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The Tyee、Vancouver Sun、CTV News、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验尸研讯公开证词（2023年1月23日至2月1日）、WorkSafeBC索赔档案、OPCC纪律处分决定（2020年1月9日）、新威斯敏斯特警局刑事调查报告、温哥华警务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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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7日凌晨，温哥华市中心一间普通公寓里，30岁的温哥华警局警员陈隽慧用药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男友Jamie Gifford前一晚刚把她从温哥华综合医院接出来。
那天她被强制送医，理由是精神卫生法下的紧急评估。
她在医院里没有得到需要的治疗，反而被警局人力资源部门的人找去谈了话。
出院之后她给同事Corey Bech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自己还好，但非常愤怒。
她愤怒的不是医院放她走，而是HR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
在她看来，HR出现的意思很明确——她在警局的职业生涯，已经被人判了死刑。
几小时后，她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
遗书很短。
她写了"非常抱歉"，写了"任何人都做不了什么"，最后交代把她的狗Ollie交给姐姐Jennifer。
一个从小梦想当警察的华裔女孩，穿上制服之后用了九年时间证明自己，最后穿着警服的编号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一个华裔女孩的警察梦
陈隽慧的父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
夫妻俩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口袋里没几个钱。
父亲在中餐馆后厨打过工，母亲在服装厂踩过缝纫机。
两个人省吃俭用，攒了几年钱，开了一家小小的外卖店。
店铺在温哥华东55大道上，店面不大，前面摆三四张桌子，后面是厨房。
陈隽慧出生在这家外卖店楼上的出租屋里。
她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Jennifer，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父母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备货，晚上十点关门打烊，全年无休。
三个孩子基本是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长大的。
Jennifer比陈隽慧大两岁，从小就像半个母亲一样照看着妹妹。
陈隽慧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攒够了钱，在本拿比买了一栋独立屋。
那栋房子有个后院，她和姐姐、弟弟在后院里追跑打闹，邻居家的狗趴在栅栏边上看。
父母对三个孩子的要求很简单——读书、听话、不要惹麻烦。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能拿到加拿大国籍已经比我们那辈强了，剩下的路要靠自己走。
陈隽慧从小就是那种不让大人操心的孩子。
她成绩中等偏上，不是最拔尖的那种，但作业永远按时交，老师评语上写的都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她性格外向，爱说爱笑，在学校里朋友多。
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温哥华警局参观。
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一位白人女警带他们参观了指挥中心，指着大屏幕上的地图说，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事，我们十五分钟之内赶到。
陈隽慧站在人群最后排，眼睛一直盯着那位女警胸前的警徽。
回家之后她跟姐姐Jennifer说，她以后想当警察。
Jennifer笑她，说你一个华裔女孩，当什么警察。
陈隽慧没争辩，只是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高中的时候，她开始为这个目标做准备。
她参加了学校的后备军官训练队，每周六早上六点起来跑五公里。
她报名参加了社区警务中心的志愿者项目，周末去给孩子们开安全讲座。
她还找了一份保安的兼职，在本拿比一家超市站岗，站夜班。
19岁那年，她从高中毕业。
她没有去读四年制大学，而是直接报考了温哥华警局的狱警岗位。
她跟父母说，她想尽早穿上制服。
父母不太理解，但也没拦着。
2009年，20岁的陈隽慧正式成为温哥华警局的一名狱警。
她的工作地点在格兰维尔街的温哥华拘留中心，看管那些等待出庭的在押人员。
这份工作不体面，也不风光，薪水比正式巡警低一截，还要倒班。
但陈隽慧干得很认真。
她给每个在押人员建立详细的档案，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用药情况、情绪波动。
她写的看管报告逻辑清晰、细节完整，经常被上级拿给其他狱警当范本。
她的直属上司后来在推荐信里写，陈隽慧是他带过最细心的年轻员工。
拘留中心的工作很压抑。
每天面对的都是犯罪嫌疑人、瘾君子、精神不稳定的人。
有些在押人员情绪失控，会对着她大喊大叫，甚至撞墙。
陈隽慧从来没有退缩过。
她学会了怎么安抚一个躁狂的在押人员，怎么识别自杀倾向的早期信号，怎么在紧急情况下呼叫增援。
这些技能后来在她当巡警的时候全用上了。
在狱警岗位上干了两年之后，她参加了温哥华警局的正式警员招录考试。
考试分笔试、体能测试、心理评估、背景调查四轮。
她一轮一轮过了。
2011年，22岁的陈隽慧穿上了温哥华警局的正式巡警制服。
入职照是在警局大厅拍的，她站在警旗旁边，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那张照片后来被她设成了手机壁纸。
她跟姐姐说，从今天起，她终于可以做她从小想做的那件事了——保护别人。
入职之前她要过心理评估这一关。
评估由温哥华警局合作的心理学家Mackoff医生主持。
那次评估做了整整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Mackoff医生后来在2023年验尸研讯上作证说，他翻陈隽慧的心理档案时标记了十四个潜在风险点。
这个数字远高于通常的五六个。
她有焦虑倾向，有抑郁史，在亲密关系中容易陷入自我消耗。
可这些标记在她入职之后就被归档了，没有人再拿出来看过。
没有人想到，这些早期的风险信号后来会变成现实。
【二】警队里的规训与隐形墙
刚当上巡警那几年，陈隽慧被分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巡逻组。
她的搭档是一个干了十五年的老巡警，白人男性，说话粗声粗气。
第一次跟他出警，他教陈隽慧怎么在巷口里截住一个吸毒过量的瘾君子，怎么用膝盖压住对方的胳膊，怎么呼叫救护车。
陈隽慧学得很快。
她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但反应快，嘴也甜，跟街头的线人打交道特别有一套。
她会说广东话，会说一点点普通话，在唐人街巡逻的时候，老街坊都愿意跟她聊两句。
她的案件报告写得比谁都规范。
搭档跟她说，你写的东西直接送检察官办公室都不用改。
她拿过两次局里的嘉奖。
一次是因为在一次酒吧斗殴事件中，她徒手夺下了一个醉汉手里的碎酒瓶。
另一次是因为她连续三个月跟进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安置问题，最后帮那个人找到了收容所。
在外人看来，陈隽慧的警察之路走得很顺。
但她自己知道，警队这堵墙里面，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温哥华警局当时有一千两百多名警员，其中女性占比不到两成，少数族裔占比更低。
华裔面孔在巡警队伍里一只手数得过来。
她的第一个直属小队长是个白人中年男警，说话喜欢拿少数族裔开玩笑。
有一次例会，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陈隽慧你是不是会功夫。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陈隽慧也跟着笑，但笑完之后心里不是滋味。
她慢慢发现，警队里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
出任务的时候，男警员优先去现场处置，女警员留在车里写记录。
升职评审的时候，白人男警的名字总是排在前面。
下午茶休息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聊橄榄球和钓鱼，她插不上话。
警局食堂里有一张固定的桌子，是男警员们的"地盘"。
女警员一般不会坐过去，华裔警员更不会。
陈隽慧每次都是端着餐盘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吃。
她试过融入，可每次她一开口，话题就冷掉。
后来她也就不试了。
她不是没有抱怨过。
有一次她跟姐姐Jennifer吃饭，说了一句，局里好像永远觉得我们这些人是"二等警察"。
Jennifer劝她，既然选了这行，就忍着，用业绩说话。
陈隽慧听进去了。
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别人不愿意接的夜班她接，别人不愿意写的案卷她写，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辖区她去。
2015年，她在一次社区活动上认识了一个做建筑工程的男人。
两个人交往了一年多，在2016年初结了婚。
婚礼在本拿比一家中餐厅办的，来了七八十个亲戚朋友。
陈隽慧穿着白色婚纱，手上戴了一枚小小的钻戒。
她跟姐姐说，她打算过两年要个孩子。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静。
她和丈夫租了一间两居室，养了一只金毛串，取名Ollie。
Ollie是她从动物收容所领养的，刚带回家的时候才两个月大，走路都打晃。
陈隽慧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遛狗，晚上下班再遛一次。
她的生活看起来已经上了轨道。
工作五年，结婚，有房有狗有丈夫。
可就在她结婚前后，她的直属小队长调走了。
新来的小队长叫Greg McCullough，麦高乐。
麦高乐是警长军衔，在警队干了二十多年，人脉广，嘴也甜。
他上任之后，挨个找下属一对一谈话。
轮到陈隽慧的时候，他问得特别细。
他问她结婚多久了，问她丈夫做什么工作，问她婚后生活满不满意。
陈隽慧觉得这些问题超出了工作谈话的范围，但她没好意思拒绝回答。
从那以后，麦高乐找她谈话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时候是在办公室里关着门聊半小时，有时候是下班之后打电话。
他开始说一些超出上下级关系的话。
他说她长得漂亮，说她比局里那些粗嗓门的女同事有气质，说她结婚太早了可惜。
陈隽慧一开始还当他是长辈开玩笑。
可麦高乐的话越来越露骨。
他开始约她单独吃饭，说要跟她聊"职业发展"。
陈隽慧后来才明白，这个男人从第一天起就没安好心。
麦高乐不是陈隽慧遇到的第一个让她不舒服的上司。
她之前那个小队长就经常在排班的时候给她穿小鞋。
有一次她连续三周被排到圣诞节和元旦的夜班，而同组的其他男警员都只值了一次。
她去找小队长理论，对方说这是"轮换制度"，她新来应该多担待。
她当时忍了。
她以为只要忍过这一阵，等麦高乐来了日子会好过一点。
可她没想到，新来的上司比原来的更危险。
【三】两份关系，两张面孔
2015年的某一天，麦高乐在下班后把陈隽慧堵在了警局停车场。
他说了一段很直白的话，意思是他喜欢她，想跟她在一起。
陈隽慧当场拒绝了。
她说她结婚了，她是一个有丈夫的人。
麦高乐没生气。
他只是笑了一下，说你好好考虑，我等你。
从那天起，麦高乐开始利用职权给她施压。
他在绩效考核里给她打低分，说她"团队协作不够"。
他在排班的时候故意把她排到最累的夜班。
他在例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她的名，说她的报告"不够专业"。
陈隽慧撑了几个月。
她不敢跟丈夫说，也不敢跟姐姐说。
她怕说出来被人笑话，怕别人说她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被上司骚扰，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
2015年底，在一次加班到深夜之后，麦高乐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那一次，她没有再拒绝。
她后来在WorkSafeBC的陈述里写，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她需要这份工作，她需要这份薪水，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她和麦高乐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麦高乐跟她约法三章。
第一，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她丈夫，包括他自己的家人。
第二，她不能在工作场合跟他表现出任何特殊。
第三，他让她见面的时候，她必须随叫随到。
陈隽慧答应了。
这段关系持续了大约一年。
她一直以为这只是她和麦高乐之间的秘密。
可她不知道，警队里还有另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那个人叫Dave Van Patten，范帕滕。
范帕滕也是警长军衔，在警局人力资源部门工作。
他的岗位非常特殊——管人事档案、管医疗记录、管员工的心理健康评估、管投诉案件的初审。
换句话说，整个温哥华警局一千两百多号警员的黑历史，他都有权限翻看。
他当然也能看到陈隽慧的所有档案。
她的入职心理评估报告、她的狱警时期考核记录、她的嘉奖信，他全看过。
他也知道麦高乐在追陈隽慧。
范帕滕在HR部门工作了十几年，对警局里的人际关系门儿清。
哪个警员和谁有一腿，哪个警员在闹离婚，哪个警员的心理状态不稳定，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他之所以盯上陈隽慧，一方面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好拿捏。
她是华裔，在警局里没有根基，没有靠山，说话分量轻。
她出了事不敢声张，声张了也没人替她说话。
范帕滕太清楚这一点了。
2016年初，范帕滕开始主动接近陈隽慧。
他的方式和麦高乐不同。
麦高乐是温情脉脉的攻势，范帕滕是直截了当的压迫。
他约她喝酒，约她吃饭，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
他跟她说，他知道她和麦高乐的事。
陈隽慧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浑身的血都凉了。
她问他想干什么。
范帕滕说，他不想干什么，他只是觉得她一个年轻女孩在警局不容易，想"照顾"她。
2016年2月到3月间，陈隽慧和范帕滕发生了关系。
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范帕滕在HR部门，手里握着她的人事档案，她得罪不起。
如果她拒绝他，他只要在档案里写几笔，她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她以为这只是又一次不得不做的妥协。
可她不知道，范帕滕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盘更大的棋。
他没有声张他知道麦高乐的事。
他跟陈隽慧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冷不热，偶尔约她出来见一面。
他在等一个时机。
那个时机在2016年夏天到来了。
那次是警局组织的一次跨区联合行动，她和范帕滕被分到了同一个工作组，要出差到素里住两个晚上。
范帕滕跟她说，晚上收工之后去他房间，有工作上的事要谈。
陈隽慧没有多想就去了。
她走进他房间的时候，桌上放着两杯红酒。
范帕滕递给她一杯。
她后来才意识到，那杯酒里被下了东西。
【四】酒店房间里的那杯酒
陈隽慧喝下那杯酒之后，很快就觉得不对劲。
她的视线开始模糊，四肢发软，话都说不清楚。
她想站起来，可腿不听使唤。
范帕滕走过来，扶住她，把她放到了床上。
她想喊，可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意识一点点沉入黑暗。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酒店房间的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她发现自己衣衫不整，范帕滕躺在她身边。
她的头痛得像要裂开，浑身没有力气。
她坐起来，下意识去摸自己的手机。
手机不在她的包里。
她转头看了一眼床头柜，手机就放在那里，屏幕亮着。
范帕滕正在翻看她的相册。
陈隽慧一下子清醒了。
她伸手去抢手机，范帕滕躲开了。
他翻得很慢，一张一张地看。
那些照片里，有她和麦高乐的亲密合影，有两个人发的暧昧信息，有一些她以为永远不会被第二个人看到的内容。
范帕滕一边看，一边用自己的手机录屏。
他录了大概有十分钟。
陈隽慧坐在床上，浑身发抖。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想打电话报警，可她的手机在范帕滕手里。
她想穿衣服走掉，可她连站都站不稳。
范帕滕看完之后，把手机还给了她。
他坐起来，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说了一段话。
他说他知道她和麦高乐的一切。
他说他手机里已经存了一份备份。
他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他就把这些照片发给她丈夫，发给麦高乐的妻子，发给警局里的每一个人。
他说他知道怎么操作邮件群发，全警局一千两百人的通讯录他手里都有。
陈隽慧听完之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看着范帕滕穿好衣服，拿上房卡，出了房间。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瘫倒在床上。
她躺了很久。
窗外是素里市的街景，车来车往，阳光很好。
可她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她被两个人同时拿捏住了。
麦高乐用权力压她，范帕滕用秘密要挟她。
她手里没有任何可以反击的筹码。
那段日子没有尽头。
她每天走进警局大楼，都不知道范帕滕会在哪个角落等着她。
有时候是午休时间，他一个信息发过来，她就得放下筷子赶过去。
有时候是下班之后，他说有工作要谈，她不敢不去。
她学会了在同事面前强装镇定，笑的时候嘴角却在抖。
她开始害怕见到穿警服的人，害怕任何一个可能认识范帕滕的面孔。
她不敢跟丈夫说，不敢跟父母说，甚至不敢跟最亲近的姐姐说。
她怕一说出来，那些照片就会被公开，她的婚姻、她的职业、她在这个城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会在一夜之间崩塌。
她把所有的恐惧都咽进肚子里，表面上还维持着那个开朗自信的华裔女警形象。
范帕滕对她的要求越来越过分。
她在WorkSafeBC的陈述里写过一句话——有好几次她明确告诉范帕滕她不想做。
可范帕滕会自己脱掉衣服，把生殖器凑到她面前。
她没有反抗的余地。
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笼子外面站着两个拿钥匙的人。
他们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她连叫都不敢叫出声。
她的丈夫不知道她和麦高乐的事。
她的姐姐不知道她在警局里被两个人同时控制。
她甚至不敢跟任何人说——因为一旦说出口，那些照片就会被公之于众。
她穿好衣服，收拾好包，一个人回了温哥华。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丈夫问她出差怎么样。
她说还行，累了，想洗澡。
她在浴室里站了很久，热水开得很烫，她一遍一遍地搓自己的胳膊。
她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觉得镜子里那个人很陌生。
她不认识这个被两个人同时拿捏住的女人。
从那天起，范帕滕对她的要求越来越多。
他随时发信息叫她过去，她不敢不去。
有时候是在他的公寓里，有时候是在他的车里，有时候是在警局办公楼的地下室。
她要是拒绝，他就拿手机里的照片说事。
他跟她说过一句话——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你在整个温哥华都待不下去。
她信了。
那段时间她开始失眠。
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酒店房间里的那一幕。
她开始怕黑，怕关门的房间，怕闻到红酒的味道。
可她在同事面前还要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她照常出警，照常写报告，照常跟同事打招呼。
没有人知道这个每天笑着上班的华裔女警，正在经历什么。
而当陈隽慧从那张酒店大床上爬起来、一个人开车回温哥华的那个下午，她还不知道，手机里那几段被范帕滕录下来的画面，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像一把生锈的刀，一点点割断她和这个世界之间所有的联系——直到她在2019年1月那个寒冷的凌晨，再也撑不住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