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如果红军采纳李济深的建议，或许就不用长征了

1933年的时候，曾经有个机会摆在红军面前，如果抓住了，说不定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不用走了。给出这个机会的人，还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上将，后来新中国成立，毛主席提名他当国家副主席，不少人都反对，还是周总理站出来说：“如果当初我们听他的，或许就不用长征了。”

这个人就是李济深。咱们先把时间拉回1934年，那时候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湘江一战打下来，部队直接从8万多人减到3万，那损失有多惨重，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长征前一年，我们曾经有个破局的机会，就是李济深递过来的橄榄枝。

先说说李济深这个人，他是广西钦州人，保定军校毕业，北伐的时候指挥第四军，那支队伍打了不少胜仗，被大家叫做“铁军”，孙中山都称他是“北伐之锤”。1927年的时候他跟着蒋介石清党，手上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这也是后来很多人反对他当副主席的原因。可他这个人，跟蒋介石根本不是一路人，他心里头第一位的是抗日，第二位是民主，蒋介石却天天把“攘外必先安内”挂在嘴边，一门心思要剿共，两个人的裂痕越来越大。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全国老百姓都支持，蒋介石却气坏了，觉得这支部队不听他的命令，直接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剿共”，想让红军和十九路军两败俱伤。十九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蒋介石这是借刀杀人，到了福建之后干脆直接反蒋，1933年底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直接南下，跟蔡廷锴他们一起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跟蒋介石对着干。

可反蒋哪是那么容易的？蒋介石当时派了11万大军围剿福建，李济深手里那点人根本打不过，思来想去，他就想到了同样被蒋介石围剿的红军。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又都想抗日，要是联合起来，那不就双赢吗？他马上派人到苏区联络，说愿意跟红军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红军可以向东突围，跟十九路军会合，双方连成一片，一起对抗蒋介石的围剿。

这个建议有多好？你想想当时红军的处境就知道了。那时候博古和李德掌权，放弃了毛主席之前灵活作战的打法，非要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死拼消耗，红军本来就人少装备差，这么打下去根本撑不住，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得严严实实，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

如果当时跟李济深合作，红军东边就是福建的根据地，直接就能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苏区和福建连成一片之后，蒋介石要对付我们，就得同时应付两边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形成合围的态势。毛主席当时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机会的价值，坚决主张跟十九路军合作，周总理也立刻回电表示欢迎。

可偏偏当时掌权的博古和李德，还有几个中央的负责人，对李济深这些“旧军阀”充满了戒备，觉得他们是想利用红军，根本靠不住，不仅不同意合作，还把人家派来的使者晾在一边，最后这个合作的事就黄了。

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蒋介石没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先打福建，十九路军孤立无援，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李济深被迫流亡香港。解决了福建之后，蒋介石转过头来继续围剿中央苏区，没有了外援的红军越打越难，到1934年的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只能被迫突围，开始长征。

可能有人会说，李济深之前跟我们有血仇，防着他不是应该的吗？话不能这么说，乱世里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大家都想反蒋抗日，目标是一致的，有合作的基础。而且李济深是真的反蒋，不是假的，福建事变失败之后，他流亡香港，还是天天骂蒋介石消极抗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还主动在后方动员力量抗日，一直跟蒋介石对着干。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合作思路有多对。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放下之前的仇怨，跟蒋介石合作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不也成功了吗？要是1933年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思路跟李济深合作，说不定历史真的会不一样。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当年的决策就是错的，毕竟那时候我们吃过太多国民党的亏，谨慎一点也是正常的。可现在回头看，这个机会确实太可惜了。如果当时合作成功，红军不用走长征，不用在湘江折损几万将士，我们的革命力量能保存得更完整，抗战的局面说不定也能更早打开。

再说说后来的事，李济深后来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边，解放战争的时候公开反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立。1949年政协会议上，毛主席提名他当国家副主席，不少人想起1927年的事，心里有疙瘩，不同意这个任命。还是周总理站出来，把当年福建事变的事一说，大家才明白，李济深早就跟蒋介石不是一路人，当年那个机会，确实是我们错过了。

你看历史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一个选择，就会影响后面几十年的走向。我们回头看这些岔路口，不是为了指责谁，而是为了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僵化，不能抱着过去的恩怨不放，能看清大势，愿意抓住共同利益的机会，才能走得更远。

现在还有人会假设，如果当年跟李济深合作成功，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其实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这些曾经的遗憾里吸取教训。当年的博古李德，就是因为太教条，不信任愿意跟我们合作的盟友，才错过了这个破局的机会。后来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才打下了新中国的基业。

说回李济深这个人，他这一生也是大起大落，当过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也当过反蒋的流亡者，最后成了新中国的副主席。周总理说“听他的不用长征”，不是说他比当年的领导人都高明，而是说他当年递过来的那个橄榄枝，确实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难得的破局机会。

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里，那些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藏着必然的规律。懂得团结朋友，懂得灵活应变，懂得放下成见抓住机会，才能在最艰难的时候闯过关口。这也是我们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