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唯一驻在加沙的战地记者，后来怎么样了？

剪辑一直想让我聊聊战地记者，在她的心中，战地记者是我们这个行当“皇冠上的明珠”。

刚入行的时候，我也这么想。但作为一名地方都市报的记者，是不可能有机会上战场的。

但2013年1月，缅北战事升级，炮弹落入我国境内。我就报了个题，去了中缅边境。虽然没有直面战场的炮火硝烟，但沿着边境线走了一圈，也见到了荷枪实弹的战士和流离失所的难民。

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是我们报社最资深的摄影记者刘老师，他曾经上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我当时刚刚从业，带着满身的好奇，稿子写得很烂。好在刘老师带着职业的冷静，照片拍得很好。

前段时间，巴以战火重燃。剪辑又催我写战地记者，她知道，我们共同的前同事袁文逸，曾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

她去过动荡的北非，在隆隆的炮火中，见证了卡扎菲政权的崩塌，后来，又去了硝烟弥漫的乌克兰。

但这期，我想聊聊另一个战地记者，她叫周轶君。

很多人认识她，是因为她常常出现在窦文涛的节目中。但更早的时候，她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

她曾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驻在加沙的国际记者，即使是采访巴以冲突，记者们大多也住在条件更好的耶路撒冷，只有她，选择了危机四伏、炮火连天的孤岛加沙。

周轶君

1

周轶君是上海人，生于70年代。成长在一个普通家庭，在普陀区从幼儿园读到了高中。

初中时的小周迷上了《编辑部的故事》，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情景喜剧在小周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她特别想做一名编辑。

幼年周轶君

高考填志愿，她报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选择了又难又冷的阿拉伯语。她说：“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这种语言很罕见，学的人肯定少。学的人少，说不定就有用。”

毕业后，周轶君凭借小语种的优势入职新华社。

2002年，巴以冲突持续，加沙又成了尸骸遍野的地狱之城。

26岁的周轶君主动申请去巴勒斯坦，社里连续驳回了两次，她坚持申请，理由是：“长期的外派任务，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领导最终同意了，社里的前辈对她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去。”

2002年8月1日，母亲送她到机场，她就这么到了巴勒斯坦。绝大多数报道巴以冲突的战地记者都会选择住在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更安全。

但周轶君选择了住在加沙，成了唯一一名驻加沙的国际记者。

周轶君在加沙

26岁，正是无所畏惧、笃信理想的年纪。

她在加沙待了整整两年，随身携带的年轻记者的冲动，很快就被生死涤荡干净。后来，她把加沙的日与夜写成了《中东生死门》，文笔很好，故事动人。

下面的这些故事，大多来自这本书。

周轶君的两本书

2

2003年9月24日深夜，加沙中部的难民营发生恶战。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

周轶君被一位年轻人领着去现场采访，他们走上一个水泥楼梯，楼梯上都是风干的血迹。年轻人抓起地上的一只枕头，上面的血块尚未凝结。

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开口说：“这是脑浆。”

楼梯上风干的血

加沙给周轶君上的第一课，叫做死亡。

周轶君常在耶路撒冷的希拉勒咖啡馆喝咖啡，这个咖啡馆后来出现在了新闻上：一个巴勒斯坦人走进咖啡馆，引爆了炸药。

以色列人大卫·艾伯博姆是耶路撒冷一家救治中心的急症室主任，那天晚上约女儿在咖啡馆见，他女儿纳瓦第二天要结婚。

俩人都死在了那场爆炸中。

咖啡馆惨案过后不到24小时，以色列的战斗机飞到了哈马斯领导人扎哈尔家。他的儿子哈立德也即将结婚，刚刚同父母吃完早饭，商量着当天要给亲家送彩礼，然后和准岳父一起到加沙宗教法庭办订婚证书。

但一枚导弹结束了他的生命，一年之前，他刚刚从伦敦结束学业返回加沙。

以色列姑娘纳瓦20岁，巴勒斯坦人哈立德24岁，两个年轻人的婚礼都变成了葬礼。

周轶君说：在这片土地上，恐怕最能体验什么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3

周轶君去人体炸弹的家里采访过，那个人弹是一名阿拉伯姑娘，叫哈娜迪。

他在一个餐厅里，引爆了炸弹。

哈娜迪在约旦念的法律硕士，是一名实习律师。走进餐厅的时候，她大着肚子，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孕妇，她点了餐，吃完饭，走向收款台付了钱，等到那个和她一起来的男人走出餐厅，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周轶君去了哈娜迪的故乡杰宁。

开口问一句女烈士哈娜迪，很容易就能找到她的家。

她的家人说，哈娜迪目睹了未婚夫和弟弟被以色列人杀死，才走上了人体炸弹这条路。

周轶君问：“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女子是不是不该去执行自杀爆炸？”

哈娜迪的母亲说：“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以色列人有飞机、坦克，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

他们家原本住在今天的以色列城市阿富拉，哈娜迪的爷爷从老家带出一包土，以此教育后辈：“收复失地”。约旦的亲戚愿意出钱让他们去约旦，但他们没去，父亲说：“巴勒斯坦才是我们的根。”

爆炸的12小时后，以色列军队摧毁她家的房子。

她母亲说：“所有的杰宁人都愿意我们去他家住，因为我们的女儿是英雄。”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巴勒斯坦政府出钱租来的。

周轶君要走的时候，哈娜迪她妈拿来一大盒巧克力。她说，因为家里出了烈士，所以要给大家发糖庆贺。她爸剥开一个，伸到周轶君面前说：“这是烈士的糖，一定要吃。”

哈娜迪死的时候28岁，和当年的周轶君一样大。

周轶君曾经问过一个加沙的法塔赫战士：你怎么看自杀爆炸呢？公共汽车上，餐馆里，那些以色列人不是平民吗？不是无辜的吗？

小战士回答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只有自己的身体”。

几代人的仇恨，很难说清楚。记者能做的，无非是把残酷的现实展现在世人面前。

哈马斯成员装扮成人体炸弹游行

4

战乱频发的加沙地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很多地方一平米有六个人，但多年的战乱和封锁，让加沙的工业几乎停滞。

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加沙人不得不去以色列的工业园打工。

从加沙去以色列，要经过埃雷兹检查站。

检查站有无数的转门、铁门和繁复、严格的搜查，保证加沙的愤怒不会延烧过边境。

凌晨2点，家人还在熟睡，加沙的工人们已经陆续走向检查站。以色列士兵把守的检查通道，仅容一人通过。工人必须脱去外套、裤子拉到膝盖以上、上衣撩到胸部，接受检查。即使在冬天，也要穿露脚趾的凉鞋，否则会被怀疑夹带武器。

记者可以走贵宾通道，周轶君常常看到露天堆放着的巴勒斯坦人的外套。下班的时候，他们再回来穿好。

工人通道大致分四部分：店铺——工人们一般在这里吃早餐、巴方检查处、走廊、以方检查处。

巴方检查处同以色列军方是“合作关系”，根据协议，这里的巴勒斯坦士兵有义务阻止袭击。

工人通道是“袭击多发”的地方，但炸到以色列士兵的几率很小，因为他们都在掩体后面。被炸死的，大多是这些等候过关的巴勒斯坦同胞。

通道尽头的以方检查处放行很慢，放过一批，工人们就往前奔跑一阵。工人们都想尽早过关，因为天黑前必须回来，多干一个小时，就能多挣一小时工钱。

一位巴勒斯坦妇女跟周轶君说，昨天她一点来的，九点才过关。在那个拥挤、黑暗的通道里，她整整等了八个小时，她在埃雷兹不远的以色列小镇做水果罐头。

埃雷兹检查站旁就有一个以色列工业园，在那里打工的15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主要从事钢铁、塑料制品加工，每小时收入5谢克尔，一天可以挣50谢克尔。50谢克尔大概是90多块钱人民币。

工人们对以色列怨声载道，他们说：“你见过像以色列这样不讲理的国家吗？”“犹太人经常刁难我们，不拿我们当人！”但抱怨之后，他们还是不得不去给敌人工作。

打工者中不乏大学毕业生，甚至有曾经的大学教授。

在失业率高达75％的加沙，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别无选择。

除了过关的辛苦，去以色列打工的巴勒斯坦人最难的是两头受“威胁”。哈马斯说“给以色列人打工就是背叛巴勒斯坦人！”

他们向工业区发射的卡桑火箭，不止一次落到工人队伍里。

大多数向以色列提供情报的“巴奸”也出自工人队伍，因为一张打工证关系全家老小的生计。曾经有一名杰哈德官员遭到以色列“定点清除”，“出卖”他的正是自己的远房侄子。侄子去以色列打工，被发现他俩是亲戚。

摆在侄子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卖叔叔，要么失业回家。他最终选择了前者。

5

周轶君采访亚辛

周轶君采访过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

2003年，当她见到亚辛的时候，这个苍老的男人四肢瘫痪，脚已萎缩，只能卧在轮椅上。他从小残疾，又被以色列监禁了13年，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坏了他的听力和视力。

“亚辛”的名字前冠有“谢赫”称号，“谢赫”在阿拉伯语中指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亚辛是加沙为数不多的“谢赫”之一。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但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

当时，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阿拉法特的支持率整体上高于亚辛，但在难民营的穷人当中，却是亚辛领先。

周轶君问他：“像你这样有头脑的人，难道不知道自杀爆炸会招来以色列更加猛烈的军事报复，而这种报复必定导致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吗？”

亚辛的回答跟很多巴勒斯坦人类似：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F–16战斗机，没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只能用有限的、简单的手段自卫……不应该要求我们停止自卫，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无论我们是否进行自杀爆炸，都会遭到以色列的杀戮，是以色列的杀戮激起了我们的复仇行动。

周轶君追问：“当你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以色列妇女儿童在自杀袭击中丧生的场面，作何感想？”

亚辛回答说：“看到任何妇女儿童流血，我们都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看见过巴勒斯坦妇女儿童流血的场面。伊斯兰教不允许杀害无辜的人。但是为什么犹太人杀害我们的妇女儿童，全世界对此沉默呢？我们曾经多次向以色列提出，如果他们停止杀害巴勒斯坦平民，我们也可以停止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但是他们没有停。”

2004年3月22日清晨，刚刚做完“晨祷”的亚辛在家里被以色列人炸死，他的家距离周轶君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

那天，周轶君疯了似地冲下楼，赶往现场。

6

稿子的最后一部分，原本写得很长，用剪辑的话来说，都是一些又臭又长、酸腐至极、不合时宜的感慨。

剪辑责令我删掉，整篇稿子推倒重来。因为周轶君的故事不够惨，不够扣人心弦，不感人。从我的稿子里，她读不到战地记者的命悬一线。

周轶君

周轶君的工作并非不够危险，只是她绝少提及，无论是写书还是接受采访。

刚到加沙的第一个夜晚，一枚导弹就落在了她办公室附近，距离不到500米。她离死亡的距离比我去小区附近吃碗油泼面还近。

她有次去邮局，马上就要踏进大门了，邮局大楼就被炸了，一名被以色列认定的恐怖分子就藏在里面。

战地记者，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做战地记者，死里逃生是常态。在她那里，不值一提。即使是提了，我们这些没有习惯在爆炸中睡觉的人，真的能感同身受吗？

周轶君曾经说：“危险的经历不是炫耀的资本，如果我的报道永远只是告诉你我离炸弹有多近，当地有惨烈，那没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这也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与无良的自媒体最根本的分野。

我大概知道剪辑想要什么，她想要一个历经千难万险，经过九死一生但依然苦苦坚守的战地记者。

那才是战士，那才是战地的玫瑰。

周轶君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是那样的战士，自己会在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的颠沛流离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可是命运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时代的海啸很快淹没了脆弱的新闻界，她后来也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不舍。在时代的浪潮中，她频繁变换自己的身份，从国际记者到节目嘉宾再到纪录片导演和主持人，每一件事，她都做到了出类拔萃。

只是不够打动人而已，连剪辑都打动不了。

战地记者袁文逸

那天下午，剪辑逼着我去采访袁文逸，让我从她身上挖掘出那些惨烈的、终生难忘的、但足够动人的瞬间。

她PUA我说：“你和她喝了那么多酒，写她的故事难道不是信手拈来吗？”

我要澄清一点，我虽然和她喝了很多次酒，但喝得并不多，每次都是点到即止，因为她是海量，甚至不输于记者圈里著名的“山东海王”冀先生。

我们从来没有聊过她战火硝烟中的青春岁月，我们聊的总是无良自媒体那点破事，怎么在底线之上，获取更多的流量。

我一再和剪辑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把隐忍不言的伤轻易地暴露在公共舆论场，以获取带血的流量。

袁老师是东方卫视最后一个战地记者，自她之后，这家曾经在国际新闻领域声名卓著、光芒万丈的电视台，再也没有成建制地派出过战地记者。

在时代的波涛汹涌里，她兜兜转转，最后和我一样，委身于残酷的、无良的自媒体江湖。即使深夜微醺，也绝口不提利比亚的炮火硝烟。

难道这还不够忧伤吗？

剪辑骂我是个矫情婊！她说片子没点击量才叫忧伤！

最后，我想矫情地以周轶君的一段话结束这期视频：

本以为这两年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拼打，很快过去，还有“正常”的日子要继续；许多人，本以为是过客，却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没有日子不着痕迹。 今天世界上发生着两件极其不平等的事情：一是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命运的“共同感”加强；二是主要国家政府仍然提高军费，各自提防。换句话说，形成两幅落差很大的画面：一群人或许殖民火星，同时另一群人在地上用石头相互攻击。未来的科技发展，可能让现在的主要政治问题都变得荒谬，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 没有人知道，百年冲突，或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终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巴以问题不再重要，但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不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