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浪潮中，出版业未来的破局点仍然是人

“是一部红旗颂让我和贵社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今年适逢上海音乐出版社建社70周年。10月28日晚，上海音乐出版社作品汇演在兰心大戏院上演。演出开始前，“七一勋章”获得者、96岁作曲家吕其明缓缓走上台，向台下的出版人讲起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

据吕老回忆，1979年10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红旗颂》总谱后，又陆续出版多个修改版本，以及交响诗《铁道游击队》，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管弦乐曲《手拉手——中华大家园》等总谱。“作为抗日老战士、电影作曲家，对贵社全力支持、出版我的红色作品，我油然而生感激之情。”吕其明说，多年来他与出版社结下了深厚友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当晚的演出中，既有《红旗颂》的熟悉旋律，古琴独奏《梅花三弄》、舞蹈《千手观音》、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等轮番登场，也有85岁的蔡正仁时隔多年再次全妆登台，与孙女蔡乐艺同台，共唱昆曲《长生殿》的温情一幕；压轴的古筝与乐队《弦鼓弈》里，陈蓓萱领衔的民乐与宇树机器人组成的乐队实时呼应，宋思衡则以钢琴与音画演绎《保卫黄河》。

传统民乐与人工智能同台“对弈”，正是几个小时前上海音乐出版社主办的2026音乐出版与产业发展论坛的缩影。当天下午，上海国际乐器展期间，世纪出版园里，来自出版界和音乐界的行业专家们围绕“数智背景下的音乐出版生态构建”的主题展开深度讨论。当人工智能开始写作、演奏，甚至修复珍贵的历史录音，音乐出版该守住什么、走向何方？与会的行业人士一致认为：技术奔涌向前，人应当立于船头掌舵，牢牢把控内容生产的质量与方向。

面对AI，先守住“不可替代的价值”

“出版人更需守住专业、品味与责任，以深厚的文化判断与学术底气，凸显数智时代不可替代的价值”。面对人工智能对音乐创作、出版与传播带来的深刻改变，上海音乐出版社党总支书记、社长孙宏达认为，出版人在顺应大势、主动求变的同时，更要坚守音乐出版“专精特新”底色。

技术带来的机遇自然不能忽视。人民音乐出版社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杜永寿指出，出版业面临产业重塑，深度融合是核心路径。他主张推进内容资产化、产品场景化、技术垂直化，“用AI解放编辑生产力”，同时推动出版从“出版商”向“内容运营商”升级。

但审慎的声音同样清晰。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艺术教材研究）主任、上音社基础教育音乐教材总主编余丹红态度鲜明：数字化对音乐学科是配套建设，纸质教材仍是核心；AI“直接给出结果、不展现过程”，于教育反而有害，必须高度关切、谨慎进课堂。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学家杨燕迪则建议，主动适应人机协作的内容生产新模式，“正视AI挑战”。

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都不能替代人类的判断和审美，在出版业尤其如此。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硕士生导师杨韵琳以《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为例，团队通过核对作曲家手稿、采访演奏家、精选录音版本，确保内容零误差。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副会长、复调学会副会长林华则以早年普陀山求签的旧事开场：签文里的“贵人相助”“成群结社”，在他看来正是出版社与编辑。同一书稿交到上音社后经编辑重新设计，《学琴日记》先后印刷11次；严格的编校要求，还让他改掉“信手拈来”的习惯，“文章千古事，标点与术语都要有据无错”。截至目前，他已出版单行本54种，至少一半由上音社推出。

出版业不能“单打独斗”，跨界融合、搭建生态是当下要务

数智时代，纸质书会消失吗？英国菲伯尔音乐出版公司总裁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尽管数字化便捷，纸质书因其触感、收藏价值与情感连接仍具生命力。其策略是“少而精”——减少品种、提升单本的制作质量与附加值，并与知名IP联名开发高溢价收藏品。在他看来，这与黑胶唱片的复兴同理：高品质实体书，满足的正是受众的情感与收藏需求。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洪则将剧场与出版看作一对伙伴：剧场提供不可复制的现场感，出版提供可留存的价值，双方未来可在音乐剧图书、黑胶唱片及衍生品上深度合作，进一步挖掘年轻受众的情绪价值。

“新时代的出版社，不再是简单的‘出书机构’，而是优质内容的挖掘者、文化资源的整合者、产业生态的参与者。”孙宏达认为，音乐文化产业早已打破创作、教学、出版、演艺各自独立、互不融通的旧格局，他以“共生、共创、共赢”概括未来路径，“行业的未来，不靠单一主体的独善其身，而靠全产业链的携手共创。未来的音乐出版一定是创新驱动的出版、跨界融合的出版、产业共生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