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书谦 |“四愿”记：印刻在蟠龙菜上的家史记忆

鲁迅先生笔下有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之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而今这里有一位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作家谱之人，她没那么大能耐成为中国的脊梁，只想留下琐碎的文字记录，唯愿之后永不忘。

一、愿安腹

“汉江紧贴石城流，石城高压汉江楼；石城湖上美人居，桃花片片涌莫愁。”古郢钟祥，取钟聚祥瑞吉祥之意，又名石城，是湖北中部的一个小县城，是千古传誉的楚国歌舞艺术家莫愁女的故乡，也是我的家乡。我祖上几代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靠种地为生。一年的收成全是老天爷说了算。到了我外公外婆这一代，才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管外公外婆叫爹爹婆婆，这是土话，虽然有时会被外地人误解为丈夫的父母，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亲昵与传承。

爹爹婆婆都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像那个年代许多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生于小县城底下一个小镇子里的小村子。大兴村穷山穷水，孕育了一群大半辈子苦过来的人。爹爹婆婆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口剁菜，学名叫“蟠龙菜”。清代诗人樊国楷曾在《郢中竹枝词十二首》中，对蟠龙菜有这样的描述：“山珍海味不须供，富水春香酒味浓。满座宾客呼上菜，装成卷切号蟠龙。”蟠龙菜诞生于明武宗年间，得名于嘉靖登基之时，是钟祥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离不开的传统名菜，也是爹爹婆婆一年上头唯一确定能吃上的肉食，这之外，一年到头，不知肉腥为何物。

（蟠龙菜，俗称剁菜，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蒸的方法）

起初，剁菜是爹爹婆婆一整年的盼头。说是过年吃，但其实一小盘剁菜从大年三十端上桌之后，会摆放整整十六天。等到正月十五元宵过完，正月十六再端上桌，才能动筷子。五六个孩子甚至来不及拿筷子。即使已经有一股酸味儿，也有肉眼可见的小霉菌，能从一小盘中抢得半块儿，今年这个年才算是圆满。特别是在三年饥荒之后，这种味道更是弥足珍贵。用我爹爹的话说：“只有啃过树皮吃过草根，才知道那点肉是多么好吃。至于酸不酸霉不霉，那都是次要。”我无法体会两位老人口中的“弥足珍贵”，只有他们自己懂得。这或许，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味道和期盼。

我爹爹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太太（爹爹的母亲）怀老二的时候，我太爹爹（爹爹的父亲）花了大半年的积蓄买了半只鸡回来炖汤给太太补身体。那个时候连灶台都没有，熬鸡汤是另外用木头柴火搭的架子，拿铁钩从房梁上吊着小锅熬的。小火温着，太爹爹就去田里忙活。我爹爹偷溜进厨房，一整锅鸡连肉带汤，吃得一点也不剩。那天晚上，我爹爹被打了个半死。但在那个整日都吃不饱的年代，我爹爹或许觉得只要吃饱了，被打死也值。我婆婆，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从小就要比弟弟妹妹承担更多。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作祟，她也没读过什么书，读书的机会都让给了弟弟妹妹。我想起前两天刚看的电影《我的姐姐》，婆婆跟影片中的姐姐安然，都是活在不公阴影下的人。只不过安然会反抗，但我的婆婆，却是一生都被捆绑在“大姐”这两个字上。尤其是当她的弟弟妹妹读出来成了“文化人”又反过来奚落她的时候，“大姐”作出的牺牲显得更加微不足道。

后来，剁菜是爹爹婆婆每个月的“心头好”。因为公社食堂开办起来了，集体吃饭的光景拉开了帷幕。他俩谈到这段记忆时，并未像我想象中一样有着无穷的回味。我记得余华在《活着》中描写的集体食堂，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每天都能吃上肉，至少也是改善了一段时间的伙食。而在爹爹婆婆的回忆里，肉有是有，但远不够塞牙缝，加上菜的油水不够，吃了不禁饿（土话，是吃过之后会饿得很快的意思）。婆婆至今还念叨着那个给她打菜的刘老头儿，打菜的时候手就是抖得厉害，一勺子菜硬是给你撇下一半，半勺里面有一块肉叫运气好，两块肉那就得说“撞了大运，吃完回去要给咱爸磕个头”。我想着，中国食堂里大爷大妈打菜的习惯，莫不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我大学前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按照旧时的习俗，偶尔也得“晚上回去给爸爸磕个头”吧！那个时候，集体食堂里每个月会有一次蒸剁菜。爹爹婆婆能比过年在家的时候多尝到两口。钟祥人做剁菜，蒸的居多。即使一滴油都不放，剁菜中猪肉和鱼肉自身的油也都会蒸出来。这或许是食堂中为数不多的油劲十足的佳肴。爹爹婆婆一个月的劳累与辛苦，能在这几口喷香流油的肉食中求得一丝治愈。这便是爹爹婆婆慢悠悠的旧时光。

二、愿安生

1978年，我妈妈出生。三年后，我幺幺（土话，是小姨的意思）出生。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没能那么快地吹到湖北的这个小村子，但两姐妹的童年跟爹爹婆婆比起来，要幸福得多。虽然也要帮着打猪草、洗衣服、做饭，但是家里毕竟只有这两个孩子，压力要小得多。我婆婆心疼孩子，每天早上上学前蒸两个红薯给姐妹俩带着，两姐妹就会把红薯藏在上学路边的石头缝或者小坑里，放学了再把它拿出来，因为带到学校里会被班上的人抢。我太太心疼她俩，每周五晚上一边念叨着“学生要放学了”一边去烙孩子们喜欢吃的饼。那时家里的饼是用留下的一点麦穗打的，打到最后会变黑，味道和口感都会变差。两姐妹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凉透的吃了容易噎着的烤红薯和硬梆梆难嚼的黑饼。

那个时候我婆婆嫁过来，还没分家，跟我爹爹、幺爹爹（爹爹的弟弟）还有太太和太爹爹住在一起。虽然只有两个孩子，但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太多。剁菜在这个时候还是只能过年才吃得到，也还是只能正月十六吃。但那个时候的剁菜，出现了一种新的颜色。摊鸡蛋皮前在蛋液中加入可食用的红色色素，摊出来的鸡蛋皮便是红色。对孩子们来说，这更新奇了。正月十六的时候，桌上是又热了一遍的红剁菜，桌边是不愿脱下的红花袄和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蛋，这画面在记忆中缭绕许久，和着剁菜香，是这冬日中最温暖的味道。

80年代，我幺爹爹娶妻生子，分家也提上了日程。我爹爹婆婆带着我妈妈和幺幺，还有我太爹爹，从大兴村到长滩镇安家。我们这一小家人的小日子，总算是开始了。有个安生的地方，比什么都强。我太爹爹是个信仰坚定的人。抗战时期他亲眼见证了日本兵从田埂上冲下来的时候，游击队的奋力反抗，或许也因为此，他一直为我妈妈之后能够入党而感到骄傲。他走的时候我还不懂事，跟我堂哥趴在棺材旁，叽叽喳喳地说着“太爹爹睡着了”的话。待我已成年后，我爸爸才告诉我，小时候我的气球飞到了屋顶上，太爹爹拄着拐杖，佝偻着背，架了个梯子，到房顶上给我把气球捡了下来。现在想来，我太爹爹因为分家跟着我爹爹过，我太太跟着我幺爹爹过，两人在离世前应该至少是五六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最后走的时候，应该是都有遗憾的。晚年岁月，伴儿却不在身旁。

我爹爹婆婆在长滩的水厂里找了一份工作，直到退休。我曾以为像水厂这样的对镇上的居民用水具有一定管控能力的场所，都是国有的，是公家管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水厂是私企，以前是，现在也是。现在想来，几年前水厂里起内讧，有个在镇上颇有威望的人宣称水厂跟他姓，这事情恐怕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我爹爹婆婆在水厂上班，收入不算高，家里孩子要上学，老人要赡养，爹爹的亲戚患病还需要接济，因此常常入不敷出。我想，私企水厂里面偷偷拿好处的肯定不在少数，家里或许可因此宽裕些。但我爹爹婆婆硬是将那些苦日子挺过来，至今在镇上也具有较高的声誉，最是难得。爹爹婆婆常把“知足”二字挂在嘴边。而现如今是一个鼓励年轻人不断追求、不断突破的时代，可能很难有满足的时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知足常乐，小得盈满，这是爹爹婆婆毕生的法门。

爹爹婆婆虽没读过几个书，但心软，凡事拎得清，两人思想都还比较开明。家里虽然是两个女娃娃，但绝没有因为生是女孩子觉得“不中用”对姐妹俩打骂过。不管收支如何，但凡涉及到两姐妹上学的事情，即使再困难，咬咬牙也得先把学费交上。我想，我和我表弟（幺幺的儿子）现如今能得到来自爹爹婆婆同样的关怀，决没有掺杂任何一丝重男轻女的念头，在上个世纪本就是有预兆的，这是我俩的福分。婆婆过年开始自己做剁菜。那个时候从农村出来的妇女，不会做剁菜是要被人笑话的。但那个时候渐渐不做红剁菜了。生活好了，大家的要求也高了，觉得色素对身体不好，就很少再用了。包括现在，在乡下吃宴席也很少再见到红剁菜。但婆婆也没有做几年，因为后来生活条件又好一点了，剁菜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加上剁菜制作本就麻烦，也就搁置在一旁了。我记忆中关于婆婆做剁菜的样子和情形也早已忘却了。但我还记得我四舅婆婆亲手做剁菜的场面。一大张摊好的大小适中鸡蛋皮背后，是多年精妙手艺的发挥；掺杂着肥肉丁的嫩白肉茸里，蕴含的是农民今年丰收的喜悦；将肉茸放进鸡蛋卷里卷成的圆卷中，隐藏的是古人“吃肉不见肉”的智慧；切成片摆在碗中上锅蒸飘出的香味，是一代又一代钟祥人的传承。整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时间永远是好食物最不可多得的秘方。老祖宗告诉我们，耐心是获得好食物必不可少的途径，少不了一点火候，也缺不得一个步骤。

三、愿安心

90年代，我妈妈去读了中专；1997年，我妈妈正式入党，并参加工作。她起初在钟祥市底下的洋梓镇政府里面当一个小小的科员，每天的任务就是整理档案文件、端茶倒水，后来写材料的机会才多起来；后面她被调到东桥镇政府，直到现在。中间家里一个亲戚推荐她去市里的南湖开发区上班，说那边发展前景好，工资高，人脉广，离家近，照顾孩子也轻松很多。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妈妈每天往返市区和乡镇，早上去上班的时候7点不到就把我送到校门口，因为当时有规定说不能早到，我还为此挨过很多批评，但我从未告诉过她；晚上一下班她还要赶回来给我做饭，每日都很忙碌。但她拒绝了这个提议。或许她是秉承了爹爹婆婆知足常乐的传统，或许她自己也坚信，小满之间，更有大得。在单位和家之间奔波，日复一日，她竟坚持了12年。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昨天我告诉她这次写家史我要写剁菜的时候，她跟我说，从小她和幺幺就被婆婆告诫，剁菜蒸上来只能有两种颜色，既有肉白，又可以锦上添花来点黄或者红，可若想再添点别的上去，那只能叫画蛇添足，搞不好还要被指责坏了规矩。是的，规矩，是不能坏的。人只有在光下，才能四下皆明。

我爸爸也是公务员，中专之后进了市交通局，是单位里的螺丝钉，哪里不会哪里安。他晚上下班回来还要给我辅导数学，我的数学学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半夜12点了他突然把我叫起来说晚上某个题好像讲错了重新再讲一遍。他在家也是个螺丝钉。那个时候除了去乡下吃宴席和回老家过年，我没再吃过剁菜。爸爸妈妈不会做也没那闲工夫做，加上担心市场上卖的用的肉不好，也不敢买来吃。我对剁菜的印象，一直就不深刻。

进入21世纪，国家逐渐重视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也重视遗产遗址的保护。2000年11月30日，钟祥的明显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钟祥为了发展旅游业，大力推广合葬着明世宗父母的明显陵，大力推广“帝王之乡”，大力推广由这位皇帝得来的蟠龙菜。蟠龙菜在那个时候小火了一把，至少是在湖北范围内。但对当时还未出生的我来说，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官方对外宣传时使用的图，但其实民间自家吃的从来不会做成这个样子）

2013年，我进入初中，我表弟来市里上小学，我婆婆跟着一起来照顾我俩，我父母这才轻松一点。我上初中后就很少吃我妈做的饭菜了，家里没分家，都是我婆婆掌勺。我妈妈和幺幺也一直没有学过怎么做剁菜，婆婆也再也没有亲自做过剁菜。现在家里吃的剁菜，大多是逢年过节乡下的亲戚自己做了然后送的。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剁菜在家里的出现次数也越来越少，只有冬天和过年才会想起冰箱里还放着的去年冻的剁菜。冬天炖大白菜的时候切几片丢进去，白菜裹了油会更香甜，每次白菜总被抢完，剁菜却剩很多；过年的时候即使每次只有大人吃几片，但总会蒸一盘，这是传统，是不能轻易变的。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剁菜的味道。其实不止是我，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也不喜欢。蒸出来不沾酱料，吃进嘴里总觉得油腻腻的。还有里面肉眼可见的肥肉小块，看得让我只觉得浑身都抹了层油。家里餐桌上对剁菜的评价，恐怕只有婆婆的“还是乡下做的土剁菜好吃”和妈妈的“我更喜欢小时候那种裹红皮的”了。

四、愿长相忆

但不管喜欢与否，生于钟祥，注定这一生都要与剁菜结下不解之缘，不管这缘是深是浅。我突然回忆起上一次吃剁菜的日子。好像几个月前过年的时候蒸的那一盘我没动过。想来，已是去年年初尝的几筷子了。前段时间路过学校附近一家专卖湖北菜的饭店，门口的宣传栏上我还看到过剁菜的图片。那个时候的我，心里在想什么呢？是在寻思着怎么跟室友介绍家乡菜，还是试图理解爹爹婆婆小时候对那一口的期盼，还是回忆起四舅婆婆做剁菜时周围看着的一圈村里人的说说笑笑？

良久，当我继续动笔时，我突然意识到，婆婆即使会做剁菜，现下也不会再做了；妈妈和幺幺是不会做的，也并没有学的打算；而我跟我弟弟这一代年轻人就更别提了，以后的我们会走出这个小城，现代化的光环会将我们笼罩得严严实实。当老一辈人逝去，钟祥大多数类似的家庭里，哪里还会有蟠龙菜的影子呢？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味道，是否只能寄希望于专职的手艺传承人呢？这一代又一代的规矩与淳朴，是否也会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冲毁呢？剁菜离我越来越远，我离家乡也会越来越远。就像一棵快要枯萎死去的树，渴望我们这一代人为它浇上生命的源泉。但一棵已经快要枯竭的树，贸然浇水并不能令它起死回生。

婆婆跟我说：“你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哪里晓得这一口剁菜对小时候的我们的重要性。你现在不喜欢，说不定以后在中国的哪个地方走着走着会突然就想这一口。”这话不无道理。物质文明发展到今天，却始终填补不了北上广大多数年轻人失落的心，背后总是有原因的。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道：“人生漫长得转瞬即逝。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一路走走停停，不断地去追寻属于我的那一轮月亮。从蹒跚学步到莘莘学子，从钟祥到武汉，以后或许还要到另一个更遥远的城市。某一天站在街角，望着万家灯火，若我即使不喜欢，也突然想去吃几筷子剁菜的话，那这便是乡愁；若我未来这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永葆一小份善与真的话，那这便是一个家的传承与流动。

（作者：何书谦，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