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勇哥的货被人截了，查到底竟是刘涌手下干的：明天让他跪着来见我！
一
1998年12月14号，晚上十点四十。沈阳大东区，联合路。
路边的雪被车轧过，中间两道印子黑亮，两边还是白的。路灯隔着好几根才亮一根，光落在雪上，是昏黄的。
一辆解放牌卡车从东站货场方向开过来，车斗上盖着两层苫布，苫布上面又压了一层塑料布，绳子勒得紧，绳子头上冻了一圈白霜。车斗里装着一千五百件羽绒服，分了三垛，靠里那垛最大。
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开车的老赵二十五岁，戴一双棉手套，右手食指的地方破了个洞，露出半截指头。副驾上坐着老康，四十八岁，穿一件到膝盖的军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毛线围脖，围脖的一头塞在领子里。他一只手扶着前面的台子，一只手揣在怀里，怀里是提货单，单子上盖着两个红戳。他脚边放着一个铝饭盒，早上带的饭没吃完。
后面跟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灯打在卡车的后挡板上。面包车里坐着小六子，十九岁，脚上一双军用棉鞋，鞋底冻得硬邦邦。他今天下午跟着老康在东站提的货，晚上跟着看车。
到了联合路中段，前面的路口横着一辆黑色桑塔纳。
老赵踩了刹车。他往左打了一点方向，想从桑塔纳的车尾旁边挤过去。
面包车的司机小邹也跟着踩了刹车。
这时候，卡车后面上来一辆解放，车头几乎顶到面包车的屁股上，把面包车堵住了。桑塔纳两边的车门同时打开，下来四个人。后面那辆解放的车斗上跳下来八九个，有人手里拎着铁管，有人拎着片刀，脚落地的时候在雪上踩出一片闷响。
小六子在车里数了一遍，数到十二个就数不清了，因为人来回走动，穿的都是军大衣，看着都一样。
领头的是个高个儿，一米八往上，穿一件军大衣，头上一顶黑色皮帽子，帽子的两只耳朵放下来，系在下巴上。他走到卡车的驾驶室边上，抬手敲了两下玻璃。
老康推开车门，下了车。他把怀里的提货单往里按了按，抬头看那个人。
“这是北京勇哥的货。”老康说。
高个儿看着他，隔了两秒，说了一句：“那正好。”
第一下是铁管，从侧后方下来，砸在老康左边的肋骨上。老康“呃”了一声，膝盖一弯，人往雪里倒。老赵从驾驶室里被两个人拽出来，按在车头上打，打完了趴在雪里，左肩肿起来一块，喘气的时候胸口里有声音。
老康的提货单从怀里掉出来，落在雪上。有一个人走过去，把单子捡起来，抖了抖上面的雪，看了一眼，塞进了自己大衣兜里。
高个儿走到卡车后面，掀开苫布的一角，伸手进去摸了摸里面的编织袋，又把苫布放下了。他回头对那八九个人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跟着来的人开始上车，一袋一袋往下搬。
搬得很稳。他们先在车斗里把袋子摆成两排，两个人一袋，一袋一袋递到下面，下面两个人接着，往后面那辆解放的车斗上码。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乱翻，没有人打开袋子看。
小邹在面包车里挂了倒挡，往后倒，倒到路口，掉了个头。小六子从车窗里伸着头往回看，看见高个儿从怀里摸出一个大哥大，把天线拉出来，拉了两下才拉到底，举到耳朵边上。他打了一个电话，响了没几声就通了，高个儿只说了一句：“装完就走。”
搬货搬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搬完，高个儿走到老康跟前。
老康还趴在雪里，一只手撑着地，手指头在雪上抠出五个洞。
高个儿蹲下来，膝盖离雪面还有一段，看着他，说：“告诉你们老板，让他自己来找。”
他说完站起来，把皮帽子的两只耳朵重新系了一下，上了桑塔纳。桑塔纳走前面，解放走后面，往南边一条岔路上开了。
小六子跳下面包车，跑过去扶老康，扶了两下没扶起来。他弯腰把老康掉在雪里的那只手套捡起来，递过去。老康的手抬到一半，又落回雪里。
二
12月15号，上午九点多，北京东四十条。
加代坐在表行柜台后面，今年三十六岁，手里拿着一块表，正在换表带。柜台上放着一个白瓷保温杯，杯盖开着，热气往上走。门口挂着一条棉门帘，被人推开又合上，带进来一点风。墙上挂着一本挂历，翻在十二月。
大哥大在柜台角上响了。
加代把手里的表放下，拿起来，按下接听。他先没说话。
对面也没有声音，只有一点很轻的呼吸。
过了两三秒，那边开口：“我是勇哥。”
加代坐直了。
“沈阳我有车货，昨天夜里没了。”勇哥说。
“什么货？”加代问。
“你到了就知道。”
“人呢？”
“老康在住院，肋骨断了两根。老赵锁骨断了。”
“谁干的？”
那边停了一下。
“不知道。”
加代握着大哥大，手指在机身上蜷了一下。他跟着勇哥十几年，勇哥给他打个电话，就是一件事。勇哥自己办不了的事，才轮到他。
“哥，我明天去。”
“今天去。”勇哥说，“别多带人，带一个能办事的。到了那边，少说话，多看。”
电话挂了。
加代把大哥大放在柜台上，坐了一会儿。他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黑色皮包，拉开抽屉，把一个本子拿出来塞进包里，又数出一沓钱，装进一个信封。
他走到后门，朝楼上喊了一声：“丁健。”
楼梯响了两下，丁健下来，肩上落着一点雪。他刚才在外面擦车，手里还捏着一块抹布。
“去哪儿？”丁健问。
“沈阳。”
丁健把抹布放在柜台上：“几点走？”
“下午的火车。”
“我上楼拿包。”丁健走了两步，又回头，“带枪不？”
加代想了一下：“火车过不去，不带了。到了再说。”
丁健应了一声，上楼去了。
三
北京到沈阳的夜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多进沈阳站。
车厢里的暖气烧得足，走道那头的热水桶边上一直排着人，手里拿着茶缸和饭盒。加代没睡，坐在走道边的小座上，手上夹着一根烟，一直没抽完。玻璃上结着一层水汽，用手一抹，外面是黑的。
丁健躺在中铺上，睁着眼看车顶。
“哥，这一车货是什么货？”丁健问。
“不知道。”
“勇哥咋不说？”
“他说到了就知道。”加代把烟按进小桌上的铁皮罐里，“他不说，就是不想在路上讲。”
丁健没再问。
六点二十，车到沈阳站。
站台上一片白气，下车的人都走得快。检票的人穿着大衣，手上戴着半截手套。站前广场上停着一排出租车，有夏利，有老式的拉达，还有几辆三轮。一个卖烤地瓜的推着炉子，炉子上冒白汽。
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广场边上，车边站着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很壮，穿一件黑棉夹克，脚上一双棉皮鞋。他看见加代，往前走了两步。
“代哥？我是大崔，跟康叔的。”
“康叔咋样？”
“肋骨断了两根，话说多了疼。”大崔接过加代手里的包，放进后备箱，“叔让我先带你上医院。”
车上了路。路两边是一排排门市房，有的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出兑”，墙上刷着白漆的标语，被雪打湿了一半。骑车的人多，头上都戴着棉帽子，只露一双眼睛。
加代看着窗外，没说话。
四
住院部在三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和煤炉子的味道混在一起。老康住的是外科的大病房，一间屋里四张床，靠窗那张是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铝饭盒、一个热水瓶和一网兜橘子。他媳妇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织毛衣，见人进来，站起来让座。
老康躺在被子里，左边肋骨上缠着绷带，手背上插着针，输液瓶挂在床头的铁架子上。他看见加代，用右胳膊撑了一下床，没撑起来。
“别动。”加代过去，把凳子搬近一点，坐下，“哥，我来晚了。”
“不晚。”老康喘了一口气，“货是昨天下午三点在东站提的，一千五百件羽绒服，黑色的，领口一圈貉子毛。从广州发过来的，路上走了四天。”
“打你的是谁？”
“没见过的。”老康说，“领头那个个子高，一顶黑皮帽子，脸上没疤，三十七八。他话不多。”
“你说了勇哥的名字，他说什么？”
“‘那正好。’”老康说，“我说完这一句，铁管就下来了。”
“他们搬货的时候，翻别的垛没有？”
“没翻。”老康说，“车斗里三垛货，一垛毛衣，一垛棉裤，还有这一垛羽绒服。他们上来先掀羽绒服那垛的苫布，别的垛上压的东西一样没动。他们知道哪一垛是什么。”
“你那张提货单呢？”
老康的手在被子外面摸了摸，又停住了。他抬起眼看加代：“单子在我怀里揣着。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倒在雪里，单子就掉在身边。”
“后来呢？”
“后来我没看见。”老康说，“到医院的时候，我媳妇翻我衣服，兜都翻遍了，钱在，单子没了。”
“知道你昨天下午提货的，有几个人？”
老康的手指头在被子上点着数：“我，小六子，老赵，站里管库的老潘，还有帮我找车的老包。”
“老包知道你走哪条路？”
“他知道。我一年四季走联合路，没变过。”
“再往前几天，有人打听过这批货没有？”
老康想了一会儿，眉头皱起来：“你这个话提醒我了。前天晚上八点多，家里座机响过一次。我媳妇接的，对面一个男的，问广州那车羽绒服到了没有，几号到。我媳妇说不清楚，就把电话给我。我问他是谁，他那边就挂了。”
“你家的号，都有谁知道？”
“不多。”老康说，“我媳妇娘家那边几个，老包，站里的老潘，还有你。”
加代没有接话。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裤子上按了一下。这个号是记在他那个小本子上的，本子锁在北京柜台的抽屉里。
他站起来，低头看了看老康身上的绷带：“小六子呢？”
“大崔把他带到货站那边去了，在那儿等你。”
“哥，你说完勇哥的名字，他们那伙人里头，有没有谁慌？”
“没有。”老康说，“一个慌的都没有。”
加代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压在橘子底下。
“这是药钱。”
老康的媳妇伸手要推，加代把手按在信封上：“嫂子，别跟我这个。”
五
老赵住在外科走廊另一头的那间病房，屋里有三张床，他在中间那张。他左边锁骨上打了石膏，右手背上插着针。他媳妇坐在床边，低着头剥橘子，剥好的橘子瓣摆在床头柜上。
加代进去的时候，老赵闭着眼。听见脚步，他睁开眼，往上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
“代哥。”
“疼得厉害不？”
“夜里睡不着。”老赵说，“代哥，我把车丢了。”
“车先不管。”加代在床边站住，“你跟我讲讲，打你的人，有没有说过什么？”
老赵想了一会儿，喉咙里咽了一下。
“有个年轻的，二十来岁，穿黑棉夹克，没戴帽子，打我最狠。”老赵说，“他打完了，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说‘别怪我们，你们老板得罪人了’。”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老赵说，“他说完就上了车。”
“车你记住什么没有？”
“桑塔纳是黑色的，牌子上的雪没人擦，我就看见前面两个字。”老赵说，“辽A。”
加代点了下头。他从兜里把烟盒摸出来，看一眼屋里，又塞回去了。
“你好好养着。”他说，“车的事不用你管。”
他转身往外走，老赵的媳妇在后头说了一句“代哥慢走”，他应了一声。
刚走到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后面有人喊了一声。
加代回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子从楼道里跑出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猴，帽子扣在头上，脸冻得通红。那小子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往大崔手里一塞，转身就跑，跑进旁边的楼门洞里，两级台阶一步，转眼没影了。
大崔抬手要追，加代叫住他：“别追。”
信封没有封口。大崔捏了捏，从里面抽出一沓钱，五千，用白纸条扎着。钱里夹着一张纸，是从挂历上撕下来的那种薄纸，上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货找不回来了。别费劲。
字写得不好看，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加代把纸拿在手里看了两遍。他折起来，塞进大衣里面的兜里，把钱递给大崔：“送上楼去，就说给康叔买药。”
大崔上楼了。加代站在台阶上没动，抬头往上看，一扇窗一扇窗地数过去。三楼靠窗那扇亮着灯。
六
出了医院，加代让大崔把车开到联合路。
那一段路两边没有门面房，左边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堆着雪，右边是一道矮墙。前一夜又下了一场雪，路中间两道车印上落了新白，只露出底下的两道黑。
加代站在路边看。丁健蹲下去，两只手扒开雪，扒出一道车印，用手指量了量，又往前走了几步，扒开另一道。
“两辆解放。”丁健说，“来的那辆后胎是新换的，印子浅；走的那辆压得深。”
他站起来往南边看：“小车走前头，解放走后头，从那边岔路拐进去了。”
加代回头问小六子：“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离多远？”
小六子搓着手：“二十来米。我就听见一句‘装完就走’，别的没听着。”
“他那大哥大什么样的？”
“黑的，天线挺长，他拉了两下才拉出来。”小六子说，“他抽烟，抽的是白盒的。”
“他穿什么？”
“皮帽子，军大衣，脚上棉鞋是新的，鞋底没沾多少泥。”
“他们里头，有没有谁说话带外地口音的？”加代问。
小六子摇头：“我没听出来。他们没怎么说话，就那个高个儿说了一句‘那正好’。”
加代点了根烟，站在路边抽。他把左手插在兜里，右手夹着烟，眼睛看着往南岔过去的那条路。他算了两笔账。第一笔，对方来得很准，掀苫布的位置一点没差，说明这车货什么时候到、装在哪垛、走哪条路，对方都清楚。第二笔，对方不慌。干这种事最怕撞上人，撞上了还能站在原地装二十分钟，说话还带着笑，说明他们不怕老康，也不怕老康背后站着的人。
丁健在他旁边站着，说了一句：“哥，这两辆车现在要么在城里，要么在城边上。解放车动静大，藏不住。”
“你带两个人去问问。”加代说，“大车店、货场、修车铺，都问一遍。”
“嗯。”
丁健当天下午带人跑了一趟。城东一家修车铺的老头说，前天夜里十二点多，有过三辆车从铺子门口过，两辆大车一辆小车，开得快，车斗上盖着帆布。他当时正出来倒炉灰，看了一眼，没记住车号。再往前问，就没人说见过。
加代转身往车边走，说了一句：“走，去站前。”
老包的货栈在沈阳站后身的一条街里。门脸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蓝漆掉了一半，还能认出“包记货栈”四个字。屋里烧着一个大铁炉子，烟囱从窗户上挖的一个洞里伸出去。墙上挂着一本挂历，桌上一个搪瓷茶缸、一盘花生，收音机开着，在放评书。
老包五十六，头顶秃了一块，坐在炉子边的椅子上，手里一串钥匙，一根手指头转着。
“康子咋样？”老包问。
“断了两根肋骨。”
“我下午去看看他。”老包把钥匙攥在手里，“你坐。”
加代把棉帽子摘下来，坐下，喝了口茶。“包叔，我问你件事。沈阳这地界，一晚上能拉出两辆解放、十几个人的，有几家？”
老包转钥匙的手停了。他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你咋问我这个？”
“我手里没别人。”
老包把茶缸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一眼外面，把门关严，回来坐下。
“代子，这事我帮你打听。可你听我一句话，别往深里问。”
“为啥？”
“你算算你那车货。”老包说，“一千多件衣服，一件没扔，一件没糟蹋，地上连个袋子都扫得干净，连车都给你带走了。抢货的人拿了东西就跑，他们不跑，在那儿装了二十分钟，装得规规矩矩。这是办事，不是抢货。”
加代看着他，没说话。
“再说一句。”老包压低了一点声音，“你到沈阳来的事，我是今天早上听大崔说的。可昨天中午，就有人在我门口问过，问北京要来个什么人。”
加代的手指在茶缸上停了一下。
“昨天中午？”
“昨天中午。”老包说，“那会儿我还没听说你这事。”
“问的人什么样？”
“三十来岁，穿个皮夹克，站门口问了一句就走了。”老包说，“他没进我这屋，也没喝茶。”
加代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掉的茶。他想起老康家里那个挂了的电话，想起老赵说的那句“你们老板得罪人了”，又想起那张五千块钱的纸条。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只有一条说得通：对面从这车货发出广州那天起就盯着，一直盯到沈阳，盯到老康家，盯到医院门口。
老包坐在对面，把钥匙重新转起来：“你要查，别满城问。这么大两辆解放，进城出城都得走大车的地方，找修车铺、大车店、货场，比满街问人管用。货他要么砸在自己手里，要么得出手，出手就得进五爱。”
“五爱我知道。”
“还有一样。”老包说，“东站磅房的老潘，你去问问。这两天谁问过这车货，他那儿比谁都清楚。”
加代站起来，把棉帽子戴上。
“代子。”老包又叫住他，“我心里有句话得说。你在沈阳，查出来是谁，先别急着动手。这地方水深，真出了人命，谁都兜不住。”
加代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
“包叔，我有数。”
七
第二天上午，加代和丁健去了东站货场。
货场里雪化了又冻，路面上一层黑冰。铁轨之间堆着装货的木托盘，几节车厢停在那边，车皮上喷着字。磅房在货场北边，一间平房，窗户上贴着报纸，屋里坐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一只棉手套戴着，右手食指上缠着胶布。
他姓潘，货场里的人都叫他老潘，管库的活他干了十几年。
“老潘。”加代把一盒烟放在磅房的台子上。
老潘看了看烟，又看了看加代：“你是康子北京来的那朋友？”
“我姓任。”
老潘把烟盒推到一边，没动：“康子昨天提货的事我知道，我给他开的门。”
“这两天，有没有人来问过这车货？”
老潘的手在台子上敲了两下。他往窗外看了一眼，才开口：“货到那天早上，有个人来过磅房，问我从广州来的一车羽绒服到了没有，还问是谁来提。”
“这人什么样？”
“帽子压得低，没看清脸。”老潘说，“我就记得他手上拿着一个大哥大，站门口问完就走了，没坐。”
“他跟你说过是哪个单位的？”
“说过一句，说是货主那边派来的。”老潘说，“我当时信了，因为那车货的到站号，他说对了。”
加代站在磅房里没说话。到站号写在货单上，货单一式三份，东站留一份，广州那边留一份，提货的人手里一份。能说出到站号的人，手里有过单子，或者见过单子。
“前天夜里，货场上留人了吗？”
“有。装卸队干到十点多，收工的时候我锁的门。”老潘说，“后来院里停了哪些车，谁的车，我就记不清了。”
加代从磅房出来，站在货场里抽了一根烟。风从铁轨那边刮过来，雪沫子打在脸上。他看着那几节空车厢，把烟抽到手指头跟前才扔。
八
晚上回到宾馆，加代拨了勇哥的号。
响了很久，那边才接。
“哥，我到了。”
“嗯。”
“货不是被人抢走的。”加代说。
勇哥那边没有声音。
“老康说了你的名字，他们说‘那正好’。”加代说。
勇哥还是没出声。
“这车货到沈阳，一共有几个人知道？”
“我让老康提的。”勇哥说，“车号、时间，除了我和他，就是站里那张单子。”
“单子没了。”加代说，“打老康的时候，那张单子从雪里被人捡走了。哥，你跟我交个底，这车货，你还跟谁提过？”
那边停了几秒。
“代子。”
“嗯。”
“别问这个。”勇哥说，“把人找出来，把货拉回来。别的事不用你管。”
电话挂了。
加代坐在床边，把大哥大放在床头柜上。他坐了一会儿，把大衣里面的那张薄纸掏出来，摊在膝盖上看了一遍，又折起来。他把纸放进皮包的里层，拉上拉链。
九
第二天一早，车到沈河区五爱市场。
几栋大楼，一楼的坡道上全是人，拉货的小车、三轮、扛包的人挤在一起。楼里一层一层都是档口，过道两头挂着塑料帘子，档口上方的价签是手写的，用笔蘸着黑漆写数字。地上潮，塑料袋和雪水踩在一起。广播一遍一遍地念通知，念一句停一句。
喇叭里刚念完一条通知，一个扛包的人从加代身边挤过去，肩膀上那个包比他人还高，包上捆着两道绳。
加代找的是市场里做羽绒服的一个老批发，姓谭，市场里的人都叫他谭二。谭二的档口在里面靠墙，两口子守着，屋里挂着十几件样品，柜台上放着一个算盘和一本翻得起毛的账本。
“谭二哥。”
“哎哟，代哥。”谭二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你咋来沈阳了？”
“问你件事。昨天到今天，有没有人拿着一批黑色羽绒服，领口一圈貉子毛，急等着出手，要一次全拉走？”
谭二笑了一下，没笑出来。他回头看了一眼他媳妇，把加代往里让了半步，声音压低：“昨天下午，有个人来问我，一件九十，让我全要，还得我自己去铁西拉。”
“你答应了？”
“我没敢要。”谭二说，“我做生意二十年，谁这么卖货？一次全拉走，钱要现的，货还得买主自己上门去驮。这是手里有东西，急着变成钱。”
“那人什么样？”
“二十六七，瘦，黑皮夹克，袖口磨得发亮，手背上有冻疮。”
加代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过去：“再来人，你先应着他，别让他走。然后打这个传呼。”
谭二捏着纸条，没动：“代哥，你这是要……”
“该给你的钱，一分不少。”加代说，“你把货给他留着就行。”
从档口出来，加代把大崔叫过来，让他带两个人在市场里转，盯那个款式的衣服出不出手；丁健留在谭二对面的箱包档口坐着，喝茶，看着对面。
第二天中午，谭二的人到对门喊了一声：“来了。”
丁健从箱包档口出来，走到市场大门口，站在卖烤地瓜的炉子边上。等了大概十分钟，一个瘦子从楼里出来，手里拎着三件衣服，用塑料绳捆着。他走到门口，把衣服往一辆三轮车上一放，付了钱，往南边的街上走了。
丁健跟上去，隔着二十来步。
瘦子走了四条街，进了一个卖烟酒的小门脸，买了两盒烟，出来之后又进了一家台球厅。
丁健没进去，在街对面站住，点了一根烟。
大崔从另一头过来，站在他边上。
“屋里几个人？”丁健问。
“打球的仨，坐着的仨。”大崔说，“后门通着一条巷子。”
十
天擦黑的时候，瘦子从台球厅出来，往巷子里走，想抄近道。
丁健和大崔从巷子两头进来。瘦子听见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还没站稳，胳膊已经被拧到背后，人往下一沉，脸贴在墙上。大崔把一块布塞进他嘴里，两个人把他塞进停在巷口的桑塔纳后座。
车开到城边上一段没有路灯的路上，停在浑河边。
瘦子被按在后座和前排之间那个空当里，嘴里的布抽出来了。他先喊：“你们是谁？”
丁健没答话，把他的左手拉出来，按在车门的铁框上，从兜里掏出一把尖嘴钳子，夹住他小指头上的指甲，往下压。
瘦子的腿在车座上一蹬，喉咙里发出一声。他喊了一半就把声收了，因为他知道喊没用。
“货在哪儿？”加代回过头看他。
“卫工街。”瘦子喘着气，“铁西卫工街，一个厂院里。”
“谁让你搬的？”
“老歪。”
“老歪是谁？”
“我也说不清楚。”瘦子说，“我是在台球厅认识他的。他找车，找人，一趟给我三千，钱是现钱，一次一沓。”
“他上面是谁？”
“他不说。”瘦子说，“他就说上面是个大哥，别的我一点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沈阳？”
瘦子的脸白了一下。他看了看丁健手里的钳子：“老歪说的。他说这两天北京要来个人，让我们别在街上晃。”
加代在后座上没动。
“老歪现在在哪儿？”
“看货呢。他不出门。”瘦子说，“院里就他一个人看着，还有四五个人。”
加代把钳子从丁健手里拿过来，放回自己兜里，说了一句：“走吧。”
大崔把瘦子的手用塑料绳绑上，把他推到后排座位底下，用一条麻袋盖上。
十一
晚上九点多，铁西区卫工街。
那个院子是一家倒闭的小厂留下的，铁栅栏门用铁丝拴着，院里一排平房，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屋里透出灯光。院里停着一辆解放，车斗空着，墙边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
丁健带两个人从后院翻墙进去。加代带大崔和另外一个人走正门。
后墙下面的雪厚，丁健落地的声音很轻。两个人蹲在墙根抽烟，其中一个回头，嘴刚张开，丁健已经到了他跟前，抬手用手肘打在他的下巴上，那人往后一倒，仰在雪里。另一个人抽出一根铁管横着扫过来，丁健侧身让过去，抓住铁管往回一带，那人脸朝下摔在地上，丁健一条腿跪在他后背上。
正门的门从里面拴着。大崔用脚踹了两下，门开了。
屋里靠墙码着一排一排的编织袋，墙角是纸箱，纸箱上印着字。加代走过去，撕开一个编织袋的角，从里面拽出一件衣服。黑色的，领口一圈貉子毛，拉链头上挂着一个小铜牌。他看了一眼，把衣服塞回去。
里屋的门开了。老歪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把五连发，眉毛上还沾着雪。他抬手就开了一枪，打在门框上，木头的碎渣溅到加代脸上。
丁健从旁边的窗户翻进来，一下打在枪管上，枪偏到一边，掉在地上。丁健把老歪按在地上，膝盖压住他的肩膀。
屋里安静下来。暖气管子里有水声。院子里有个人还在雪地上被按着，喘气的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进来。
加代走过去，把掉在地上的皮帽子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雪，放在旁边的凳子上。他在老歪跟前蹲下来。
“货是你拉的？”
老歪不说话。
“老康的肋骨是你打断的？”
“我是拿钱办事。”老歪说。
“谁给的钱？”
老歪抬起头，看着加代的脸，看了一会儿：“你是加代吧。”
“是我。”
老歪笑了一下：“那咱们谈个买卖。你把我放了，货你拉走，我一件没动。老康的医药费我出。”
“我问你谁给的钱。”
“我说了，你得让我走。”老歪说，“我得活着出沈阳。”
“你办了事，人家给你钱，你还要往外跑。”加代说，“你怕的不是我。”
老歪的嘴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加代看了丁健一眼。
丁健把老歪的左手拉出来，按在地上的一块铁板上，从腰后抽出一把刀，刀尖顶在他的手背上。
老歪的额头上出了一层汗。他看看手背上的刀尖，又看看加代。
“我说了，你能不能保我家里人？”
“能。”
老歪点了头。他往加代那边挪了半步，抬起上半身，把嘴凑到加代的耳朵边上。
他说了两个字。
屋里没有人动。
丁健按在他手上的那只手停住了。他看着加代的脸。
加代的眼睛还在看老歪，可他的手从老歪的肩膀上拿开了，一点一点拿开的。
他直起腰，站了起来。
他又蹲了下去。
他问老歪：“你再说一遍。”
老歪又说了一遍。
加代站在那儿，没说话。他看了一眼屋里那堆货，又看了一眼窗外。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火柴划了两下才划着。
烟抽到一半，他才开口，是对丁健说的：“把他放了。”
丁健没动。
加代又说了一遍：“放了。”
丁健把刀收起来，退到一边。
加代转身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雪停了。
他从怀里拿出大哥大，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拨号，又塞回怀里。
丁健从屋里出来，站在他身后：“哥，回北京？”
加代看着院子外边那条黑着的街，说了一句：“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