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代初，广州一处军区宾馆内，许世友回到住处时，发现妻子田普的车上多了两盆花。花并不名贵，盆也不大，可他看清来路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这两盆花，是宾馆领导见田普喜欢，特意让人送到车上的。田普没有开口索要，在她看来，不过是别人顺手表达的一点心意。可在许世友眼中，问题不在花，而在“公家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拿”。
田普解释：“不是我拿的，是人家送来的。”
许世友没有接受这个说法，反而更加严厉。他认为，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能把别人主动送上门当成占便宜的理由。只要东西属于公家，就必须按规定办。
他的火气很大，甚至找到身边工作人员孙洪宪，要求尽快召开会议，让田普参加，认真进行批评教育。
“该怎么批就怎么批，不要留情，我给你们撑腰。”
孙洪宪一时十分为难。田普并不属于他的党小组，而且只是两盆花，是否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也确实存在程序上的问题。好在许世友后来没有继续追究，但这件小事，却把他的处事尺度暴露得很清楚。
许世友并非不近人情，而是特别反感“看人下菜碟”。别人收一盆花，也许只是小事；他的妻子收一盆花，外界很容易理解成借司令员的名义接受照顾。正因为这层身份摆在那里，他才要求田普比普通人更加谨慎。
田普原名田明兰，1943年与许世友结婚时，许世友38岁，田普19岁。两人相识于胶东根据地，田普在皮革厂工作，许世友则长期带兵作战。那段婚姻没有铺张仪式，战友们围坐在一起，便算完成了人生大事。
婚后，许世友还给妻子改用了“田普”这个名字，意思是提醒她，无论身边的人是谁，自己都应当把位置摆正，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战士。这个要求听起来严厉，却贯穿了他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活。
田普并不是只在家中照料丈夫。她后来担任过军队干部，长期接受组织安排，也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危险。一次回家探亲途中，她被武装人员劫持，营救后留下了身体上的后遗症。许世友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怒，但这份愤怒更多是对敌人的痛恨，并没有因此把妻子藏在自己的保护范围内。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对田普严格，田普却并未因此与他疏远。许世友外出执行任务时，两人常常聚少离多。1953年，许世友准备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田普已临近分娩。临行前，她没有提出让丈夫留下，只请他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取名。许世友说，男孩叫“援朝”，女孩叫“抗美”。
后来出生的是男孩，取名许援朝。许世友从朝鲜归来时，孩子已经三岁。家庭生活里的这些细节，说明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服从，而是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默契。
这种原则也延伸到了子女身上。许世友共有七个孩子，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给子女安排一条特殊道路。大儿子许光曾受过系统军事教育，担任过舰艇长，专业能力很强。后来许世友让他回家乡工作，一方面是照料年迈的祖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参与地方建设。
许光后来觉得自己的专业在地方难以发挥，希望父亲帮忙调回海军。按许世友当时的身份，这并非难事，但他没有出面干预。父子之间因此有过分歧，许光最终仍留在原岗位。这个决定未必没有遗憾，却体现了许世友不愿把公权力变成家庭便利的态度。
女儿许华山参军，也不是父亲提前安排的结果。她原本只是陪朋友参加体检，自己却意外通过了各项检查。工作人员得知她是许世友的女儿后，不敢擅自决定，让她回家征求父亲意见。许世友听完，只说部队生活会很苦，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好坚持下去的准备。
许华山后来写信诉苦，许世友的回信依旧不温和：“既然去了，就坚持下去。”在他的家庭里，父亲可以提供方向，却不能代替子女走路；妻子可以得到关心，却不能凭身份享受额外照顾。
因此，两盆花才会让许世友动怒。花很小，规矩不小；事情很轻，影响不轻。退回花盆只是动作，要求开会批评，才是他真正看重的地方。即便面对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他也不愿把原则让出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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