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许多台湾人更青睐日本？这源于当年日本在台推行的“皇民化运动”

1940年前后，台北一所学校里，一名台湾学生每天入校后都要面向日本皇宫方向鞠躬，再对着天皇照片行礼。课堂上，教师使用日语授课，学生必须背诵有关天皇的训示。对孩子来说，这不是一次临时性的政治宣传，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秩序。

一位年长者曾提醒晚辈：“记住自己的姓，别把祖宗忘了。”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在当时却可能带来麻烦。因为日本殖民当局想改变的，并不只是台湾人的语言，而是他们对家庭、祖先和身份的理解。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后，当地民众曾组织武装抵抗，日军则依靠军事清剿和严厉统治逐步控制局面。台湾总督府建立后，殖民统治并非一开始就全面推行文化改造，早期重点仍是镇压反抗、建立警察体系和巩固行政控制。

这种高压统治留下了深刻伤痕。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到的“孤儿”形象，正折射出一代人的处境：反抗者相继牺牲，普通家庭被迫在恐惧中求生，年轻人从小接受的又是另一套历史叙述。

真正系统化的精神改造，出现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1937年起，日本在台湾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员”，随后逐步推进所谓“皇民化运动”。这项政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台湾居民在政治身份、文化习惯和日常生活上尽量向日本臣民靠拢。

语言是最直接的切入口。学校扩大日语教学，中文报刊和私塾受到限制，民间书写、读报以及传统教育空间不断缩小。各地还设置日语补习场所，要求民众学习所谓“国语”。能够熟练使用日语的家庭，有时会被授予“国语家庭”标志，在求职、办事等方面获得便利。

语言变化背后，是权力关系的变化。一个孩子如果不会日语，便可能在升学和就业上处于劣势；一个家庭如果拒绝配合，也容易受到地方警察和基层组织的注意。久而久之，日语不再只是交流工具，而被包装成了“文明”“进步”和“有出路”的象征。

学校教育更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学生要参加遥拜、宣誓和集体仪式，课堂中不断接受对日本天皇的效忠教育。《教育敕语》成为重要读本，忠君、服从和牺牲被反复灌输。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判断，就已经被要求把日本国家利益当作最高准则。

文化改造也深入家庭。部分传统节庆和民间仪式受到压制，神社被大量修建，台湾民众被要求参与祭祀日本神道中的神祇。有些地方甚至干涉家庭摆设、服装和礼仪。祖先牌位、汉姓和家族仪式，本来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却被殖民者视为需要削弱的对象。

1939年以后，日本当局进一步推动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改名表面上像是行政手续，实质上却带有身份重塑意味。姓名一旦改变，族谱、学校档案和社会交往都会受到影响。有人为了谋求职位而主动改名，也有人迫于压力勉强接受，更多家庭则在沉默中保留原有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皇民化并非单纯靠课堂完成。日本殖民当局还建立各种基层组织，把民众纳入战争动员体系。捐款、劳务、物资征集和宣传活动层层下压，普通家庭很难置身事外。台湾的农业、工业和运输资源，也被更紧密地纳入日本的战争机器。

台湾青年同样被卷入其中。1942年，日本开始在台湾实行海陆军志愿兵制度，1945年又实行征兵制。许多台湾青年被派往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等战场，还有人被安排从事运输、后勤和军事劳务。战争结束时，被动员进入日军及相关军事体系的台湾人达到数十万人，伤亡和失踪者不在少数。

当然，不能把台湾社会简单说成“都接受了日本”。有人参加抗日活动，有人暗中保存汉文书籍，有人拒绝改名，也有人冒险前往大陆。只是殖民统治持续半个世纪，警察制度、学校教育和经济利益彼此配合，反抗者付出的代价极高。沉默，有时并不等于认同，而是普通人面对强权时的自保。

日本统治后期，确实有一部分台湾人因日语教育和殖民体系获得了升学、任职机会。他们接触到日本式城市管理、现代交通和部分工业制度，便容易把这些变化同日本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却忽略了这些建设服务的首先是殖民经济和战争需要。对个人而言，曾经获得的机会又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复杂记忆后来很难被一句话抹去。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回归中国。但社会心理并没有随政权更替立即恢复。许多人的教育背景、语言习惯和职业经历都形成于日本统治时期。此后，两岸长期隔绝，台湾又经历政治高压、社会转型和本土化教育，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符号被重新包装，部分人便把“熟悉日本”误认为“亲近日本”。

因此，台湾部分民众对日本抱有好感，确实与皇民化运动留下的语言记忆、家庭记忆和身份记忆有关，但不能只归结为一个原因。殖民教育制造了断裂，战后政治又加深了隔阂，社会利益和代际经验则让这种断裂延续下来。1937年以后那套改造人心的制度，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的战败立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