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共话“世界十字路口”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世界“再次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此外，国际上也普遍用“十字路口”来描述当今世界的处境。如何认识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重大论断？世界面临哪些重大危机和挑战，将何去何从？中国在时代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9月29日，由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承办的上海市社联2026年合作项目暨会长论坛“多学科视野下的世界十字路口”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与会专家从国际关系学、哲学、世界经济学、世界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学术对话，形成一个重要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辅相成，中国以和平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二者循环往复、相互支撑。“思想汇”今天刊发现场实录。

主持人：

王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嘉宾：

陈东晓（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罗长远（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向晨（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张勇安（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观大势 明变局：何谓 “十字路口”？何以 “十字路口”

王健：什么是“十字路口”？我的理解就是有多种可能。国际政治面临变化，世界经济面临全球化周期的调整，底层还有价值的重构。这一切，都反映出世界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首先请陈会长从国际关系构造与秩序变动的角度，讲讲这个“十字路口”。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发言。

陈东晓：刚才提到了“周期”，这个角度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当前总体上是多周期叠加的时期。世界经济进入地缘政治定价的周期，国际地缘格局进入力量转换重组的时期，全球治理进入破多立少、碎片化的时期。各种周期叠加在一起，就引发了世界向何处去的关注。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全球经济当中的平衡和再平衡问题，矛盾高度突出、集聚，并被高度安全化、政治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AI的超级周期。AI发展到了“递归式自我强化”（RSI）阶段，即AI每一轮变强之后，其下一轮自我优化的能力本身也跟着变强。技术发展对就业、分配和社会稳定的冲击日益凸显。所以讲AI，不仅是讲一般的技术安全问题，更是讲社会未来的发展稳定性和分配可持续性。

全球治理进入危机多点爆发时期。气候危机、人工智能安全、高债务风险、地缘冲突等问题交织，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强烈，而供给能力却因美国对多边机制支持的弱化等因素持续下降。

关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马赛克现象”越来越明显，围绕着全球供应链、关键矿产、关键技术、关键通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分化组合，国际政治格局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发言。

罗长远：我更多从世界经济的维度来谈谈一些想法。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理解和判断的难度。

比如世界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以占全球经济总量份额计，中美经济份额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份额先降后升，2021年以后中美份额的差距有所拉大。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需要从一个更长的周期来看。

再如全球化方向的不确定性。全球化的未来充满变数。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孙向晨发言。

孙向晨：其实像“世界十字路口”这种话题，以往应该不会由我们哲学来讲的，因为哲学基本上都躲在幕后。但是最近，我感觉哲学开始“冒”出来了。

刚才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周期，一个是不确定性，这两个词能揭示出为什么哲学会“冒”出来。哲学基本上关注长周期，而且现在哲学介入了AI。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点。哲学是研究长周期的学问，当长周期走到转折关头、深层不确定性显现时，哲学便从幕后走到台前。

所以今天讲“世界十字路口”，哲学确实有用武之地。

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基本预设的逻辑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都讲民族国家，但现在开始强调“文明”的维度。于是我们发现，理解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需要重新思考。因为背后是整个周期到了一个变化的周期，而且是长线的周期。这个周期有基本预设，即基于欧洲的经验形成了一个对世界的理解，但现在情况已有所不同。

第二个就是现代性。整个现代，它的基本形态是奠基在欧洲的经验基础上，后来成为一种比较普泛的理论，称之为现代性。但是现在一些非西方文明提出了新的东西，也具有一定普遍性。于是，对整个现代性的那些基本预设，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等基本观念，有了很多新思考。

第三个就是AI。在我看来，AI不是简单的工具变革，而是一个“文明级技术”。AI带来的变革周期，可能带来工业革命级乃至“第二轴心文明”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来固有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前提，可能都得重新界定。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处在十字路口，人类也位于十字路口。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勇安发言。

张勇安：我感受到不同学科对于十字路口的理解很不一样。无论是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还是从哲学来看，都能感受到这个“十字路口”比较沉重。但对于历史学而言，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焦虑，因为历史上的十字路口太多了。从历史上看，大概可以从5000年前、1000年前、500年前和100年前这几个时间节点，倒着来理解一下十字路口。

真正的人类文明出现大概在5000年前，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那个时期，大家更多面临的是生存的危机及与自然界的博弈。人类不断适应调整，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比如中华文明选择了非常好的、比较顺滑的过渡；而有些文明可能在历史上消亡了。适应能力，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存法则。

来到1000年前的封建时代，依然是多极化的存在，世界的发展仍然相对比较平顺。多中心的存在，让世界出现了不同的文明。这些文明让我们永远可以保有丰富的想象力，也让我们能够有多元选择。

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十字路口，其实是近500年的事情，尤其是在近100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着急、焦虑、痛苦的选择？因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快速发展，看上去让整个社会的选择变得多元，但事实上让世界越来越扁平化。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更趋向焦虑，进而十字路口的选择也更加艰难。

我想，人类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时候，可能要多一些变量、多一些历史的纵深，才可能找到一种更具有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谋治理 寻出路：世界向何处去？中国的角色和选择

王健：看历史有多远，看未来就有多远。不同学科看待周期、时间段，还真的不一样。中国至少有5000年文明，而且随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也在不断加大。未来世界往哪里走，肯定离不开中国的影响。接下来，大家可以讨论，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引领？如何结合我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国际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健主持发言。

陈东晓：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感受到，在世界处于大变局的当下，中国这么一个有深厚历史传承和文明传统，同时正在不断发展和复兴的大国，需要来讨论我们的责任。

当前国际上存在四种相互竞争的秩序主张。第一种我称之为“基辛格主义”，强调大国协调均衡、划分势力范围；第二种我称之为“卡尼主义”，提出中等强国抱团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第三种我称之为“特朗普主义”，采取交易主义，强迫其他国家迎合；第四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外交总体上是内政的延续。我们最大的发展目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外交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好的环境。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标志性内涵：一是和平发展，不走国强必霸道路，超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二是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在AI发展过程中采取开源式方法，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为人类作贡献；三是多元发展，人类现代化模式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如果现代化道路真正走出多样性，文明互鉴的意义就更加凸显。

孙向晨：我想提一个可能不太成熟的说法。我研究西方近代哲学，西方建构出来的所谓现代的一套体系，是基于西方经验，有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现在讲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作为知识体系而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累，有非常丰富的共享文化和人类生存智慧。从“大同社会”“达则兼济天下”的普遍关怀，到“以天下观天下”的整体视野、“和而不同”的包容胸襟，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以“天下”而非单纯的“国家间”方式想象世界。

现在有些国家总是强调identity（身份、个性、特性），其实是有问题的。中国人讲“和而不同”，它不单单是中国传统的智慧，而是在国际舞台上、在世界层面上，能够以普遍性方式呈现出来，背后有着一种理性的支撑。

中国有个传统说法叫“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国人对所谓的榜样、范本特别看重，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强行推销自己说服你来学。也就是说，中国对于多样性是很尊重的。我们秉持一种更加宽泛包容的思想来理解世界。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效应，而非强加于人。

现场听众认真聆听专家发言。

搭平台 共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世界新图景

罗长远：听完两位会长的发言，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有共鸣。在我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符合全球利益的。

大国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可以好好地围绕“对话”来做功课。实际上，中国已经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多对话的平台，比如说“一带一路”、进博会等。这些平台可能无法马上解决具体某个问题，但是它们提供了缓和矛盾、寻找答案的机会。所以在我自己的研究里，会建议想办法开启多方面的贸易谈判，在全球建立一些能够引起共鸣、共同寻找答案的对话平台。

那么，促成这些对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刚才陈院长说得很好，我们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通过打造这些平台，为中美之间、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为全球的矛盾寻找解决方案，同时也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机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明确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果做一个换算，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入场券”大约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按2025年中国人均GDP约1.39万美元的基数测算，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年均5%左右的增长。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国家的五年规划、2035远景目标，如果用经济学者的方式解读，本身就是在给世界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锚。

那么，最后有没有这个可能？最近我看到地缘经济学领域的一篇顶刊文章，它发现中美经贸相互依赖程度较深，中美即便发生贸易战，美国依然有13%的进口来自中国，出口依然有7%—8%是面向中国。中国提供的产品与美国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在AI领域，在服务对象上面，美国的高阶芯片、闭源的AI模型服务的是“白富美”——白人为主的国家、富国，简单地说是美国自己。我们提出“韬定律”（以时间缩微为核心，重点压缩信号时延、追求系统运算更快，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坚持开源，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可以从中受益。在这种情景下，如果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和美国提供给世界的产品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那世界第三方会“左右逢源”。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的政策选择是什么？我觉得根据地缘经济学，有一个很好的、有启发性的理解：美国针对中国可能就不是简单的遏制，而需要一定的适应。所以，中美需要坐下来谈，这对于缓解当前世界局势是有帮助的。

最后一点，我们中国到底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坦率地讲，这不是我研究的世界经济这门学科能够很好回答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吸取一点欧洲的教训。欧洲一度在很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比如说绿色低碳、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但是如今欧洲经济似乎有点问题，欧盟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2008年的30%掉到2025年的17%。问题出在哪儿？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果以绿色低碳、ESG等为名，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管制、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受伤的是自己。

张勇安：事实上，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曾扮演着重要角色，直到晚清才开始衰落。在近代，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大分流开始出现。在大分流中，中国在十字路口面临走向何方、如何走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选择。

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期也不太一样。中国近代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图强图变、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但是这种现代化的历程是比较艰难的。今天，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具有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三重特质。

第一个，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型的现代化。中国依靠劳动力红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内生力量实现经济腾飞，这与西方列强依靠殖民掠夺、战争和外部资源积累实现“外部崛起型”现代化形成根本区别，为世界提供了一条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第二个，也是受前面诸位老师的启发，我认为，中国的这种现代化，是主张平等发展的现代化。所谓“平等发展的现代化”，是指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与所有国家保持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种平等、互尊的关系恰恰体现了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即无论大国小国，都能够坐在一张桌上，是和大家平起平坐、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而西方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把国家的经济按照制度、势力、影响力划圈。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化，最终可能困守于其结构性矛盾。

第三个，中国式现代化是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包容性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质，我觉得也是一种张力。在多极化发展态势下，更加需要相互包容的基础来推动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不均等，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

我们从美国对其他国家乃至盟国政策上可以看到，美国将其他国家当成自己的小群体，但同时又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甚至连关系不错的国家也在内。中国式现代化为全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可以被其他国家参考借鉴的，但不会强加给其他国家。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最后再谈一点，跟各位老师有很多一样的想法，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也会遭遇不可控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外部的风险会挤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空间。

面向未来，中国需要从规则的遵从者转变为规则的塑造者。中国在整个国际秩序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自己发展的定力，又要能推动外部环境的利好，还需要主动介入国际秩序的构建，才能保证在中国式现代化这条道路上行稳致远。

王健：十字路口是历史周期性出现的现象，其背后有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力量变化等多重因素，有些因素历史上已有先例，有些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量——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文明级”冲击。同时，上一波全球化表现出相当韧性，留下了丰厚遗产。人类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参照，但更要正视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今天大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辅相成，中国以和平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二者循环往复、相互支撑。

原标题：《多学科视野共话“世界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