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诞辰130周年｜重勘《大众文艺》，完成对郁达夫的精神回望

郁达夫

今年是郁达夫130周年诞辰。本期三篇文章，分别从《她是一个弱女子》一年三禁的版本命运、《大众文艺》创刊号上的编辑主张以及郁达夫与青年王余杞的交往入手，呈现出更立体多面的郁达夫形象：他不只是写“零余者”的感伤作家，也是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激烈的文艺论争中，始终在思考文学与社会、个人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的风格独特的作家，是一位提携后辈、拿真心交付的真朋友。郁达夫的可贵，也许就在于他始终不肯把自己简化。重新认识郁达夫，就是重新认识一位在时代夹缝中保持判断的人。——编者

提到郁达夫，人们也许首先会想到其笔下苦闷压抑、神经质的“零余者”，想到一个敏感、孤独、执着于自我生命体验的抒情者形象，以至于在谈论郁达夫的文艺观时，“个人主义”“自我表现”常常成为最先被提及的关键词。但这并不足以概括郁达夫。正如陈子善所说的那样：“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位，同时也是最易遭人误解的一位。”

纵观郁达夫一生，其文艺思想其实是始终在时代变动中不断调整发展的。早期以《沉沦》为代表的创作，确立了郁达夫重视个人情感、强调生命真实的文学特征。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开始更加主动地介入现实政治问题，思考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参与有关革命文学的讨论。

1928年由现代书局在上海创办的《大众文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的。作为郁达夫生平一次重要的编辑实践，《大众文艺》不仅是一份文学刊物，更是他回应时代文艺问题的重要思想载体。

尤其在创刊号中，郁达夫通过文字直接回应了“文学为何而作”“文学应该面向谁”等问题，留下了其关于大众问题的思考痕迹。

如今，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的《大众文艺》创刊号，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值郁达夫13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本文欲依托这份近百年前的馆藏刊物，以“大众”为关键词，尝试理解郁达夫复杂的思想轨迹。

《大众文艺》创刊号封面

● 变化中的“大众”内涵

1928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充满张力的一年。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知识界面临着巨大的思想震荡。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文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甚至被重新判定为需要被超越乃至否定的历史阶段。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方案。

于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们相继发表文章，掀起了一场“革命文学”的浪潮，要求文学摆脱个人抒情和小资产阶级的感伤，转向现实的社会斗争。这年2月，革命文学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提出作家要获得阶级意识，以创造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革命文学。同期，革命文学家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认为文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革命文学应当成为现实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文学的面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五四时期，文学所面向的“大众”泛指“国民”“平民”，更多与打破文化垄断、启蒙国民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诉求联系在一起。而到了革命文学倡导者这里，为了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大众”的范围逐渐窄化，被赋予了明确的阶级内涵，专指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同时，他们还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明确的排他性策略以巩固大众的内涵。

但郁达夫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这一分歧，在其创办的《大众文艺》中得到了充分呈现。

● 这本刊物，为何这样设计？

从《大众文艺》第一期独特的封面中，我们便能窥见郁达夫的文学大众观。

该期封面采用的是由日本新派画家宇留川潘绘制的图画，整体呈现出具有立体主义色彩的抽象几何风格。画面中有几何化的器皿、鱼形图案和类似桌椅的结构，散发出浓厚的现代艺术气息。这与当时左翼文学刊物常见的宣传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体现出郁达夫对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与致力于推动大众审美经验更新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这幅图画旁印有几行标语：“LITERATURO POR HOMARO”——世界语，可翻译为“文学为人类”。封面并未采用“Proletariat”（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这一阶级语汇，而是选择了一个指向全人类的词语，意味不言自明。

而作为20世纪初国际主义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语言，世界语本身便带有跨越民族、阶级与地域界限的色彩，可见，在郁达夫的观念中，大众是一个更加接近开放、普遍、平等的人类共同体，他所关注的是文学如何进入更广阔的人类生活，如何表现普通人的情感经验与精神状态。

这一主张，在卷首郁达夫写下的《大众文艺释名》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阐释。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同时，郁达夫又在这一期的《编辑余谈》中写道：“‘大众文艺’也没有多大的野心，不过想供给一般读者以一点近似文艺的东西而已。”

由此能够看出，郁达夫所探索的，其实是一种既区别于“五四”又不同于革命文学潮流的“新五四”的道路。一方面，他坚守“五四”对“普遍的人”的关怀，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了“五四”知识分子那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启蒙姿态造成了文学与大众之间的隔阂，于是他试图探索一条更为平等开放的道路，通过那些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能体现出对底层民众关怀的文艺作品去滋养大众。

就如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第一期中所选择的作品：鲁迅译俄国淑雪兼珂的《贵家妇女》、林徽音译美国爱伦·坡的《幽会》、郁达夫的《盂兰盆会》等，都是聚焦于个体的情感与处境，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不是阶级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 并非与革命文学“唱反调”

可想而知，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招致了很多来自革命文学家的批评。

1928年11月，彭康在《创造月刊》发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对《大众文艺》提出尖锐的批评。彭康认为，在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的环境下，郁达夫笼统地谈“大众”，实际上是用模糊的人类学范畴遮蔽了真实的阶级分野。

诚然，郁达夫的这一立场是带有明显理想色彩的。他所设想的那种“普遍”的大众以及以“人”的真实体验来唤醒“人”的自觉的道路，在中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语境下无法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力量。他所提供的“近似文艺的东西”，在识字率低下的社会环境中，又如何真正抵达他所关怀的“大众”？这些问题，郁达夫并没有给出答复。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郁达夫所倡导的“大众文学”看作是与“革命文学”对立的。郁达夫并不拒绝革命，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更不认为文学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

实际上，郁达夫本人非常关注革命与文学的问题。这一点从他的个人实践中就能看出。那么，分歧究竟在哪里？在发表于1928年的《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郁达夫承认未来的文学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却认为受过小资产阶级教育的自己无法写出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可见，郁达夫所反对的并非革命文学，而是知识分子替工农大众代言的姿态。在他看来，历史有其自身的进程，文艺不可能超越这一进程而凭空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否则便可能成为一场自我指涉的表演。于是，他在这里选择了坚持一种更审慎的立场。

1929年，郁达夫在编完第六期《大众文艺》后辞去了编辑职务。而后《大众文艺》便由陶晶孙接手，逐步成为左联的重要刊物之一。

《大众文艺》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办刊历程，但它为我们理解郁达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透过这份刊物可以看到，郁达夫并非只是一个沉浸于个人情感、执着于自我表现的作家。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激烈的文艺论争中，他始终在思考文学与社会、个人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做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