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 打工青年返乡种地？“新中坚农民”的基本特征

“新中农”是相对于传统的“中农”而提出的的概念。传统的“中农”即中坚农民，是指那些主要收入方式和主要社会关系都在农村的农民，他们通过流转土地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在村庄里能够获得不低于进城打工收入的机会，因而愿意留在村庄。传统的“中农”主要仍在经营土地，其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和土地，因此也可视为“扩大的小农”。

与传统“中农”相比，“新中农”的生产主要依靠技术和知识经营市场，表现出“农商结合”的特性。从2023年7月在湖北省沙洋县调研收集的案例来看，“新中农”的特征具体可总结如下。

一、以返乡青年为主

“新中农”作为一个阶层具有稳定性，主要由返乡青年构成。“新中农”之所以具有阶层稳定性，是因为它内嵌于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家庭结构中，而伴随土地流转、人口流出和国家资源下乡，农村始终存在一定的经营空间。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政策，源源不断地在农民的家庭结构中生产出返乡的青年家庭成员。

能够不断生产返乡青年的家庭结构具有一个普遍特征，即家中通常有2名男性青年子代，父代因年老而退出农业。选择返乡的青年，是家中2名男性子代中的1名，而另一名仍会留在打工的城市。

从返乡动机来看，子代中有一名选择返乡，主要是为了照顾老人或者孩子。35岁的新中农周YH回忆当初的返乡选择时说，虽然他那时觉得土地养不活他，但父母年老了种不动田了，把地“丢了”他又舍不得。36岁的新中农江H说，他返乡是因为他的父母因年老而无法照顾他的孩子。

除了家庭的拉力，城市的推力也构成他们选择返乡的主观动力。这些返乡青年在城市打工时没有形成对城市的认同感，更没有在城市购房成家，这让他们选择返乡时毫无顾虑。

以周YH为例，他说他不喜欢城市，因为“城市很无聊，在城市不合群，去城市只是为了生存”，“我觉得我就是农村人，在城里无根”。他17岁时在表哥的介绍下到广东打螺丝，工资很低。虽然他们“一年做200多天，下班一起喝酒，下雨了大家集体睡觉”，但他一直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后来又托熟人找工，在亲戚朋友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了电工，生活状态也没发生什么改变，依然是“白天上班，晚上就宅在宿舍”，因为他“也不喜欢游戏机，娱乐场所比较混乱，去了几次就不愿意再去了”。他觉得“农村娱乐项目多一些”，比如他喜欢的钓鱼。

虽然他也谈过女朋友，但“谈着谈着就散了”，因为女方通常要求男方在城里有房有车，而他的价值观则让他对成为一个房奴持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办按揭，每月还贷3000多元，贷款20年，你能休息吗？你还是一个房奴！我可以休息，因为我不是房奴。”

他也认为，如果他有女朋友，要急着在城里结婚，他就只有“上班拼命”，没有更多时间和资金的空间选择返乡投入农业经营。

周YH还有个弟弟，现在是包工头。在周YH还在打工时，弟弟的工资就一直比他高，一天的开支有时可以达1万元，一年收入可以有10多万元。而江H则有个哥哥，目前仍在北京从事装潢行业。

从城镇化的家庭策略角度来看，由于父代支持能力较弱，家庭没有能力支撑子代的2名男性青年家庭成员同时进城。只有在其中一名较不占优势的男性青年退出城市化进程的情况下，家庭才能将另一名男性青年彻底送进城市化轨道。而一旦以城市化为目标，这名留在城市的子代家庭成员，其从事的行业路径就被锁定了，不再具有返乡发展的选择空间。比如周YH就评价其弟弟：“他不敢动，只能在那个方向一直走。”

相反，退出城市化本身，则为返乡的青年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多尝试其他可能性的自由空间。从新中农经营的角度来看，留在城里务工的男性青年家庭，也有可能为返乡务农的兄弟提供融资帮助。

二、以雇工生产为主

返乡青年的农业经营，很少是靠自己的直接体力劳动投入，而是更多依靠机械化生产和雇工。

比如，江H通过雇用本地劳动力而组织生产。江H主要种植黄瓜，发展了12亩蔬菜大棚。每到施肥、打药环节，他都需要雇请和调度劳动力。访谈期间，江H表示他的雇工队伍中有7-8个成员较为稳定，农忙时还会增加雇用人手。工价按每天100元计算，一年有8个月需要雇工。这些雇用劳动力基本都是本村人，且全部都是女性，年龄在55岁左右。

三、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

返乡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不再选择种植传统的大田作物，而是更多选择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比如周YH选择种植木耳，而江H则选择种植高品质蔬菜，包括黄瓜、豇豆、辣椒、白菜、萝卜和蒜苗等，自产自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返乡青年“想种更少的地，而赚更多的钱”。

江H最开始只种了2亩蔬菜，后来逐渐扩大到4亩、10亩，以至于最后流转了10多亩村集体土地，将种植规模扩大到25亩左右。2019年，投入30万在其中的12亩土地上建大棚，专门种植黄瓜。销售方面，由于单个连锁超市的需求量相对较少，江H的蔬菜中只有少部分采用“农超对接”模式，而大部分则是通过蔬菜商和销售商向中心城区的商超配送，比如80%以上的黄瓜都销往宜昌的连锁超市。他已经和一些蔬菜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据他介绍，蔬菜商这个中间环节很重要，因为前端市场需求量不稳定，而蔬菜商的需求量相对稳定，可以对前端市场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在保证产品卖出高附加值方面让农户更省心。

蔬菜的零售价要比批发价多0.5元/斤，而大棚黄瓜则比露天种植要高出一倍。目前，他的黄瓜亩均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

四、以面向市场为主

务工经历带给返乡青年能吃苦的品质。他们学历有限，在城市务工时基本从事的都是压抑而辛苦的体力劳动。周YH只有小学学历，在做户外电工时一天工作9-10个小时，高空作业就有4-5个小时，午饭刚吃完就要开始。江H则是中职汽修专业毕业，毕业后在汽修行业当过学徒，在北京和大连从事过家装行业，还在食品厂工作过几年。在经历过城市体力劳动的捶打后，他们反而会觉得返乡务农更加自由和轻松。这也奠定了他们回乡后积极钻研市场、努力向他人学习新技术、不断改进生产各个环节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务工经历还让不少返乡青年具有了对于市场信息的敏感性，这让他们进入农业生产后更善于面向市场行情而摸索种植经验，将销售的重要性摆在比种植更为重要的位置。

江H在开始种植之前，做了大量关于市场行情的前提准备工作。他在荆门市农贸市场租赁了一个摊位，以便于观察市场行情。他认为，“要先跑销售，再搞种植。先卖半年菜，你就知道什么蔬菜好卖，什么品种的品质好”。他还说，“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习惯，半年就知道什么品种好”，比如沙洋本地喜欢吃菠菜，但菠菜分尖叶和圆叶两种，必须弄清楚到底种什么类型好，而“水果跟风种就会跌价”。

在了解了市场行情之后，他才着手积累种植经验。他花2年时间尝试了辣椒、茄子等20多个品种的种植，去各地蔬菜基地出钱学习各种种植技术，最后确定了包括辣椒、芹菜、蒜苗、空心菜、生菜、油麦菜和黄瓜在内的多个品种。他之所以选择将黄瓜作为主打产品，投入30万元为其建造大棚，是综合考虑市场、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他解释说，“黄瓜销量大、种植风险小，不仅可以卖给本地市场，还可以卖到宜昌”，“黄瓜种植周期短，采摘期长达15天，而且可以及时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生产，控制黄瓜的挂果量”，并且“荆门的气候适合种植黄瓜，特别是春天，而大棚黄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在市场中盈利，是这些新中农种植的主要目的。因此，返乡青年的扩大再生产显得十分谨慎，只有在当年盈利后，他们才会在第二年考虑扩大种植面积。江H如今的25亩蔬菜种植规模，就是在不断评估市场行情和销售情况的前提下，从2亩逐步扩大起来的。而一旦某一季蔬菜“不值钱”，他就会雇请劳动力将其“直接旋在地里，不采了”，因为在采摘成本和销售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销售价格无法让其获得市场利润空间。

五、余论

首先，在基层治理层面，新中农具有与传统中农相通的属性和作用，即因其生产和生活都在村庄，他们能够保持在村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完整性。因此，新中农也有被吸纳为村庄政治精英的可能性。

其次，在城乡关系层面，成为新中农的返乡青年，呈现出没有被城镇化的教育压力和房贷压力以及高消费高成本困境所卷入的家庭生活状态。他们通过经营农业所获得的高收入、低支出和高福利（喝早酒，钓鱼，在池塘边乘凉聊天）的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展现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另一种年轻人的生活可能。

再次，在农业经营层面，面向市场的经营活动仍然存在风险，导致返乡状态依然具有变动的问题。上述不被城镇化压力卷入的生活状态，是以农业经营的“高收入”为前提的。然而，农业经营的“高收入”却是充满变数的，比如曾经赚钱的龙虾养殖、阳光玫瑰种植，如今的价格已经被压得很低。如此一来，新中农就有可能面临利润的大幅缩减乃至于亏本。再加上婚姻市场总体的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导向，经营失败的新中农最终也可能不得不放弃农业产业，重新外出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