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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李琼口述、董洁心整理《“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百年潮》2008年第12期);百度百科“扬帆”词条;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刊载的潘汉年、扬帆案相关文章;上海市公安局历任领导资料;《归来焉识:镜头之外的公安局长》(上海观察)
1978年10月,湖北沙洋劳改农场,一个秋天的夜晚。
晚上九点多,农场的指导员领着一对母子,往果园大队走。
母亲叫李琼,儿子叫扬忠平。两人从上海一路颠簸赶来,要见的是李琼的丈夫,扬忠平的父亲,上海市的第二任公安局长扬帆。
这个人在1954年岁末接了一个电话,换上外出的衣服,高高兴兴出了门。
从那以后,家里再没见过他的面,也没收到过一句准话。从出门那天算起,到这个秋夜,已经二十三年多了。
李琼后来说,去看望扬帆的路上,她把种种糟糕的情况都设想过,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屋里的老人头发全白,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
他当着管教人员的面,指着眼前的妻子和长子,说这两个人是特务,是假的,他不认识。
一个当年管着上海滩治安的老公安,怎么走到这一步,得从他的前半生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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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熟走出来的读书人】
扬帆是江苏常熟人。他1912年出生,原名石蕴华,家在沙家浜镇横泾集镇,1924年到上海读书,1932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从这份履历看,他身上没有半点“枪杆子”的影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
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第二年又当上《译报》的编辑和特派记者。
那几年的上海,租界里灯红酒绿,外头是日本人步步紧逼。
他一边在报馆里写稿,一边在地下党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现代知识讲座里讲《中国戏剧史》。
他还和梅益、林淡秋合作,翻译了英国女作家写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的泥足》,另外写过小小说和讽刺小说。
手里拿的是笔,嘴上讲的是戏,这是当时的扬帆。
真正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是进了新四军。
1939年9月,文化队结束后,他被调到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在军部秘书长兼情报处长李一氓的领导下收集情报,保卫军部安全。
这份差事听着不起眼,做起来却是两头走钢丝。
他常常以军部中校秘书的身份,在国民党军队里走动,同军队和地方上的秘密党员联系,收集情报,传达上级指示。
在日伪占领区,他也建起情报联络点,掌握对方的动向。
为了保卫军部和直属机关,他还发动群众成立青年抗日联合会、儿童团,靠老百姓提供消息。
除了情报,他还管着文化人的事。他在军部驻地附近办起文化新村,给一部分文化人安排住处,也作为活动的地方。
后来按陈毅的建议,又筹组了湖海艺文社。一个读书人,就这样在战火里练成了情报行家。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扬帆的担子越压越重。
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一行赶到江苏丹阳县城,华东局和三野的领导机关就设在那里。
到车站迎接的,是当时担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又是即将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的扬帆。
几天后,上海迎来解放。1949年5月到1951年12月,扬帆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那时的上海是个什么局面,上了岁数的人大多听老辈讲过:人口多,行当杂,各路人马盘根错节。
新政权要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站稳脚跟,公安局就是头一道门户。
扬帆坐在这个位子上,白天开会、批文件,夜里还要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家里人也跟着他搬到了上海。
1950年,扬帆的父母来到儿子家,一直到1955年父亲去世,前后差不多一起生活了四年。
当时他是公安局长,待遇不错,家里有两部汽车,一部他自己坐,一部给警卫用。
那几年的日子,在后来人看来是扬帆一生里最风光的一段。可风光的日子并不长,职务上的变动,很快就一件接一件地来了。
[二]【职务上的几番起落】
变动的苗头,最早出现在1951年。那年的华东公安会议上,与会的人对扬帆议论很多,话头大多指向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方式。
会开完没多久,人事上就有了动静。
1951年12月,扬帆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调去当华东公安部副部长,局长由许建国接任。
1952年6月,根据许建国的要求,他又回到上海,当公安局副局长。
这样来回调动,扬帆自己觉得,中央公安部可能对他有点看法,有些信不过。
争议的焦点,落在上海公安系统早年使用一批旧人员的做法上。
扬帆曾向罗瑞卿详细解释当时的经过,说明这些做法是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批准的,随后又在公安系统内部做了人事调整。可这些解释,并没有让局面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变化,一步比一步紧。1953年5月,扬帆从苏联回到上海。
10月,他被排除在上海市公安局党组之外;12月21日,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市委政法委委员的职务。
到1953年底,他的行政职务全部被免去,整整一年待在家里。
一个习惯了天天奔忙的人,突然没了公事可办,白天只能在家里翻书、见见家人。但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4年7月起,扬帆不断在各种会议上受到批判。外头的风向,家里人多少都有感觉。
日子一天天往年底走。
1954年12月31日,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里团聚小酌,盼着来年能顺顺当当。
吃到一半,电话打了进来,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
接完电话,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
他换上了出门才穿的灰色罩衫,对一脸不解的李琼解释,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叫他去家里一趟,可能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了。
一个等了整整一年消息的人,听到这个电话,有这样的反应,一点也不奇怪。
他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过多久,警卫员就跑回来,神色紧张地告诉李琼,首长出事了:汽车并没有开到许建国家,而是停在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
李琼在家里只能干等。到了晚上十点,警卫处长来到家里,说扬帆要去北京开会,这次时间可能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一些。
李琼当场就明白了,丈夫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被逮捕了。按记载,这一天,扬帆被押送到北京,接受政治审查。
第二天是1955年的元旦。
许建国把李琼叫到自己家里,严肃地告诉她,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一样。
他还叮嘱她,家里小孩子比较多,要把孩子好好带好。
就这样,一家人被告知“去北京开会了”。这一场“会”,从1954年的最后一天开到了1978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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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信全无的年月】
1955年4月12日,扬帆被正式逮捕。就在几天前,另一个大案也刚落下。
潘汉年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做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4月3日,他以“内奸”罪被逮捕,与扬帆一起被定为潘扬案的主要人物。
两个人的名字,从此被拴在了一起,在往后的很多年里,成为一个案子的代称。
家里这头,李琼什么都做不了。扬帆被带走后,开头几个月还有过几封信,往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她只能一遍一遍地往上写信。每年过年,她都要给公安部写一封信,信里总是问三件事:扬帆到底犯了什么事,人在哪里,还活着没有;如果活着,能不能去看他。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
家里的变故,也一桩接一桩。扬帆的父亲在1955年去世。母亲后来郁郁而终,1957年,扬帆三岁的小儿子又病逝了。
李琼作为家属,不能继续留在公安局工作,被分配到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家属和孩子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
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拉扯一群孩子,还要时不时面对单位里的谈话。李琼所在单位的领导多次找她,希望她同扬帆离婚。
她顶了很久。扬帆被带走将近十年,除了开头几个月的几封信,再没得到过消息。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她终于作出决定:同扬帆离婚。
据记载,两人离婚是在1964年。
法院派了一名法官到她单位,办完了手续。
事后,李琼征得领导同意,给扬帆写了一张纸条,说鉴于眼下的处境,两人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孩子由她一个人抚养。
不久,她收到了扬帆回的条子,上面只有一句话:“6个孩子怎么只剩5个了呢?”
这是夫妻之间留下的一次纸条往来,也是李琼一直记着的一幕。
扬帆的案子,在这期间有了结果。
196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秦城监狱小礼堂宣判,判处扬帆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特殊时期开始后,情况更不乐观。扬帆再次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专案组成立,他被长期单独关押。
直到1975年,才有了转机。这年七八月间,扬帆获释出狱,被安置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每月生活费80元。
可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
漫长的关押和无休止的折磨,加上一直没治好的胶质脑瘤,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只有一只眼睛还剩0.2的微弱视力。
家里并不知道这些。李琼只知道,一个不确定的消息传了过来。
女儿托一个同学带话,说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人,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
消息来了,却不能证实。李琼让几个子女写信给中央,打听扬帆的下落,还提出要同父亲通信。
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情绪很稳定,通信会扰乱他的情绪。
回信看上去很稳妥,李琼却没有就此停手。
[四]【一封信,一张介绍信,一趟远路】
1978年,李琼换了一条路。
她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二十多天后,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她,说中央组织部回电了,同意她去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看望扬帆。
这封回电,她等了二十三年。
行李不多,除了换洗衣物,还有一样东西少不了: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
李琼心里清楚,丈夫是做了一辈子保卫工作的人,这样的证明,兴许用得上。
1978年的秋天,她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湖北沙洋农场。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
李琼心急如焚,想尽快见到扬帆,连夜赶往他所在的果园大队,农场的指导员带着母子二人一起去。
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下,一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床上的老人,和李琼记忆里的那个人,已经找不出多少相像的地方。他头发白了,瘦了很多,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
李琼忍着心酸,叫着扬帆的名字,儿子也跟着叫爸爸。
扬帆都没有答应。就连指导员对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没有答应。
屋里的人都不吭声。二十三年的等待,隔着一张床的距离,母子俩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沉默了好一阵,老人终于转过脸,把那只仅剩一点微光的眼睛对着门口,开了口。
只一句话,站在一旁的指导员当场愣住,李琼二十多年的牵挂,一下子悬在了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