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拉赢了，但中企的巴西生意没变容易

作者｜洋紫

编辑｜李小天

卢拉赢了。

当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时钟在通胀加剧、治安困境与民生焦虑中加速右摆时，圣保罗和巴西利亚的街头再次飘起了红旗。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5日，2026年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决选落下帷幕：81岁的卢拉以51.79%的得票率（64,256,232票）再次顶住了右翼浪潮的强力冲击，以约443万票的优势击败博索纳罗阵营候选人小博索纳罗（48.21%，59,826,041票），成功实现连任，第四次登顶巴西最高权力宝座。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正积极寻求增量市场的出海中企高管们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场遥远大洋彼岸的政治新闻。卢拉为何能够逆风翻盘？在“左翼总统”与“右倾国会”交织的复杂格局下，巴西对华经济政策将如何演变？中企出海巴西，究竟迎来了怎样的战略风口，又隐藏着怎样的合规深坑？

巴西里约热内卢地标景观：矗立在科尔科瓦多山顶的基督像

81岁卢拉，靠短视频赢回年轻人

这场大选可以说是近年来拉美政治史上最具戏剧张力的选举之一。

在第一轮投票中，局势一度极其紧张。右翼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47.03%的得票率（约5,610万票）暂时领先，而现任总统卢拉则以45.16%的得票率（约5,388万票）落后近222万票（得票率差距超过1.8个百分点）。面对落后局面以及右翼保守派在首轮的强势劲头，外界一度预测这位老牌政治巨擘的执政生涯可能就此终结。

然而，在第二轮决选中，卢拉打破了巴西自1985年恢复民主选举以来“首轮落后难以翻盘”的历史铁律，最终实现翻盘。

2026 年 10 月 25 日，巴西总统决选结果公布，卢拉的支持者欢呼雀

复盘这场胜选，卢拉真正赢下的，是庞大的“弃权票与观望者”，那些在首轮选择躺平、投空白票或根本没有走出家门的沉默选民。

在首轮投票中，巴西近1.6亿登记选民的弃权率高达21.08%，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选民处于政治冷感或观望状态。也就是说，右翼的基本盘已见顶，胜利的钥匙藏在那些未出门的底层穷人、打工族与年轻人手里。也因此，卢拉团队试图撬动这部分沉默的声音。

首先，卢拉团队动用工会、无地农民运动与基层网络，发动了覆盖东北部及贫民窟的地面战。数万志愿者深入每一个贫困社区逐户敲门，用最朴素的民生账本说明，“如果不去投票，右翼上台后砍掉的不只是家庭补助，还有你桌上的米饭与豆子。”这种将切身利益与投票直接挂钩的走访，成功唤醒了大量原本打算弃权的底层选民。

其次，在两轮投票间隙，巴西国会通过了废除“做六休一”、将每周工作时间缩短至40小时的重磅民生法案，直接惠及超过3000万底层打工人。与此同时，在决选前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身着红衣涌上圣保罗保利斯塔大道和里约科帕卡巴纳海滩，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胜利大游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动员，将观望选民推向了投票站。

更为重要的是，撬动了年轻人的注意力。81岁的卢拉拿起智能手机，以自拍短视频直面年轻网民，向青年网红、新生代活动家敞开竞选策划之门，放手让“卢拉军”成为分布式数字动员的主干。那么，青年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背景板，而是内容创作者、社群组织者、辟谣主力与拉票行动节点。

社交媒体影响政治选举，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2008年，奥巴马团队率先把社交平台玩成了组织与筹款工具，让网络动员第一次成为美国大选里的关键变量；2016年则是转折点：特朗普大量借助推特直接对话选民，绕开传统媒体；2019年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以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起势，从喜剧演员一路当选总统；2022年菲律宾大选，小马科斯借助脸书、TikTok等平台重塑家族形象。

而巴西几乎是一个“活在手机上”的国家。据We Are Social与Meltwater统计，2024年初巴西互联网普及率达86.6%，社交网络用户1.44亿；16至24岁人群中，99.1%拥有智能手机。在这里，访问量最大的网站类型是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访问率都在98%以上。

在这一次巴西大选中，由Z世代所驱动的反转，不仅为巴西左翼提供了年轻化的血液，更为整个“全球南方”的左翼政治示范了一种新型可能性——当传统工会力量与分布式数字社群相连接，左翼政治就能在算法时代重获生机。

官方数据显示，在第二轮投票结果中，决选弃权率显著下降至19.2%，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正是这数百万被民生承诺、工时红利与数字文化感召并走出家门的“沉默大多数”，最终补齐了200多万票的缺口，创造了巴西民主选举史上的翻盘奇迹。

左右之争，改不了巴西需要中国的“硬刚需”

外界常将拉美近年来的政局动荡简单归结为“政治钟摆的右倾”，但这其实遮蔽了更底层的宏观真相。拉美人民真正厌倦的并非某种特定意识形态，而是长期以来的经济疲软、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购买力大幅萎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现任政府，只要无法改善老百姓的“腰包”，就会在选票中遭遇无情抛弃。

经济民生的痛感决定了选票的流向。

阿根廷选民拥抱激进右翼，本质上是对高达百分之两百的恶性通胀和经济衰退发起的绝望质问。而巴西选民选择守护卢拉，一部分原因是在其上一个执政周期中，“家庭补助计划”等再分配政策确实让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帽子。

卢拉之所以能守住阵地，是因为其政策在基层构筑了坚实的民生底座；而他未来的执政合法性，也同样取决于能否在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提振巴西经济。

拉美的网约车上贴着的切格瓦拉头像，昭示着这片土地上的左翼平民

不过，胜利的欢呼过后，摆在卢拉面前的是一个撕裂的政治版图。

更现实且严峻的挑战在于“左翼总统”与“右倾国会”的长期并存。从最终投票结果的微弱差距也可以看出，巴西国会两院以及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等核心经济强州的权力枢纽，依然由中右翼和保守派政党强力把持。

这种“撕裂治理”意味着，卢拉未来的任何财政支出计划、再工业化方案或税制改革，都必须在国会中与保守派掌控的“中间党团”进行极其艰难的利益交换与政治妥协；国会对预算的审批权和调查权，将时刻悬在行政团队头上，政策出台的周期被拉长，合规要求更加繁复。

无论是法案推动，还是行政权实施，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必担心的是供需关系的底盘。巴西对华经贸合作，早已超越了单靠意识形态划分的政治格局。

无论巴西国会内部如何拉锯，那些由右翼控制的农业大州（如马托格罗索州）和矿业大州，其地方财政、出口创汇与就业市场，无一不高度依赖中国的购买力。巴西的大豆、铁矿石、牛肉需要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而中国的工业品、新能源产业链和高性价比消费电子，也是巴西控制通胀、改善基础设施的刚需。这种“超强互补”的产业格局，构成了中巴关系的“去意识形态化”压舱石。

更为重要的是，卢拉的新任期，正值巴西试图摆脱“去工业化”泥潭、重塑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节点。卢拉政府大力推动的“再工业化”战略与“加速增长计划”（PAC），与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优势展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契合度。

过去，中巴贸易更多表现为单纯的“大宗商品买卖”；而如今，中企出海巴西正在向本地化生产、产业链整合与绿色转型快速升级。

举例来说，比亚迪在巴伊亚州打造大型生产基地，长城汽车在圣保罗州的工厂陆续投产。中企带来的不仅是车辆，更是电池技术、充电基础设施和整车制造的本地生态；

数字经济方面，从SHEIN、Shopee在巴西推动本地化履约与供应链建设，到5G通信与跨境支付技术的渗透，巴西庞大的青年人口（Z世代）正在成为中企数字出海的最活跃土壤。

Shopee已经成为巴西单量第一的电商平台

此外，新能源转型上也有空间，巴西拥有丰富的光照与风力资源，中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光伏组件与风电设备正在深度参与巴西国家电网的建设与升级。

但卢拉当选，并不意味着中企的生意更好做

“事实上，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上台，对中国企业在巴西的影响，都不会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天差地别。”出海策略专家宋欣告诉霞光社。

她的判断，主要基于三重原因。

首先，中企在巴西“开疆扩土”的阶段已经过去。

无论是TikTok、Temu这样的跨境电商平台，还是汽车行业，中企在巴西前期以进攻姿态快速扩张的阶段已逐步告一段落，现在进入“企稳盘面”的阶段。TikTok和Temu都在当地建起了本土仓储，拓展本土产业链，扶持中小企业；中国新能源汽车也已在巴西本地生产。可以说，不少企业已经走到“本土化2.0、3.0”阶段。对刚进入巴西的新玩家来说，无论谁上台都不容易，因为前期的“坑位”已被占得差不多，各赛道也进入稳住局面的状态。

其次，保护本土产业是巴西的传统，不会因政党轮替而改变。

近两年，巴西不断增加各类合规要求和软硬性门槛，冲击直接出口贸易。宋欣表示，自2024年起，她就一直提醒前来咨询的出海客户：巴西不会是一个持续放宽要求的市场。在她看来，巴西和阿根廷一样，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原因之一是传统上采取关起门来保护本土产业的策略：一旦发现外来企业冲击本土制造，就大幅提高关税、实行配额制度，要求使用本土产品。这一做法延续了上百年，不会因为谁上台而改变，无论极左极右、中左中右，在巴西人看来都是“理应如此”，对此“不需要任何幻想”。因此，对很多中企而言，更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生态位，避免在长期的“软磨硬泡”中被挤出市场。

而巴西这种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传统，则根源在于它是一个资源型经济体，并且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淖。由于历史上曾被殖民，巴西主要靠出口自身资源和农产品起家，因此经济局势深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当年景好、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时，出口换回大量美元，国家手里宽裕，对进口商品的消费也就比较放开；可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者遇到竞争对手冲击，比如美国在大豆、玉米等品类上与巴西直接竞争，导致出口受阻，外汇收入随之减少，美元便出现短缺，再去购买海外产品就力不从心。这时，政策往往随之收紧：提高关税，限制国民购买进口商品，转而要求使用本国生产的产品。但本土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未必理想，结果就是民众不得不花更高的价格，使用相对较差的产品。

巴西商场里的仿冒版Labubu

在宋欣看来，这样的循环，正是巴西产业政策长期偏向保护主义的深层原因。

巴西的这一发展窘境，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其所著《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中曾予以深刻阐释。在书中，他介绍了巴西从殖民时期至20世纪中叶的经济发展规律：其间，蔗糖、黄金、咖啡等产业依次主导，每一轮的动力中心都来自外部市场需求，国内经济随国际价格和需求起伏；而在热带种植园经济及奴隶制下，普通劳动者几乎没有购买力，出口收入又大多流向地主和海外，没有转化为持续的内部需求和产业积累；在1929年，咖啡价格暴跌后，巴西政府收购并销毁咖啡存货、使本币贬值，客观上稳住了国内收入，使国内需求没有崩塌，但进口商品因汇率变化变贵，国内需求进而转向本土产品，推动了工业化——这便是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历史逻辑。

关于这一点，常驻巴西的华人创业者有更具象的体感。巴西华人华侨电商总会会长、大福集团CEO陈永辉告诉霞光社，卢拉当选带来的不仅是宏观上的友好，更是政策层面对“全面合规、本地就业、品牌化与再工业化”的要求。中企必须彻底抛弃投机心，以五年以上的本地化深耕心态在巴西扎根。

巴西线下商场里，排队买中国商品的本地人

第三重原因，则是巴西税制与官僚体系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巴西素来有“万税之国”之称，虽然一直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简化流转税），但成效并不理想。官僚体系复杂，27个联邦单位各自为政，因此，企业在本地经营需要大量资金“盘活”，回款慢、周期长，资金流动性很差。这也是为什么最终能在巴西活下来的，多是大平台和大企业；小卖家、夫妻店式的经营者，资金链撑不住，几乎没有机会。

对此，坐标圣保罗的海外仓企业从业者Mark告诉霞光社，“很多国内老板刚来时，第一句问的就是‘怎么在巴西合理避税’。事实上，巴西根本没有我们国内那种专门的‘海关’部门，它的海关其实是税务稽查部门分出来的一条线。其核心任务就是查你有没有低报、有没有逃税。过去几年有些跨境电商靠灰色清关或漏洞走量，但随着合规与税制改革的深入，一旦被稽查部门盯上，全盘爆雷只是时间问题。真正能在巴西立足的中企，必须建立本地实体公司，老老实实通过本地仓库和完税发票实现全合规运营。”

此外，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是，在巴西做生意，必须严守劳工法红线

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总统，卢拉执政下的劳工保护只会更加严格。巴西拥有实力强大且组织严密的工会体系，劳动法对工时、加班费、福利待遇以及解雇程序有着严苛的要求。任何试图将国内“996”或“加班文化”搬到巴西的做法，都将面临极其昂贵的劳务诉讼与罚单。

对此，拉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责人Carol向霞光社直言：“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偏向劳动者的法律体系之一。有些国内企业刚来的时候，惯性地想把‘996’或者‘绩效考核劝退’直接复制过来，结果不到半年，劳动仲裁的传票能塞满邮箱。卢拉本来就是工人出身，他上台后对工会和劳工权益的支持力度只会增不会减。”

“我们常对中国管理层说，拉美人的社交属性极强，交易和工作在他们眼里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情体验’。他们工作时非常敬业，但极度重视工休边界和尊严感。你越想用高压管控，团队流失率就越高。真正聪明的中企，已经学会把团队领导权交给懂当地文化的巴西本地高管，中国团队只负责技术支持和供应链统筹，这才是真正的Glocalization。”Carol表示。

巴西圣保罗街道上的美团旗下Keeta和滴滴旗下99 food的外卖员并肩而行，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元素在巴西无处不在

在地缘政治波谲云诡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单纯的进口关税避税策略已不再安全。中企必须完成角色转变，从一个“外国卖方”，转变为在本地雇佣员工、缴纳税收、改善社区环境并符合ESG规范的“本地企业”。

“过去大家去义乌挑便宜货、到巴西打价格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供应链极其强大，巴西消费者也逐渐通过中国跨境电商见识到了真正物美价廉的好产品，深入洞察当地消费者的真实痛点，把产品品质和品牌调性打磨透。企业只有从卖‘白牌’转向做‘品牌与长期主义’，才能在巴西市场真正扎根。” 陈永辉说。

拉美的政治钟摆仍在忽左忽右，但巴西用它独特的社会韧性与政治智慧，在右转浪潮中守住了一方独特的阵地。在这片充满热情与希冀的土地上，只有那些能够真正尊重当地规则、融入本地生态、赋能巴西“再工业化”的中企，才能收获属于他们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