉孔子为鼻祖，但实际上也融入了战国时孟子、阴阳家以及汉代人的实际政治经验。这套意识形态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为皇帝的个人独裁统治提供历史（春秋）和天道的合法性，二是为官员这个职业群体提供了皇帝之外的独立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孔子是替天传道的，这种天道让皇帝和官员们都遵循天意，当皇帝失德，有违天意时，官员们有义务、有责任去规劝皇帝，改变错误，顺应天意。当然，儒家弟子的规训是只能反复规劝皇帝，不能造反，推翻皇帝，造反就成了乱臣贼子了。皇帝不听规劝时，他们可以以死相谏，皇帝杀了他们，也不会造反，这是他们的天道和职业操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皇帝可以接受、官员及官员候补生们也都可以接受，所以成为汉代教育体系中强力推行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职业官员队伍实际发生作用的信仰。

当然，读书人中不只有信仰儒家学说的人，也有信仰别的学说、如王霸之学的人，皇帝制度提供了一种权力范式，当皇帝无能或失德，导致公共秩序遭到破坏时，就总有怀有王霸之志的英雄人物，带头发动起义，推翻旧皇帝，自己当皇帝，建立新的王朝，所谓秦失其鹿，英雄并起是也。

以儒家经生为主体的官员队伍不是那种英雄群体，他们的理想人格不是自立为王的英雄，而是担当纲纪的圣人君子，他们反对昏聩的皇帝，但不想自己做皇帝，他们不反对皇帝制度。当现在的皇帝实在不如人意，连以死规劝的机会都没有时，他们便退隐乡间，等着另一位英武圣明的皇帝出现，哪怕这个新皇帝来自番邦夷狄也可以，他们依然会恪尽职守地为新皇帝服务。

这个职业官员队伍自汉代形成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在两千年的古代政治史上，他们是和皇帝、及想当皇帝的英雄们不同的力量，是维持社会稳定运行、正常生活的建设性力量，也是对皇帝权力起制约和补救的力量。在皇帝智力正常、中枢运行稳定的时期，职业官员的独立作用不那么明显；而当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朝政进入黑暗混乱的时期，职业官员的独立性就凸显出来了。桓、灵两朝就是这样的时代。

官员候补生受教育时，与其授课老师结成了师生关系，不论私学还是官学，经 师与其弟子门生不仅是师生关系，往往是荐主与故吏的关系。这些老师多是退休官员或当地名流，有在察举中推荐侯备官员的权力；有些老师做了州郡官吏后，还有 了直接征辟生员为官的权力。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常常充当被征辟者的荐主，被 推荐者则成为荐主的故吏，荐主和故吏之间，渐渐形成了有私人感情的结合，形成 特殊关系：掾吏忠于主官，主官也包庇掾吏；故吏依附于主官，往往要随同主官出 征、调转、流徒。主官死去，故吏要服丧，甚至荐主犯罪，故吏竟声言替死。他们 认为这种关系附合儒家的教义，是有气节的行为，东汉中后期，地方郡县衙门的长 官与下级也逐渐以君臣相称。

当时的地方官员郡守、县令，权力其实很大，除了察举、征辟这些推荐人任官的“组织人事”权力外，还有杀人的权力，战时建立军队、组织平叛的权力，一部分征收附加税费的权力。桓、灵二朝，有些正直的地方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直接捕杀有犯罪行为的宦官亲信，如司隶校尉李膺捕杀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张朔本人也是官员，为野王县令），获得了职业官员队伍的广泛赞许。事实上，职业官员队伍在中央朝政混乱的状态下，以一种“地方自治”的形式维持了地方秩序的稳定。

当然，职业官员队伍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放弃信念，投靠宦官；也有人放弃责任，随波逐流。但是，在桓、灵两朝，职业官员队伍的主流是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他们鼓动太学生，共同向宦官群体和皇帝施加压力（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阻止了很多宦官推动的人事任命和政策。

职业官员队伍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东汉自公元25年建立到公元220年灭亡，195年时间里，自公元88年汉和帝登基后，中央朝廷就进入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权的黑暗混乱状态，外要应付周边民族的反复叛扰，内有各种豪雄起义，在100多年里，乱而不亡，主要靠的就是这个职业官员团队自觉而坚定的行动。

这个职业官员团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陈蕃、李膺、杜密、范滂等。

那些流传千载的东汉名碑，就是由这样一群有独立信仰、有完整组织体系的职业官员书写刻立的。碑中的传主孔宙、张迁、曹全就是地方县令，捐资立碑的人是他们的“门人故吏”，碑中记述了他们的生平政迹、光荣与梦想，立碑的目的是激励同道，垂范后人。他们有信仰，有行动，光明磊落，铁骨铮铮，碑上的文字风格也堂堂正正，风骨嶙峋。

这就是汉碑风骨的来源。

这也是后人临写汉碑能习得骨力的文化根源。

汉代士人的风骨流风千载，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傅山一直到现代的梁漱溟，都传承着这种士人风骨。

五、著名汉碑出现的时间与内容

尽管有外戚和宦官专权这样的墨暗，但汉朝不是一个内卷的王朝，而是一个意 气风发、开疆拓土的王朝，西至西域（今新疆、中亚），北至朝鲜半岛，东至大海，南至今天越南、缅甸的一部分，均为汉朝郡县。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那些英 雄将领勒石刻铭，成为传统。史载窦宪北击匈奴（公元88年）后，登燕然山令班 固作铭，刻石颂功。其石现已无存。现存最早的西域石碑是出土于新疆巴里坤县 的《任尚碑》，记载了任尚与北匈奴作战的战功（刻于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 年）。

汉桓帝时存在的名碑与摩崖石刻有《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等，《乙瑛碑》《礼器碑》记载的是地方官修饬孔庙的事迹，表达了职业官员所信奉的道统的尊严地位。《石门颂》《孔宙碑》则记述了地方官员修建道路，平定叛乱，发展生产文化事业的功迹。

灵帝时期的著名碑刻有《张迁碑》《曹全碑》《西狭颂》《郙阁颂》等。张迁、曹全是和李膺、范滂一样的地方官员，曹全一度也被当作党人而禁锢，他们没有被史书写入列传，但碑刻上记录的事迹，和当时知名的“党人”地方官大同小异，从碑石的记录显示出当时崇尚气节又有实际政绩的地方官员还是为数不少的。

六、曹操禁止立碑与墓志的出现

东汉末年，曹操控制了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是公认的奸雄，不信奉 “迂腐”的儒学，源起于汉末地方官自治的所谓军阀割据妨碍着他统一天下的“大志”，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下令不得厚葬，禁止立碑。曹操把禁止刻石立碑与厚葬捆绑在一起，打的道德旗号是勤俭节约，但其真实目的是禁止各地地方官员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地方独立思想，建立以他为核心的新的统一权力系统。

曹操的禁碑令影响深远，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通行的政令。此后，碑石渐少，但曹魏所禁的只是别的地方官员刻立的“私碑”，对他们想表彰的大臣或经他们批准的优秀官员立碑，也是允许的，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曹魏时期的《孔羡碑》《曹真残碑》《上尊号碑》等。

但是，人的“私字一闪念”是永恒存在且无法禁绝的，碑不让刻了，人们发展出了一种变通的对策，把碑铭刻在小型的石碑上，埋入墓穴，以替代立于墓前的墓碑，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墓志。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晋时期刻石之作大多是墓志，书体仍是隶书。

和汉碑相比，墓志是被迫转入地下的“地下活动”，缺少汉碑所具有的光明正大之气，多少有些阴森。

此后，北魏的碑刻，与唐代的碑又是另一个文化基础了，择时专文讨论。

汉字之风

一、“汉字”的形成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字起源很早，殷商时有刻于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周时有铸于青铜器之上的金文（也被称为大篆），但文字变化并未与王朝更替同步始终，甲骨文与金文在周时就曾并存过一段时间。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各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东汉许慎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欲“车同轨，书同文”，下令统一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造出统一的标准字体“小篆”，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全国学习的范本，进行推广。但事实上，秦朝除了小篆之外，还有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大篆等其它书体并行，用于不同场合，和小篆加在一起，被称为秦有“八体”之书。这“八体之书”其实是此前诸朝、诸国文字并行流传使用时形成的习惯，短时期的文字统一政策还不能尽行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文字及书写方式。

汉朝建立后，废弃了秦朝诸多苛刻之法，汉高祖刘邦以“无可无不可”的恢廓大智，奉行黄老无为之治，不再搞“书同文”，汉朝的文字在自然承袭以及各地官民的自创发挥中，自由与宽阔地发育起来。

大量出土简牍显示，官方使用的主要字体是简洁又有楚字妖娆感的隶书，这种隶书比七扭八弯盘插在一起的秦小篆好认、好记、好写。实际的书写方法因人而异，千姿百态，一笔一画、点画间不相联属的字有的像隶书，有的像楷书；点画连属的字有的像行书，有的像草书。刻到石碑上的文字用的都是一笔一画、正规书写的字，也被称为“八分”“分书”，现代通常说的汉代隶书主要是指碑刻上的书法。小篆依然还在使用，只是比较少，主要用于显示正规端庄的地位，如汉碑的碑额很多就是使用小篆书体。

今天看来，汉代时已是“诸体俱备”，即现在所说的各种书体：篆书、隶书、 楷书、行书、草书，汉代都有了。但从汉朝的实际来看，只是承袭包容了秦以前的列国文字和秦统一后的小篆等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文字，由实际使用文字的人群 自由发挥，形成的各种文字混杂并行的状态。

简单地说，汉朝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今天称为汉字的标准符号楷书虽然在汉代已经出现，但历经魏晋时代的完善，在隋唐时期才稳定成形。由此看来，一种通用的文字符号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由复杂的族群融合，逐渐发育出来的。既使享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他采取的强制统一措施，效果也是有限的，结果也出乎其权力意志之外：秦始皇想不到数百年后使用的统一文字是楷书而不是他想推广的篆书。

二、汉代的书写

多种文字同时并存，是各种书写方法同时并存的基础。汉代的书写工具、应用场景也十分丰富，并且存在着不断的变化。竹简木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毛笔已经普遍应用，但偶尔也会发现用硬笔写的字。帛、麻等纺织品，也是书写材料，东汉时还发明了造纸技术。纸的出现，使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辽阔天地。另外，砖书、瓦当、陶书、青铜器铭文、印章等等，能写、刻、铸的材质都可以用来记载文字，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字体。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汉代书写风貌，不仅诸体兼备，而且写法因人因地不同，没有统一的规定，甚至也没有统一的追求。清代人在只发现少量的汉代石碑和摩崖石刻的资料基础上，就意识到了“汉碑一碑一面目，一碑一奇”的多样化风格特征，二十世纪以后的简牍发现，更加显示出汉代人无拘无束、自由书写的时代风气。截至目前（2026年），相关的报导显示，已经出土了十余万片汉代的简牍，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甘肃、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新的发现还会不断产生。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王羲之墨迹已不见真迹，所能见到的少量墨迹本不过是唐代响拓摹本。东晋的墨迹十分罕见，西晋的纸本墨迹在西北见到一些残片。相比之下，十余万片汉代的简牍都是比东晋早了数百年、更为“高古”的墨迹真本，加上现代博物馆事业和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当代的书法爱好者可以通过汉代的简牍、帛书、残纸墨迹，进入到汉代实际的书写生态环境中，把那个距我们约2000年前的时代，变成用生命可以感知到的现场世界。自从唐代以后，学书者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丰富的、高古的书法资源。

十多万片的汉代简牍、帛书、残纸，大多还沉睡在博物馆的库房中，经过专业研究人员整理，公开在媒体上发表或在博物馆公开展示的可能不过数千枚（篇）而已，不到出土总数的十分之一，但就是这些简牍、帛书、残纸，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汉代书写的多样性、丰富性和自由性，这里只是简单地记述我的几点感受。

1、在一条简上，呈现出多种书体。

说汉代诸种书体俱有，其实是明清以后人对已成定例的楷、隶、行、草、篆五 种书体的片面化理解，汉代人没有那么明晰的“书体”意识，他们有时在一条简 上，十几个字中，有的就是“隶体”，有的就是“楷体”，有些是“隶书”夹杂着“篆书”（参见插图2-1），有的时候，一张简上两三行 字：一个下级向上级请假的假条，下级写得较为正规、恭 敬，类似正书，而上级却用潦草随意的草书做了批示（参 见插图2-2）。那时的人写字只要他们交流的那个圈子认 识就行，没有唐代以后所说的“法度”，真正是“我书意 造本无法，天真烂漫是我师”。

2、生命的天赋本能优于刻意训练。

目前出土的汉简普遍比较窄，宽度多在0 .6-0.8cm， 高度18-22cm左右，字径也就在0 .5-0.6cm左右，比现在 的钢笔字还小。宽的汉简可达到3-5cm左右，但要写3-6 行字，字径和窄简上一行的字差不多，按楷书的标准， 属于小楷的范畴。从出土的汉代毛笔看，笔锋也只在1 .5- 2.5cm之间，相当于现代写小楷的毛笔笔锋的长度。但有 些简书，笔画细如发丝，却写出了如绷直了的钢丝一样笔直的线样，极有力度。而且笔画粗细对比幅度大，同一条简、甚至同一个字，细的 线条不到0 .1mm，粗的可能达到5mm，相差约十多倍。大多数字经在1cm之内的汉简上 的字，现在放大到10cm，甚至50cm，结构依然漂亮，气势跃然简外，这种强大的张 力是东晋以后书法罕能具有的（参见插图2-3）。据有些专家们研究，汉代简牍的书 写方式是一手执简、一手执笔写就的，而不是将简放置在案上写就的。简放置在桌 案，这头是固定的，所要动作的只是写字的这只手，提按、顿挫更好控制一些。而 左手执简，右手执笔，两头都是活动的，要控制的是两只手，控制难度极大地增强 了，所谓“一心不能二用”也，汉代的书写者们如何做到一心二用，在极狭小的书 写介质上，实现线条的劲直和结构的张力呢？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纸稳定地铺于 桌案上书写的人难以想象的。我个人认为，汉人书写时，简牍可能也是置于书案之 上，尽管那时的书案是矮几，但也可以置简书写。而质地柔软的帛、棉等物，恐怕 更需要置于案几之上书写，靠另一只手撑不平。汉代人的书写可能更多地是出于生 命运动本能的协调，而非刻意训练，所以才能呈现出刻意训练达不到的高度。

插图2-3 汉悬泉置封检放大为墙体（摄影/王永辉）

汉悬泉封检，原字径在3cm左右。甘肃简牍博物将其放大到高约3m的形象墙上，字径达50cm， 放大了10多倍，依然神完气足，气魄雄强。可见其书写时内在张力之强。

3、汉代的简牍也有自然天成的行气和章法。

有些单根的汉简、草书，在一条窄窄的简上，字写得宽窄变化大于一倍到两倍，上下字之间有掩映、关联的呼应关系，行气流畅贯通，毫不输于晋唐以后的草书（事实上，晋唐草书也确实是从汉代草书，可能主要也是汉简上的草书学来的）（参见插图2-4）。有些较宽的汉简，如宽6cm的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天寒已至简”，有六行字，就有大小、粗细、虚实的章法变化。与一格一字的汉碑书法的简单无变化相比，呈现出了多行多字的大幅作品上应具有的、整体章法安排上的变化。同样，尺幅较大的帛书、麻书上的章法变化也很丰富，是现代书法爱好者可以学习的资源宝库。（参见插图2-5）

4、基本上都是“官人”们的墨迹，不是民间书法。

汉代简牍的书写范围宽泛，有政府的律令、文牍，有日常生活交流的书信、便条，有初学书时学习的“练字简”，也有儒家经典的抄录，反映出辽阔的生活宽度。但目前出土的简牍基本上还是体制内的官吏写的，哪怕是会写字的“卒”，也是体制内的人，简牍中有关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是体制内人的感受。那时“体制内的人”所占比例远远低于现代，更多的、辽阔的“民”的生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而“民”的生活，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共情和可理解性。现代一些书法理论家，把汉代简牍书法理解为“民间书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5、简牍书法和碑刻书法的相关性。

大多数的简牍是书写体，和经过刻工刻刀加工过的碑刻、摩崖书体风格不同， 但也有少数写得规整的简牍上的书法和碑刻上的书法比较相近，比如西北出土的封 检“关啬夫”就与《张迁碑》上的字比较接近（参见插图2-17）。从书法史的角度 看，是先有简牍，后有碑刻的，碑刻的原书底本来自书写，通过研究对比简牍与碑 刻中相似的字，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书写体和石刻体的关系，掌握更多、更丰 富的书法表达语言。

书法的灵魂——独立与自由

汉代，是中国书法的形成时期，后来的书法，都是在汉代的书写基础上起步的。汉代的书写，也隐藏了汉字书法的底层基因密码，通过前面的溯源，我们已经可以破译出这种基因密码的核心信息，那就是：独立与自由，而“风骨”这两个字，只是独立与自由的缩写。

汉代的历史表明，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整个国家也是由每个独立的个人和若干独立的组织构成的，能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皇帝这个形式上的统一符号固然存在，但有独立信仰和独立文化传承、甚至组织形态的职业官员系统，有独立意志、不介入政治权力体系外的独立的个人（逸民）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和群体意志。当他们的意志与皇帝及其近习的意志形成平衡，才能形成正常健康的社会生活；一旦这种制约关系失衡，就会产生动乱，就会有新的英雄豪杰重建秩序。虽然，囿于思维成见，这块土地上没有发育出近代的宪政体系，但“民”个人的独立性、职业官员捍卫“人伦礼法”的独立性都始终存在，是这些有独立意志的生命建立起的古代各朝代的正常秩序，这种秩序固然比不上现代文明，但也脱离了野蛮，马克思、思格斯等欧洲思想家称之为“半文明”。书法是“半文明”文化中遗存下来的可称之为文明的部分，表达了那些没有被皇权全部摧毁抹杀了的人的独立性，具体的笔画形式就是“骨力”，所谓骨力，就是骨头的质感：刚硬也，独立也，不屈服也！

自由，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个体意愿都能转化成行为，社会群体的规约（即制度和法律）约束着哪些意愿可以实现、哪些意愿不能实现；如果强行按自己意愿行事，将会受到何种惩罚，个体自由和社会规约存在着永恒的博弈。秦制规约太严苛，限制了太多的个体自由，强行推广统一的文字符号和书写方法也是其苛政之一，被称为暴秦，所以，短时期便被推翻。

汉代承袭了一部分秦的制度，如郡县制，但有很大的放松，给职业官员一定的 独立性，在文字符号上允许前朝、前前朝文字的存在，也没有强行规范文字的写 法，给汉代人提供了书写自由的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汉代人可以在书写中尽 情表达自己的信念与审美，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书写风格。自由书写是汉代书法的宝 贵传统之一，也只有在自由书写中，才能创造出各种书法美的形式和高度。这种风 气流传到后世，是以后历朝历代进行书法审美创新的动力源泉，每当被当朝主流书 风限制后，书家们就上溯汉代，在那一时期的书法中开阔思路，汲取营养，创造出 新的书法风格。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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