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6日,北京朝阳医院,章含之病重离世。护士长随后找到洪晃,转达了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骨灰不要与乔冠华合葬,她要回到父亲章士钊身边。
这句话听起来颇出人意料。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居多年,先后写下多部文字追忆丈夫,还曾说过:“爱是不可以后悔的。”既然如此,她为何又明确拒绝与乔冠华长眠一处?
答案并不在于夫妻感情破裂,而在于章含之对“家”的理解。她告诉护士长,自己不愿把另一个世界再弄得复杂,只想回到父亲身边,那里更简单,也更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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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听到这件事后十分震惊。她后来猜测,母亲可能是不愿把死亡和遗愿直接告诉女儿。在章含之心里,女儿始终像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而护士长了解病情,反倒更容易成为倾诉对象。
章含之的一生,确实始终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她的生母谈雪卿早年生活在上海,因种种原因未能亲自抚养女儿。章士钊得知情况后,将这个孩子收养下来,并为她取名章含之。
这段身世经历,后来成为章含之性格中难以割舍的一根暗线。她没有在章家受到亏待,反而获得了良好教育和优厚条件,但童年时期缺失的母爱,仍使她对亲情格外敏感。
1953年,章含之凭借成绩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她聪明、勤奋,英语基础扎实。成年以后,她逐渐走出家庭身世带来的阴影,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外交工作,成为那个时代颇受瞩目的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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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毛泽东的师生缘,也改变了人生方向。1963年,章士钊带她参加毛泽东七十岁寿辰的家宴。席间,毛泽东得知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便提出请她教英语。
“章老师,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
章含之起初以为这是长者的玩笑,没想到毛泽东态度认真。此后,她在一段时间里定期到中南海授课。那些相对轻松的谈话,使毛泽东看到了她的才干。
1971年,章含之调入外交部。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她都参与了重要翻译工作。她并非只凭家庭背景立足,而是在一次次具体任务中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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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外交岗位上,她遇见了乔冠华。两人的开端并不浪漫,甚至有些尴尬。联合国大会前的一次代表团会议上,乔冠华当众问她是否就是章士钊的女儿,并追问一本迟迟没有转交的书。
此后,章含之临时担任乔冠华的翻译,又因准备不足受到批评。乔冠华当时事务繁重,且刚经历丧偶,言语难免急躁。章含之受了委屈,回到房间后忍不住落泪。
有意思的是,关系的变化并不发生在一次郑重表白中,而是在共同出访和长期共事的细节里。1972年,两人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逐渐看见了对方疲惫、孤独的一面。相似的婚姻困境,使他们产生了更深的理解。
章含之当年已有婚姻,乔冠华也比她年长许多。两人的结合因此承受了不少议论,子女起初也并不完全支持。可在反复权衡后,章含之仍选择与乔冠华结为夫妻,并放弃了出任大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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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章含之时年48岁。此后25年,她没有再婚,把大量时间用来整理丈夫的文章、照片和遗物,也通过写作保存共同生活的片段。
她保存的,不只是对乔冠华的爱情,还有一段特殊历史留下的私人记忆。外交场合里的乔冠华,往往意气风发、应对从容;家庭中的乔冠华,却有疲惫、沉默和脆弱的一面。章含之怀念的,正是这个完整的人。
因此,她拒绝合葬,并不能简单解释为“不爱了”。她把乔冠华去世时留下的两束头发放入自己的骨灰盒,意味着这份感情仍被带在身边;而选择葬在章士钊身旁,则是对养育之恩和精神归属的确认。
一个是相伴十年的丈夫,一个是改变她命运的父亲。章含之没有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分别安放爱情与亲情。遗言看似决绝,实际包含着她对人生关系最清醒的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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