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春，上海一间办公室里，赖少其写完一封信，又从头到尾看了几遍。信中没有激烈措辞，也没有为自己申辩，只是说明贺子珍出院后的生活困难，希望组织给予适当照顾。落款写好后，他把信交出，或许没有想到，几行出于善意的文字，很快会把夫妻二人卷进一场持续数月的调查。
这封信的起因，要从上海衡山路附近的一处里弄说起。1953年，曾菲陪贺敏学的妹妹外出时，得知贺子珍住在那里。那时的贺子珍身体不好，生活也较为清苦，身边缺少能够经常照料的人。曾菲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偶然的探望，而是带着菜蔬和日用品，隔三差五登门。
她们谈得最多的，是井冈山时期的往事。贺子珍性情爽直，曾菲则耐心细致，帮她料理家务，陪她看病。贺敏学得知后，曾对曾菲说：“她不容易，拜托你多照应。”这句话不长，却让这份往来多了一层责任。
赖少其也参与其中。他是木刻家，长期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经历过战火、被俘和越狱，性格里有艺术家的敏感，也有军人的直率。对他而言，贺子珍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字，而是一位需要实际帮助的老同志。因此，信里写的是病情、生活和照顾问题，没有把事情说得复杂。
有意思的是，真正引起猜疑的，恰恰是这种直接。信件送到上海市委后，相关方面要求赖少其说明情况。面对追问，他一度反复写检查，试图解释自己的本意。夜深时，画室里堆着被揉皱的纸团，曾菲看着丈夫伏案落笔，却很难替他说上什么。
事情尚未平息，另一封匿名信又从上海寄往杭州。信中言辞尖锐，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江青得知后要求追查，调查人员便从笔迹入手，排查与赖少其夫妇关系密切的人。秦桂珍、朱岚和曾菲，先后进入调查视线。
曾菲当时正在中福会疗养院休假。调查人员找到她后，询问她是否写过那封信，是否是在替贺子珍申诉。面对连续盘问，她始终回答：“不是我。”问题一遍遍重复，她的回答也没有改变。那段经历对她而言，并不只是一次询问，而是对人格和过往经历的反复审视。
笔迹鉴定一度认为，匿名信与曾菲的字迹存在相似之处。赖少其听到消息后，拿出妻子的书写样张，又提供自己的旧作业本，说明两人的字体各有特点。他还指出，曾菲平时写圆体字，自己习惯写隶意较重的字，不能仅凭几处相似便作出判断。
但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专业意见并没有立即压住疑虑。赖少其多次往返有关部门，既为妻子解释，也担心牵连帮助过他们的朋友。他曾提醒来访者：“这件事不要随便开口，别把你们也牵进去。”这句话听来克制，背后却是现实压力下的谨慎。
调查持续了两个多月。上海市委常委王一平、彭柏山等人介入后，调查方向逐渐转变，相关人员开始追查匿名信的其他来源和传递渠道。后来查明，匿名信与曾菲无关，所谓笔迹相似只是巧合。调查组撤离，材料被封存，夫妻二人受到教育处理，事情没有继续扩大。
这场风波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结论公布立刻消失。曾菲住院期间，小女儿问她：“妈妈，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她回答：“不是错，是写信救人。”这句话既是在安慰孩子，也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她并未否认曾经写信求助，只是不接受把照顾病中老同志说成别有用心。
1959年，赖少其调往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全家离开上海。有人认为北京更适合他的艺术发展，他却选择到安徽。他带走了版刀、画稿和多年积累的创作习惯，在合肥从事美术工作，又多次前往黄山写生。曾菲则在合肥工业大学组织业余剧社，继续做文化工作。
这对夫妻的生活没有被那封信彻底改写。1977年后，赖少其恢复工作，重新给青年美术工作者示范木刻技法。1980年，两人登黄山写生，雨后山色开阔，赖少其完成《云横九派图》，题款中特意记下曾菲同游黄山的情景。1988年，他又作《梅墨》赠妻，题写“清浊都要到白头”。
2000年11月28日，赖少其病逝。次年清明，上海西郊公墓安放了夫妻合墓。墓碑背面刻着四句诗：“月光如水，水如画；不觉寻梅，着单衣；夫妻本是，同林鸟；同宿同飞，上九天。”那封信曾让他们在风声里彼此扶持，而多年以后，留下的仍是共同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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