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晚年回忆南京保卫战，儿子唐仁和强调他不应负责全部责任

1964年12月，长沙，程潜家中，唐生智、陈明仁、周世钊围坐闲谈。话题谈到张治中可能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唐生智突然沉下脸来，直指1938年长沙大火，认为张治中“罪责难逃”。

屋里一时安静。程潜没有与他争辩，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有过失，不等于一生只有过失。”这句话，后来也像是落在唐生智自己身上。

张治中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城内大量房屋被焚，百姓损失惨重。张治中作为地方主政者，当然负有领导责任，但火灾涉及警报、撤离、军政命令等多重环节，不能简单化成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唐生智之所以反应激烈，与他的湖南籍身份有关，更与一段始终压在心头的往事有关：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

淞沪会战后，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被迫向南京方向撤退。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又有中山陵所在，政治象征意义极重。军事上，这座城市背靠长江，外围地形并不利于长期固守，部队又多为淞沪战场撤下来的疲惫之师，编制混乱，新兵不少。

蒋介石明白南京难以久守，却不愿轻易放弃。南京若未经抵抗便失守，不仅影响国内士气，也会影响国际观感。于是，“守”与“不能久守”形成了尖锐矛盾，既要表示抗战决心，又没有准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长期防御战。

困难随之而来。谁来负责？在场将领都知道，这是一副极沉重的担子。守住几乎没有把握，失守却必然留下责任。唐生智此时站了出来，主张南京必须抵抗，并表示愿意承担指挥任务。

多年以后，李宗仁认为唐生智主动守南京，可能有借机掌握兵权的考虑。但唐生智的家人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其子唐仁和回忆，父亲并非真正“主动请缨”，而是觉得既然无人愿意承担，蒋介石又不能留下，那么“与其你守，不如我守”。

蒋介石曾问他有几分把握。唐生智没有夸口，只回答：“临危不乱，临难不苟。”这八个字，既像军人的自我要求，也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把握扭转战局。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11月27日，他对记者表示，守军将与南京共存亡，并要让日军付出代价。此时南京防务准备仓促，防线铺得过宽，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城防纵深也十分有限。

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城内留下的守军，实际人数约八万人，远低于一些宣传中的数字。部队虽然有中央军精锐，也有刚补充的新兵，装备、训练和指挥水平差异很大。唐生智面对的不是一支完整军队，而是一支连续作战后尚未恢复的混合部队。

战斗开始后，外围阵地抵抗相当顽强。淳化镇、光华门等处多次发生激战，一些部队伤亡惨重仍未立即溃退。问题在于，局部的坚守无法弥补整体部署的缺陷。日军依靠海空力量和重装备，逐步突破外围防线，南京城很快陷入包围。

12月8日以后，守军防线不断收缩。按照一般军事原则，合围形成前后，应尽早组织有序突围；但唐生智仍试图固守，并严禁各部擅自撤离。这个决定，使守军错过了较为从容的转移时机。

12月12日，唐生智接到蒋介石允许撤退的电令，才召集将领布置突围。原计划是各部从正面突围，部分人员经下关渡江。但临近行动时，命令出现变化，部分部队被允许在有船只的情况下过江，原有部署因此受到干扰。

混乱由此扩大。不同部队对突围方向理解不一，大量官兵涌向下关，渡江工具又极其有限。拥挤、失散和相互冲撞接连发生，许多人未能冲出南京。南京于12月13日失守，随后日军在城内实施大规模屠杀，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遭到惨害。

唐生智当然不能摆脱责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掌握着防守与撤退决策，防线配置失当、突围准备不足，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撤退命令反复，造成部队行动混乱，这一点即便他的家人也没有替他完全推脱。

但把南京失守全部归咎于唐生智，同样不符合事实。南京是否固守，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出的整体决策；守军数量、装备状况、外围战局、后方准备以及对城市居民的疏散，都不是一个卫戍司令能够独立解决的。

更重要的是，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存在战略目标含混的问题。既没有准备长期坚守，又以“死守”对外宣传；既知道日军兵力强大，又没有为守军安排清晰、可靠的撤退方案。唐生智是执行者，也是失误的承担者，却不是全部决策的唯一来源。

战后，唐生智逐渐淡出军政核心。蒋介石一度考虑让他出任远征军职务，但他以身体状况和压力为由没有接受。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1949年与程潜、陈明仁等人在湖南推动和平起义。

唐仁和说，家中很少谈南京。直到父亲晚年，他才偶尔听到一些往事。唐生智承认，撤退与突围的指挥“有很大的失误”，作为卫戍司令，确实负有责任；但这份责任，不能被扩大成南京保卫战全部失败的唯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