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北宋末年，汴京城里，赶早市的商贩、入朝的官员和往来街巷的妇人，衣着各有章法。衣服不只是遮体御寒的物件，也像一块无声的牌子，标明身份、职业和家境。宋代服饰的变化，恰好能照见这个社会的秩序与活力。
宋朝商业发达，城市人口集中，丝织、印染、刺绣和缂丝技术不断进步。衣料的供应增多，普通人接触到的布匹种类也比前代丰富。不过，市场越活跃，礼制管得越细。朝廷既希望百姓穿得整齐，又担心奢靡风气冲击等级秩序，于是颜色、纹样和材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
皇帝的衣服，最能体现这种“礼”与“用”的结合。举行祭天、祭祖等大典时，皇帝须穿礼服，服饰上的纹章并非随意装饰，而是对应天地山川、龙凤鸟兽等观念，用来表现君权与礼法。衮服上的章纹、冕冠上的珠饰，以及衣料本身的精细程度，代表了当时宫廷手工业的最高水平。
可一旦离开大典，皇帝的衣着便会收敛许多。处理政务时所穿的袍服，需要便于坐立和翻阅文书；检阅军队时，服装也会减少累赘装饰，方便行动。华贵属于仪式，利落服务于日常，这是宋代宫廷服饰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官员的服饰同样有严格差别。礼服上的纹章数量、位置和形制，往往与官职等级相联系；平日朝服则主要通过颜色区分品秩。北宋初年，三品以上多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绿色，九品以上用青色。后来制度有所调整，但以服色辨身份的做法始终存在。
这种规定并不只停留在朝堂。富商拥有财富，却未必能够任意使用高等级的服色和纹样，于是只好在面料上下功夫。羽毛织成的鹤氅，便是贵重衣料的代表之一。它并非普通外衣，材料难得，制作不易，穿在身上既能保暖，也能显示家资。
普通男子的日常穿着，则以袍衫为主。圆领袍、襕衫、葛衫等各有用途，读书人、商人和差役在衣料、颜色及搭配上也不完全相同。北宋所说的凉衫，多采用素色布料，样式较为简便，后来逐渐被更多人穿用。它的流行，说明实用性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妇女衣着的变化更有层次。上身的衫、袄通常颜色较淡，常见银灰、葱白、淡绿、粉紫等色；下身裙子却可以采用青、碧、蓝、杏黄等较鲜明的色调，形成上淡下艳的视觉效果。衣服不必处处浓丽，但可以通过色彩的上下呼应来显出精致。
宋代女裙常有细密褶裥，腰间还会搭配围腰等饰物。刺绣也没有消失，只是更多集中在领缘、袖口和裙摆等位置，花鸟纹样尤其常见。朝廷限制服色，并不等于民间没有审美追求。不能大面积铺陈，人们便在边角、褶皱和配饰上动心思。
有意思的是，服饰禁令越细，装饰品反而越受重视。金银簪钗、珠玉佩饰和簪花，成为不少家庭展示体面的方式。衣服颜色不能太张扬，头面和腰间便成了表达身份的出口。富户竞相讲究，中等人家也努力仿效，攀比由此渗入城市日常。
南宋以后，理学影响扩大，士大夫更加推崇节制，官服和民间服饰的装饰倾向总体趋于收敛。但“崇俭”的要求与商业社会的消费欲望并没有完全一致。布匹、染料和饰物仍在流通，手艺人也在不断改良技法，缂丝中织入金线等做法，正说明生产能力并未因礼制而停滞。
还需注意，宋代服饰并非一味追求华美。北方政权长期构成压力，朝廷对胡服以及某些北方服饰风格保持警惕，相关禁令多次出现。这使宋人衣着更强调汉地礼制和文雅端整，同时也减少了不同文化之间自然交融的空间。
一件衣服，在宫廷里是礼仪符号，在官场上是品秩标记，在市井中则是家境和眼光的流露。皇帝的大礼服承载着国家秩序，百官的袍服维持着等级边界，百姓的裙衫与簪钗则把纺织业、商业和审美带进了寻常巷陌。宋代衣着的变化，正藏在这些看似细小的颜色、纹样和衣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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