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编者按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财富和强大动力。本报推出特别策划，邀请学者展开研讨，为新时代伟大长征精神的赓续弘扬提供学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红军长征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草地，进行600余次战役战斗，粉碎上百万敌军围追堵截，宣告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成功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长征 “成功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论断，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规律，这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那里已经成为自觉；与此同时，党的自身建设持续推进，建党之初秉持的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在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日益深入人心；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日益壮大，毛泽东首倡的政治建军思想，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经过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肯定和古田会议的完善，成为全党全军共识。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处于被分割包围状态下的各革命根据地，与上级组织和中共中央联络困难，大多只能独自应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进一步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长期积淀形成的这些优秀品质，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集中迸发，促成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坚定的党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以民主集中制为武器，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在遵义会议上完成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党的伟大转折。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探索开辟长征道路。在战略转移中，红军始终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而斗争，起初重点目标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原有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有生力量。因此计划在长江流域创建新根据地。如中央红军先后尝试在湘西、黔北、川西北或川西南、川滇黔交界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南方敌我力量悬殊，这些努力未能成功。

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目的地的问题，实际上与长征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力量变化，以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

南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等都是由南向北蔓延；北方则是封建统治的核心区域。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转变。1932年至1934年，国民党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等，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英勇抵抗日寇，以平津学生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起源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系统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等全局性问题，提出并坚定实施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向前的新的出发点。

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复兴中国革命。红军长征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挽救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守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连续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等文件，“直接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成为苏区军民持续高涨的呼声。1934年7月，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11月，红二十五军以“北上第二先遣队”名义出征，其他踏上长征之路的红军也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拯救民族危亡、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转化为切实的革命行动，成为鼓舞红军士气、团结动员沿途各族群众的旗帜，也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强大动力。

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曲折向前，中共中央寻求中国革命生机的努力，与北上抗日的探索紧密交织。193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薄弱、邻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革命大本营，并适时提出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将革命低潮保存革命力量的战略退却，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战略进攻相联系。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中共中央推动党的政策逐步实现由“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再到“逼蒋抗日”，最终到“联蒋抗日”的转变。长征胜利后，复兴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再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而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战略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紧密结合，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征程。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武雪彬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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