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她就已经在写关于母亲的悼亡诗了。诗人特蕾西·布里姆霍尔（Traci Brimhall）在文章中坦言，那是她当时唯一能想象出的、书写母亲的方式。
她给出的理由很直接：母亲从不读她的诗，所以她是"安全的"。而奇怪的是，从"相信母亲已死"这个起点出发，那些词句却像礼物一样突然降临，带着喜悦。直到母亲去世、葬礼之前的那一周，她才第一次写下关于母亲的纪实文字。那些段落清晰连贯，也碎片化、混乱、不完整，装着她当时翻涌的愤怒、绝望、宽慰、痛苦、震惊和一种过早到来的接受。
写散文时，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给文章塑形。悲伤本身太大、太笨重，难以掌控。她借用诗的办法来处理：把幽灵塞进段落，把哭泣变成一个场景。她引用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说法，把形式比作"石棉手套"——让人得以拾起无法徒手触碰的东西。
她试过多种形式，让散乱的日记句子有了容器：
- 把加扎尔（ghazal）诗体改写成散文体，每小节两句、以同一个词收尾，每一首既是颂歌也是挽歌，逐一赞美并哀悼身体的不同部位；
- 散文体的十四行诗冠、抒情编织、逆时间而行、古典挽歌对句。
她承认并非所有尝试都成功，但其中一些确实成了看见并握住悲伤的方式。她也将目光投向历史上人们为悲伤寻找形式的种种做法：把一绺头发剪下做成发花环，用蜡制死亡面具留住逝者最后的表情，摄影术发明后拍摄遗照，以便记忆褪色时仍能看见那张脸。
在她看来，古希腊人同样把哀悼视为公开的、应当响亮而有身体动作的行为，甚至有人雇佣职业哭丧者（moirologists），替自己释放胸中那股野性的情绪。她写道，一个优秀的职业哭丧者需要的，是那种被失去击碎、却仍能从肺腑和骨头深处继续歌唱哭泣的柔韧力量；若自己无法成形这份感受，也可以"买一面心的镜子"，看雇来的人扑在亲人的遗体上，替你流尽本该由你流的泪。
悲伤像幽灵一样出现又消失。通过缝纫、写作、旅行，把哀悼变成一种身体实践，她找到了重塑母亲记忆的办法——在其中既看见艰难甚至可怕的部分，也记得母亲最好的样子。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擅长悲伤，但她知道，正是在哀悼的过程中，她混合了各种形式，有时还创造出自己的形式：为医院钩织的临终关怀毯，在母亲葬礼照片上绣出的糖骷髅，把母亲的遗言与历史上的名人遗言作比较，以及一场场让她得以哀悼的朝圣——从鬼屋、闹鬼物品博物馆，到追着关于母亲的最后一个梦，去往她出生的大陆。
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起了作用，却没有一样以完整的方式起作用。她坦言，自己从未走到挽歌的第三阶段——完全获得慰藉。但她仍然更靠近了自己的哀悼，也更靠近了自己的赞美。形式——无论诗的、散文的还是混合媒介的——给了她空间与形状，去应对那些时间未能自行愈合的伤口。
上述内容出自她的新书《The Grief Artist》，由Sarabande Books出版。布里姆霍尔著有五部诗集，2025年担任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驻馆诗人，2023年起担任堪萨斯州桂冠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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