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相貌丑陋，康熙戏称“施不全”，死后却成江南第一清官

康熙三十二年，江宁府衙外，施世纶即将离任。百姓听说他要回乡守孝，纷纷赶来送行，有人拦住轿子，有人伏在道路两旁。这个场面并不寻常，因为在许多百姓眼里，官员调任本是常事，值得这样挽留的，却少之又少。

施世纶的离开，并非因为失势，而是父亲施琅病故，按清代礼制，他必须离职丁忧三年。百姓留不住他，只能各自捐出一文钱，在府衙门前建起一座亭子，取名“一文亭”，用来纪念这位江宁知府。

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被称为“江南第一清官”的施世纶，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显赫的翰林履历。他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次子，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官宦之家。父亲平定台湾立下大功，他完全有条件凭借家世获得一条顺畅的仕途。

施世纶生于顺治十六年，也就是1659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军统一台湾，施琅成为关键人物。施世纶曾参与相关军务，这段经历让他较早接触到地方治理、军需转运与漕粮调度，也为后来处理复杂政务打下了基础。

施家八个儿子，没有一个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多数依靠荫补入仕。传说施琅进京陛见时，康熙有意照顾他的几个儿子，让他报出名字，以便朝廷授职。施琅列出七个儿子，唯独没有提到施世纶。

这并不是父亲偏心。施琅大概很清楚，施世纶性情刚直，遇事不肯轻易低头，若过早依赖家族声势，反而可能损害他的前程。与其替他求一个职位，不如让他凭本事立足。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并没有错。

康熙二十四年，施世纶被授为泰州知州。泰州临近运河，漕运事务繁重，粮船往来、河道疏浚、地方治安，任何一项出了问题，都可能牵动大局。施世纶没有把知州当成养尊处优的职位，而是从漕运这些最容易出纰漏的环节入手。

他处理政务有一个特点：账目要清，责任要明，不能因为涉及权贵就另开口子。漕运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地方豪强也常插手其中。施世纶敢于查办积弊，协助淮安等地疏通河道，逐渐在江北官场站稳了脚跟。

康熙三十二年，施世纶升任江宁知府。到任后，他革除旧规，整饬吏治，严惩贪墨。江宁是江南重镇，士绅集中，商旅密集，官府上下盘根错节。一个知府若只会迎合上意，很难真正改变地方风气；若一味蛮干，也容易让政令无法推行。

施世纶采取的办法并不漂亮，却很有效。他既查贪官，也整顿衙门办事规矩；既替百姓申冤，也不随意突破法令。民间称许他的原因，不只是他不收财物，更在于他处理案件时，敢把权势和钱财排除在案情之外。

关于施世纶的相貌，《清史稿》留下过记载，说他容貌奇异，因此被人讥为“缺不全”。还有一次，他拜见上官时，对方见他相貌便忍不住掩口发笑。施世纶没有回避，反而正色说道：“相貌丑陋有什么妨碍？人面兽心才真正可恶。”

这番话是否完全出自当时原景，已经难以核实，但它很符合施世纶留给后人的形象：不善逢迎，也不肯因别人轻视自己而退缩。康熙知道这件事后，带着几分诙谐称他为“施不全”。这个称呼流传开来，反而成了他独特的标记。

施世纶最受百姓称道的地方，是断案时常常站在弱者一边。康熙四十年，朝廷曾考虑让他担任湖南按察使，负责一省刑名。康熙却认为他性情过于执拗，若专门掌管刑狱，未必合适。

据记载，康熙评价施世纶，认为他处理百姓与士绅的争讼时多偏向百姓，士绅与官员发生纠纷时又较多维护士绅。这样的判断未必全面，却说明皇帝对他的性格相当了解。施世纶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立场太鲜明，难以在每种案件中保持同样的尺度。

因此，朝廷没有让他出任按察使，而是改授湖南布政使。布政使主要掌管钱粮、民政等事务，反倒更适合施世纶。钱粮账目最容易滋生亏空，地方官员也最容易在其中上下其手，而施世纶恰恰不肯留下模糊地带。

他后来历任安徽、江苏布政使，在两地处理民政、钱粮与积案，平反了不少冤狱。安徽百姓甚至把他比作包拯。不过，同僚对他的评价更耐人寻味：他确实刚正，却不是只会硬碰硬；在不触犯原则的前提下，也懂得协调上下关系。

这份“能坚持，也能周旋”的本事，决定了施世纶能够在官场持续任职。清官若只顾痛快，不顾政务能否落实，往往很快便会被排挤。施世纶没有改变自己的底线，却懂得把锋芒放在真正要紧的地方，这比单纯的疾恶如仇更难做到。

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授予他云南巡抚一职。那时施世纶已经在官场历练多年，终于有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然而诏令尚未落实，他又被改任漕运总督。对朝廷而言，漕粮运输关系京师供应，运河是否畅通，直接影响国家财政与军政运转，施世纶正是处理这类事务的能臣。

他一生没有真正担任一省最高长官，名声也不如于成龙、汤斌那样显赫。可官位高低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官员的实际作用。施世纶长期处在地方事务最繁杂、利益纠葛最密集的岗位上，清廉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钱粮、案件和日常决断中的选择。

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1722年，施世纶病逝。由于他不是进士出身，也没有担任过总督，按当时规制不能获得谥号。康熙念及其多年政绩，亲自作出评价，称他为“江南第一清官”。这个称呼，便留在了清代官场的记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