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唐代开元年间，长安城里的读书人若想真正迈进官场，手中即使已经拿到进士出身，也不能马上穿上官服。礼部放榜，只说明文章过关；能否授官，还要看吏部那一关。
这道门，难就难在它考的不是单纯的经义文章，而是一个人能不能像官员一样说话、写字、断事。唐人称之为“身、言、书、判”。
“身”，并非只看相貌，而是观察仪表、举止是否端正；“言”是口齿和应对，官员要宣达政令，不能言语含混；“书”看书法；“判”则是根据案情写判词，最能显出才学与处置政务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许多进士发愁的，恰恰是最后一项。会写诗文，不等于会断案；熟读经史，也不代表能把一桩民事纠纷说清楚。吏部要看的，是文章背后的判断力。
白居易对此有切身体会。他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也就是800年考中进士，后来为准备吏部试，曾集中练习判案文字，留下了不少相关习作。那些题目篇幅不长，转折却多，稍有疏忽，便可能把道理说偏。
有两道题很能说明问题。
一题说，张某原本答应把女儿嫁给赵某，赵某已经送来彩礼。后来张某改变主意，赵某便告到官府，认为张某背弃婚约。张某却辩称，双方没有正式立下婚书。面对这种案子，判词不能只写“婚约有效”或“无效”，还要说明彩礼、口头约定以及双方行为之间的关系。
另一题更直接。甲放牧的牛把乙的牛抵死，乙要求赔偿。甲承认事情属实，却说牛是在野外放牧时相斗，按照情形只能赔一半；乙不接受。判官既要辨明责任，也要考虑放牧地点、看管义务和牲畜相斗的偶然性。
这类考题没有一道现成答案。判词不能只堆砌漂亮辞藻，更不能凭个人好恶下结论。文字须简洁，理由须完整，既要合乎律意，又要让当事人看得明白。对没有办案经验的年轻进士来说，确实不是轻松的功课。
有人或许会问，唐代进士已经是天下公认的人才，为何还要再考一次？原因在于唐代科举与后世制度不同。科举只是选才的一条渠道，考试合格取得的是“出身”，并不等于立刻获得确定官职。进入官场，还需要经过吏部铨选，部分人员还须参加相关试验。
唐代常科名目不少，明经、进士最受士人重视。明经偏重儒家经典，录取人数通常多于进士，入仕后多任中下级职务。进士科则越来越看重文章与时务，名声持续上升，难度也随之增加，才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句话并非说所有明经都年长，而是形容两科在社会观感上的差异。明经相对容易取得，进士却往往多年不得。唐人把登进士第视为人生转折，正因为它虽不是官位，却被认为最有希望通达显贵。
然而，进士科的光环也不能掩盖制度上的缺口。唐代考生常通过“行卷”把自己的文章事先送给达官名士，请他们品评、推荐。此举有助于考官了解文章，也容易让门第、人情混入取士过程。考场之外的声望，有时会影响考场之内的结果。
吏部掌握授官权后，问题更加复杂。唐中宗时期，选官机构曾出现反复考试、压低取中人数的现象，落选者只能再次应试。考试次数增多，候选人长期滞留，权力寻租的空间也随之扩大。
《通典》还记载，当时有人滥用选官权，提前耗尽后数年的授官名额，导致待选和编外人员大量积压。官府名额有限，想做官的人却越积越多，甚至出现衙署中人员拥挤、无处安置的局面。这不是读书人文章好坏的问题，而是选官制度失去约束后的直接后果。
因此，唐代进士入仕，实际要过三道关：先在科举中取得出身，再经吏部考察，之后还要等待具体任命。即便顺利通过，初授官职通常也不高，多为九品或从九品一类的职位，距离显赫仕途仍有很长距离。
唐代科举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部分门第垄断，为寒门士人留下了上升通道；它的局限也同样明显，考试、荐举、门第和吏部权力彼此交织。那两道看似琐碎的判案题，考的其实不只是写字作文章，更是一个读书人能否把经典知识转换成治理事务的本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