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冬，吉林敦化沙河沿，戴万龄把一支支步枪摆在院中，亲自检查枪栓和弹药。邻里觉得奇怪，一个经营土地、粮行和烧锅的富户，为什么突然囤起武器？
答案并不在账本里，而在关东大地不断传来的消息中。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失守，铁路沿线被日军控制，东北各地的局势急转直下。戴万龄明白，家产再多，也挡不住枪炮；若想保住乡土，手里必须有武器。
戴家祖籍山东掖县。戴万龄幼年闯关东，经过多年经营，家中拥有四百多垧土地，族人、雇工加在一起，足有几十口。富裕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反而使他更清楚，一旦外敌占领，土地、房屋和家人都可能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戴家子弟的名字也寄托着家训。克勤、克俭，讲的是持家；克志、克选、克政，讲的是立身。戴万龄敬重岳飞、杨家将一类人物，平日常以忠勇教育子弟，还规定男丁必须练枪，女眷也要掌握射击本领。
这条家规并非摆样子。戴万龄曾对家人说：“兵荒马乱，人人都得护住自己，也要护住乡亲。”在他的要求下，儿子、儿媳和长工都参加操练。后来事实证明，戴家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战争到来前，已经作好了准备。
1932年2月，王德林在延吉一带组织中国国民救国军，公开抗击日军。王德林与戴万龄既是山东同乡，又有旧交，他来到戴家时直截了当地说：“大哥，愿不愿一起干？”戴万龄没有迟疑：“舍了家，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戴家以本族子弟和长工为骨干，又动员附近猎户，很快组成数百人的武装。1932年2月20日，他们随救国军进攻敦化县城，一度攻入城内。日军调来援军并出动飞机，抗日队伍被迫撤离，戴家也由此踏上了长期转战的道路。
撤退前，戴万龄下令全家立即转移。老人、妇女和孩子乘车，武器、粮食和衣物一并带走。日伪军随后赶到沙河沿，烧毁戴家大院，留守的戴万生遇害。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房屋和家业化为灰烬，戴家从此没有再回到原来的宅院。
戴万龄带兵并不只靠血性。他将队伍分为三个连，规定连长阵亡后由副连长依次接替，避免战场指挥突然中断。基层战斗小组还分工递弹、射击和掩护，在缺少重武器的情况下，尽量提高火力使用效率。这些细节，体现出一支家族武装逐渐走向正规化。
1933年初，救国军遭到重兵围困，王德林准备撤往苏联，曾劝戴万龄同行。戴万龄拒绝了：“我是中国人，不能把这片土地交出去。”王德林离开后，戴万龄率部突围，队伍伤亡惨重，却仍留在东北坚持作战。
1935年，戴家武装加入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开始接受更系统的组织领导。戴万龄的小儿子戴克政年少参战，作战勇猛，后来成长为重要指挥员。1938年夏，他在小团山子一带遭到敌军包围，激战数小时后弹尽援绝，年仅二十多岁便牺牲。
戴克政并非一开始就没有挫折。早年练枪时，他曾因意外走火误伤地下工作人员胡泽民。胡泽民临终前仍替他说情，认为他抗日坚决，不应因一次事故抹杀功绩。这件事让戴克政长期自责，也促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戴万龄同样没有退到后方。1937年深秋，他带着三儿子戴克吉等人回乡筹粮，却因汉奸告密被捕。戴克吉试图伏击押送人员营救父亲，战斗中与十多名战士牺牲。戴万龄遭受酷刑，始终没有透露抗联行踪，最终被日军杀害，时年六十多岁。
戴家的女性也承担着战斗责任。戴克俭的妻子寇氏既能骑马射击，也负责救护和后勤。她们要照顾伤员、转运粮食、传递消息，有时还要直接参加突围。抗联缺医少药，后勤队伍往往同样面临敌军搜捕，伤亡并不比前线轻。
家族的牺牲延续到抗战后期。长子戴克勤负伤回乡养病时被出卖，遭受严刑仍不屈服，1945年3月牺牲。五子戴克选没有长期公开参军，而是按照组织安排从事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因筹集弹药暴露身份，重伤后不治。
据有关抗联资料和地方记载，戴家前后有四代、五十七人投身抗日，其中五十四人牺牲。幸存者只剩年迈族人、妇女和孩子。这个数字之所以令人震动，不只是因为人数众多，更因为他们原本拥有土地和家业，却在家园被毁后仍没有选择向侵略者低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戴家许多青壮年已经倒在战场和刑场，能够听到胜利消息的人寥寥无几。敦化烈士陵园的英名录中，镌刻着戴万龄、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戴克政等人的名字。1995年，戴克政被追认为烈士；2022年，戴万龄等七人获追认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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