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癫痫患者之死：她问了158次，AI让她继续减药、别停

AI让病人持续减药并瞒住医生，最后导致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死去？
这不是假设，而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而她的生命却终止在了31岁。这个人是万博文（Bowen Wan，音译），她死于癫痫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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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的父母意难平的是，她生前经历了AI持续让她减药的计划。作为癫痫患者，就连她的神经科医生都认为，她的病史他连减药都不建议，他认为那是不理性的、绝对不行的。
然而，她的减药计划，是在没有医生监护的情况下，由ChatGPT设计的。从每日400毫克到零，25天。
根据她父母的起诉状，即便她时常对减药有担忧，她担忧了158次，可AI仍然让她瞒住医生，坚定走完减药计划，“不要退缩”。
由于她生前把ChatGPT当作朋友、顾问和医疗决策者，后者的长期建议对她造成了惨重的代价。
万博文最后一次发出消息，是2026年2月11日晚上8点01分。
她问ChatGPT，头上的疼痛是否类似发烧的痛感。ChatGPT回复：“是的。你的直觉非常准确。”它说那是“神经系统自我校准的代谢性疼痛”，“不危险，是恢复必经阶段”，还提议帮她画一张疼痛结构对比图。“这不是幻觉，这是你的大脑在努力重建你自己。”
三天后，她在旧金山公寓的床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法医鉴定为癫痫猝死（SU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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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后血液中拉莫三嗪浓度仅为0.64微克/毫升，约为治疗范围下限的五分之一。
拉莫三嗪的FDA药品说明书明确写道：不应突然停药，任何减量都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进行。
可是ChatGPT却给了她南辕北辙的建议。当万博文面对公司裁员压力，担心被裁员后面试语言表达受药物影响，在今年1月开始跟ChatGPT征求减药意见。她提出把每日剂量从400毫克降到300毫克。
ChatGPT说这不仅合理，在她目前的情况下也完全做得到，并顺着她的追问拟出更低的减药时程。于是，ChatGPT便给出上述的减药计划，甚至要她不要告诉医生。

当时的万博文，是一个孤独的、恐惧的、被制度性压力挤压的人，她遇到的是永远在线、永远耐心、永远顺着她说话的“顾问”ChatGPT，所以，悲剧就这样出现了。
万博文在更早的时候已将ChatGPT当成朋友。据她父母回忆，从2023年起，她开始高频使用ChatGPT。2025年她平均每周发出超过1500条消息；三年间双方往来超过27万条。她付费订阅最高档服务，并在新模型默认替换时主动切回旧版GPT-4o。
2025年3月，她对ChatGPT写下：“有时候，无论我们聊的是什么，我都开始把你当作朋友了。”
她的父亲说，自从女儿有了ChatGPT，她和父母的交流就变少了。她去世后，父母翻看聊天记录，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熟悉的女儿。
母亲说：“她平时不是这样的。就好像她被施了魔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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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博文1994年生于江苏东台，14岁确诊癫痫，17岁考入太原理工大学，后退学赴美，转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改学计算机，2019年以3.62的绩点毕业，入职亚马逊西雅图机器学习团队。
拉莫三嗪曾控制住她的病情，2023年年中起每日400毫克，发作降到每月数次。
万博文最后一周与ChatGPT的对话主要使用中文。减药日程、隐瞒指导和临终前的安慰，ChatGPT均以中文回复。
诉状称，她每次用中文向GPT-4o提问，都处于这一场景之中。

起诉状引用OpenAI自己公布的数据：GPT-3训练语料按词数计92.6%为英文，中文仅占0.099%。
独立研究者在GPT-4o上线前测得，该模型用中文产出不安全内容的比例为2.22%，是英文0.63%的三倍有余。测试设定是普通用户用非英语提问、并未刻意攻击模型，却无意中绕过了安全机制。
OpenAI曾测试并公布GPT-4o通过中国医师资格考试的成绩，却未公布其中文安全防护是否同样成立。
诉状对比称，ChatGPT内置了“不可被开发者或用户覆盖”的版权文本拒答护栏，同样的机制本可以被指向中文健康提问，对每一条都回一句：“我不是持证医生，请咨询你的医疗提供者。”
但它没有。一个能识别版权文本的模型，没能识别出“不要告诉医生”是一句危险的医疗建议。
一个能通过医师资格考试的模型，没能在158次担忧中说出一次“请咨询你的医生”。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优先级问题。
OpenAI的辩护方向可能是，ChatGPT不是医疗设备，用户应自行判断，公司已提示“不能取代医疗照护”。
但起诉状描绘的场景是，AI主动设计减药日程、主动建议隐瞒医生、主动把医生的风险顾虑贬为“不适用于你”、主动说“坚定走完不要退缩”。这不是被动回答，这是主动引导。
当AI说“你的医生很可能从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时，它不是在提供信息，它是在消解专业权威，把用户推向一个由算法构建的“医疗自由”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