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何云昌工作室公开资料、今日美术馆《啊昌》个展文献（2016）、山中天艺术中心《千重影》展览资料（2021）、广东美术馆及广州三年展何云昌作品自述、Hi艺术专栏、澎湃新闻、雅昌艺术网、北京青年报“凉子访谈录”、百度百科、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获奖记录、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馆馆藏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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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晚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刚刚拉开大幕，十四亿人盯着电视里的烟火。
同一个夜晚，云南昆明一家名叫亚当的私人医院手术室里，一个男人躺在手术台上，只打了局部麻醉。
外科医生划开他左侧胸口的皮肤，分开肌肉，将一根肋骨从肋软骨连接处切断，取出来。
中间那一段，长二十五厘米，表面还挂着暗红的血丝，是他自己的骨头。
手术做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全程清醒，一声没吭。
这个男人叫何云昌。
他要把这根从胸腔里取出来的骨头，配上四百克黄金，做成一条项链，挂在母亲、前妻和前女友的脖子上。
更早的几年前，他把自己整个人埋进水泥，封了二十四小时。
一个有编制、有宿舍、端过铁饭碗的人，一步步走到了手术台上。
这条路是怎么走下来的，要从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县城说起。
【一】云南山野里走出的“不安分”青年
1967年，何云昌出生在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
这里紧挨中缅边境，山连着山，寨子散在云雾底下，寨子里的人种甘蔗、种茶、赶集、唱山歌。
边境线上人来人往，玉石从缅甸方向涌进来，不同口音的商贩在集市上讨价还价，空气里混着热带雨林的水汽和土灶的柴火味。
山野里长大的孩子，骨子里带着一股不加修饰的生猛劲儿，何云昌后来被外界叫作“疯魔”的那层底色，多少跟这片土地脱不开关系。
家里不算富裕，但支持他学画。
高中时他正式接触美术，之后考进云南艺术学院油画系。
那时候的云南美院圈子不大，能考上油画系，在县城里是稀罕事。
1991年，二十四岁的何云昌拿到本科学位，进了云南省话剧团，做舞台美术设计。
搁那个年代，这是实打实的铁饭碗，有编制、有宿舍、旱涝保收。
父母觉得儿子总算有了着落，街坊四邻也羡慕。
话剧团的活儿说到底是为别人的创作服务——画布景、执行导演意图，个人表达被框得死死的。
一份工作干下来，台前的灯光和掌声都属于演员，他这个在后台调颜色的人，能留下的东西不多。
干了两年，何云昌越来越憋闷，每天画完别人的戏，回到宿舍对着自己那几幅画，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他画的不是布景，是日子里那些灰扑扑的普通人，可这种东西在舞台剧的框架里，没有他说话的地方。
1993年，全国上下“下海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年轻人要么跳商海，要么往国外跑。
何云昌选了另一条路：辞职，去北京，当一个没有单位的画画人。
那个年代还没有“自由艺术家”这种体面说法，主流社会管这叫“无业游民”，户口本上“待业”两个字像烙印贴着。
父母觉得他疯了，朋友劝他冷静，再考个研究生回美院拿个教职。
何云昌头也不回地走了。
初到北京的日子，用“窘迫”形容都算客气。
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单位，住在城乡结合部租来的平房里，靠零散画活儿和朋友接济过活。
冬天暖气费交不上，夏天屋子闷得像蒸笼，画布堆在墙角落灰。
有人给他介绍广告公司的稳定设计工作，他一口回绝——他要做的东西，跟给商品做包装是两回事。
后来在北青报“凉子访谈录”里他坦然说：“做艺术家，大多数时候都窘迫吧。”
他管朋友借过三万，也借过十万，“慢慢有钱了就还回去”，有时候连暖气费都得硬着头皮再张口。
1994年，一件作品让何云昌第一次以“不是油画家”的身份出现在人前。
一场展览开幕式上，他抱着七箱废弃债券从楼顶撒下去，扯着嗓子喊“破产了”，被现场保卫人员追着跑出会场。
作品叫《破产的计划》。
粗糙、生猛，带着九十年代特有的草莽气，算不上杰作，但它说清了一件事：何云昌不打算再当油画家了。
从1994年到1998年，他一直在摸索。
这期间一则社会新闻刺中了他——一位下岗工程师走投无路，带着全家人吃了掺有老鼠药的食物，一家就这么没了。
何云昌后来说，在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面前，画布上的颜色轻飘飘的，什么都不是，普通画笔唤不醒麻木的人，他需要一个更“重”的表达方式。
这个念头一旦扎下根，画笔就开始往别的方向偏。
1998年他做了《预约明天》。
1999年，他凭绘画作品拿到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架上绘画这条线暂时还在走，天平却已经在倾斜。
【二】从画笔到刀刃：血与水的年代
1999年，何云昌做了两件作品，把他彻底推进了行为艺术这条道。
第一件叫《金色阳光》。
在昆明安宁监狱外墙，何云昌全身涂满油漆，被吊车吊到半空，手里举一面镜子，试图把阳光反射进高墙围住的监狱。
地面上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人提议报警。
他被吊在半空什么也做不了，一动不动举着镜子，直到吊车把他放下来。
这面镜子照不进高墙，可那几分钟，墙里墙外的人都抬起了头。
第二件叫《与水对话》。
他被吊车吊在河流正中央，双臂自然下垂，两条手臂各有一道被小刀划开的口子。
血顺着指尖往下淌，滴进河水，被水流冲散。
他手里同时握着刀，一下一下劈向流动的河面，整整九十分钟。冬天河水冰冷刺骨，落回地面时全身冻僵。
2000年，他到上海做了《上海水记》。
一台水泵从黄浦江里抽出十吨河水装上卡车，运到上游，再倒回河里。
从头到尾没有实用价值，就是把水从下游搬到上游。
围观的人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何云昌不以为然。
这件作品的概念来自“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水从下游搬到上游，最终还是会流回来，无穷无尽，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他要的就是那种荒诞感。
2001年，他裸体走向一杆高压水枪，赤身跟水柱对峙了半个小时，冲击力打在皮肤上像砂纸来回磨，全身伤痕累累。
同年做了《摔跤1和100》，跟一百个陌生人轮流摔跤，一直摔到体力彻底耗尽；还有《枪手》，赤身面对射来的水弹。
2002年《天山外》，用赤裸身体直面土炮发射的冲击力，没有防护，没有替身，所有协助人员撤到安全距离以外，他一个人站在炮口对面；同年还做了《击鼓传花》。
这一连串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何云昌把肉身往极限上逼。
冻、痛、力竭，不是象征性表演，是身体真真切切地承受。
每一次现场，他都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站在最前面，让围观的人退到安全线以外。
他在采访里这样概括：“做行为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身体当作工具，通过痛感来挑战自己。那种感觉，就像被魔鬼抓住，你必须和它斗。”
2002年，何云昌拿到中国当代艺术奖，也就是CCAA奖，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有分量的奖项之一，评委会注意到他“以身体为媒介推进行为艺术可能性”的持续实践。
有了名气，质疑跟着升级。
“以自残为噱头”“哗众取宠”“这算什么艺术”，这些话从1999年跟到今天，从来没断过。
何云昌没怎么正面回应，他接着做下一件。
也正是因为这一连串作品，何云昌开始被国外策展人注意到。
2002年的釜山双年展上，他的作品作为来自中国的身体实践被摆到了国际同行的面前。
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画廊代理的云南人，靠着把自己一次次推到极限，硬是在以观念和艺术史论说话的圈子里，砸出了一个位置。
【三】水泥封身：2003—2005
2003年，何云昌在丽江做了《抱柱之信》。
他站在一根柱体旁，让人把水泥浇在自己的左手和前臂上。
水泥凝固后手臂如同石化，完全动不了，整个过程持续二十四小时。
灵感来自《庄子·盗跖》里“尾生抱柱”的典故——尾生跟一个女子约在桥下，女子迟迟不来，河水涨起来，尾生死也不走，抱着桥柱被水淹死。
一个人把身体锚定在一个承诺上，到底能扛多久，这是何云昌要试的东西。
水泥凝固产生的热量紧贴裸露皮肤，酸麻感顺着骨头往里钻，有观众吓得捂脸跑出空间，也有人红了眼眶。
二十四小时后工作人员凿开水泥，手肿得变了形，花好几天才慢慢恢复。
《抱柱之信》让何云昌第一次在大众层面出了圈，“把一只手浇在水泥里的人”，这个标签比任何作品阐释都直观。
同年秋天，他还做了《视力检测》：在强光下盯着一万瓦的灯光看了整整一个小时，硬生生把视力往下拉了一截。
2004年，更极端的来了。
作品叫《铸》。
何云昌把自己整个人——不是手，是躯干连同四肢——放进一个封闭的箱体里，水泥从头顶灌下来，从脚底一直淹到胸口，只留一个呼吸孔。
冰冷的水泥迅速裹住皮肤固定身体，紧接着水泥凝固释放热量，泥浆温度攀升，滚烫的高温紧贴裸露躯干，巨大的侧向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胸腔，每一次呼吸都要花更大的力气，像有人压着胸口不让喘气。
二十四小时。
现场工作人员一度担心出生命危险，有人提出报警，何云昌从呼吸孔里传出两个字：不动。
二十四小时后水泥硬化，工人用电钻和铁锤一点点凿开，把他“释放”出来。
身体僵硬，多处淤青，花很长时间才恢复活动能力。
何云昌后来对媒体说了一句：“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平静的一天。”
《铸》的影像和文献被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馆收藏。
2005年，何云昌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做了《将军令》，用水泥贴身浇灌至胸口，保持水泥初步凝固，历时六十分钟。
同年他还在尼加拉瓜大瀑布前用身体迎击水雾与岩壁，完成《尼加拉瓜瀑布的岩石》，并获得澳门现代艺术博物馆“以身观身”行为艺术国际交流奖。
到2005年为止，何云昌用身体扛过了水、火、水泥、强光、力竭。
2006年他做了《龙鱼》，赤身被绑在一条船上，任由江水拍打身体。
这一年，他心里那件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开始往前推进——他要动的不是水、不是火、不是水泥，而是自己骨头里的东西。
真正让“疯子”这顶帽子死死扣在他头上、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这个人的那件事，还要再等三年。
《视力检测》做完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看东西都带着一层模糊，像隔着一层起雾的玻璃。
这不是失误，是他有意把身体的某种功能当作可被消耗、可被改写的材料，去试探它的边缘。
这一年下来，他左手的旧伤、眼睛的旧疾、皮肤上的疤，一层叠着一层。
“疯子”的名声越来越响，可他自己越来越沉默，外界越是把他往奇观里推，他越是把每一件事往更极端、也更安静的方向去做。
【四】一根肋骨的倒计时
2008年，整个北京城的空气里都绷着一根弦，所有人都在为那个特定的日子做准备。
何云昌选了这一天，做一件属于他自己的“奥运”。
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埋下了。
《圣经·创世记》里记着：上帝见亚当独自一人太孤单，便使他沉睡，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出了夏娃。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肋骨意味着“从一个人身上取出来，造出另一个人”，是最原始、最不可拆解的关联。
何云昌想把这种象征变成物理现实：把身体里的骨头拿出来，交给在乎的人，让它变成一件可以贴身佩戴的东西。
这个构思，早在2003年就已经成形。
成形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
在非治疗需要的情况下切掉一根健康的骨头，绝大多数医院不会答应。
何云昌为此反复找机构解释、协商，一谈就是三年，最终在昆明一家名叫亚当的私人医院谈下了这台手术，签了全套免责文件。
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选了左侧第八根肋骨——位置偏下，不在胸腔核心脏器区域，切除后对呼吸功能的影响可控，真正适合取出的只是中间那一段，二十五厘米。
但“可控”两个字背后是永久的解剖学缺损：胸腔左侧永远少了一根骨头，那条疤永远不会消失。
日子定在8月8日。
全国都在看电视里的烟火，昆明这家手术室里的灯是白色的、冰冷的、跟浪漫沾不上边的白。
手术只做局部麻醉，他要的是清醒。
手术室里配着外科医生、麻醉师和护理人员，摄影师和摄像师也在场——他们不是在抢救生命，是在记录一件作品的诞生。
他意识清醒，能感觉到医生在皮肉底下分离组织、骨凿切断骨骼与肋软骨连接处的那种钝响。
那种钝响一下一下传进耳朵，比疼更让人心里发紧。
手术从开始到结束，整整两个小时。
二十吨水泥封身的二十四小时他都扛过来了，一根肋骨算什么。
可取肋骨跟浇水泥到底不一样。
浇水泥那件事，他把自己封起来，外面的世界跟他没关系了，一个人跟自己待着，那是孤独；
取肋骨这件事，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把身体清醒地、主动地、为了一个“没必要”的理由，交到一把刀下，那是献祭。
前者关的是门，后者递的是刀。
而当那台手术在凌晨收场、那根还挂着血丝的肋骨被递到何云昌手里时，还没有人会想到，这块从他胸腔里取出来的骨头，接下来要走的路，比它长在身体里的四十年都要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