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主力红军，三支从湖北诞生、四支转战荆楚

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张益游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可能你还不知道的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一部、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红军三大主力，以及率先抵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都先后从荆楚大地走出，加入了长征的队伍。极目新闻采访了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何光耀，以及湖北省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的相关专家，了解了这些从荆楚大地走出的红军主力的故事。

从通城秋收暴动中走出的中央红军一部

幕阜山北麓，湘鄂赣交界，咸宁通城这片浸润热血的红色沃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印记，每一缕清风都传颂着英雄壮歌。作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秋收暴动的关键策源地，通城以敢为人先的革命气魄、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红色丰碑，在党史和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咸宁市档案馆党史专家钱立新介绍了通城在党史和军史上书写的红色华章。

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湖北省档案馆藏）

钱立新介绍，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八七会议”的召开为中国革命点亮武装斗争的星火。时任湖北省委特派员的罗荣桓奉命奔赴通城，与王武扬、叶重开等本地共产党员秘密串联，点燃秋收暴动的燎原之火。8月20日清晨，一场智取县城的战斗悄然打响——叶重开身着团防局长官服，率农军伪装成团丁，谎称押解“共产党要犯”骗开城门；城外农军趁势涌入，内外夹击全歼反动民团，缴获枪支千余支。次日，通城县劳农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县级红色政权，率先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为全国秋收暴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成为罗荣桓元帅军事生涯的起点。

通城秋暴的惊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敌军疯狂反扑，罗荣桓率通城、崇阳等地农军500余人向江西修水转移。1927年9月5日凌晨，部队在麦市镇遭敌重兵夹击，激战中队伍被打散，仅剩百余名骨干突出重围，最终奔赴井冈山，汇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洪流，并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两支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队伍踏上长征路

何光耀介绍，还有两支诞生在湖北的红军部队先后走上了长征路，这就是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

红二军团的血脉，根植于洪湖水乡。1930年7月4日，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与周逸群、旷继勋、段德昌率领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县城南平文庙会师，于7日在南平北门外河滩召开成立红二军团万人大会，之后在江陵普济观正式整编。

浩浩洪湖碧波，滋养出这支水上劲旅，河湖港汊间，红军战士踏浪而行、游击歼敌。他们走遍监利、江陵、潜江、石首等荆楚水乡，打土豪、分田地，砸碎旧时代的层层枷锁，让穷苦百姓第一次看到翻身解放的希望。洪湖儿女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送粮送药、造船摆渡、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家家户户盼红军、护红军，用平凡身躯筑起保卫革命的坚固屏障。

三军团兵力分布位置（中央档案馆藏）

红三军团的军旗，高扬在鄂东南群山。1929年12月14日，程子华领导大冶兵暴，起义部队汇入红五纵队，为红八军的创建奠定基础；1930年6月，彭德怀、滕代远在湖北大冶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组建红三军团。这支从鄂东南矿工、农民、起义士兵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带着工矿子弟的刚毅、荆楚儿女的果敢，扎根大冶、阳新、通山一带。他们深耕鄂东南苏区，开展土地革命，严惩恶霸劣绅，让革命火种传遍鄂南山川。无数湖北青年怀揣理想、毅然参军，义无反顾投身红军队伍，成为红三军团冲锋陷阵的中坚力量。

1935年，为突破敌军封锁、保存革命火种，两支承载荆楚血脉的红军队伍，告别朝夕相伴的湖北人民，踏上万里长征的壮阔征途。从江汉水乡、鄂南山川走出的红军将士，带着百姓的期盼、带着革命的信仰，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从未退缩。长征路上，他们坚守初心、奋勇杀敌，坚决抵制分裂行径，全力保存革命主力，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筑牢根基。

红四方面军告别鄂豫皖后几经辗转踏上长征路

何光耀说，长征的三大主力中，红四方面军是真正意义上在湖北诞生的“子弟兵”。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豫皖苏区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创造了条件。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根据鄂豫皖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尚未布置就绪，部队处于分散防守状态的有利形势，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开始，就遭破产。红四方面军总人数扩大到4.5万余人。苏区扩大到4万余平方千米，拥有26个县级政权。

1932年7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调集30万余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军民英勇奋战两个多月，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过“左”的政策，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军2万余人，转战至陕南地区。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进军，至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今四川小金县）地区会师。此后红四方面军几经转战，1936年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与由湘鄂川黔苏区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1936年7月初，红四、红二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今四川金川县）出发，克服重重困难，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后，于10月9日和22日分别到达甘肃省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从大别山踏上长征路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帜，自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实施战略转移，全军出发时兵力2900余人，史称“三千鄂豫皖子弟”。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历经千里转战，最终抵达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率先落脚西北苏区的长征队伍，打通南方苏区与西北革命的红色通道。湖北省档案馆及各地档案文献部门丰富的馆藏史实对此留下了完整记录。

根据地存续危机是西征的直接动因。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苏区长期遭国民党重兵持续“清剿”，根据地范围大幅收缩，物资、兵员补给陷入绝境。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记载，1934年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现有狭小苏区难以长期坚持，应向豫西、陕南开辟新区，联络陕甘红军互为策应”。同年11月，鄂豫皖省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集结以湖北、河南、安徽工农子弟为主体的两千九百余名官兵，全员配发简易军械、干粮，告别大别山故土，向西挺进，最终胜利会合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二十五军）出发宣言书（中央档案馆藏）

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后，先后突破桐柏山、伏牛山敌军多层封锁。1934年12月10日庾家河一战，红二十五军与敌六十师激战终日，程子华、徐海东双双重伤，牺牲指战员百余人，当日鄂豫皖省委就地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确立以秦岭山区为临时落脚点的方针。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于湖北郧西虎坪涝池大院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史称郧西会议），提出立足鄂豫陕边界独立创建稳固根据地，全力扩红建政、发展游击武装、开展春荒土地斗争，以郧西为核心打造连片苏区积蓄力量，为日后西进奔赴陕甘边、接应中央红军筑牢战略根基。

徐海东回忆录《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载，部队无御寒棉衣、缺粮少药，盛夏翻越秦岭深山，秋冬踏霜渡渭水，沿途伤病、战损、掉队持续消耗兵力，不少鄂豫皖籍战士长眠豫陕山间。

红二十五军沿途建立临时苏维埃、游击支队，吸纳陕南贫苦群众参军，队伍边作战边补充，至9月抵达陕北时，兵力恢复至三千四百余人，其中核心骨干仍为当年自大别山出发的老兵。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