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12月，武汉钢铁厂，张震接到一纸任命：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名义上进入大军区领导班子，实际排序却排在十二位副司令之后。这个安排看似平常，背后却牵出当时军队机构膨胀、干部使用以及领导意见不统一等多重问题。
那个年代，军队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规模很大。武汉军区有司令员、政委，还有多名副司令和副政委；湖北省军区的副职数量同样不少。职务多，分工细，真正能够独立负责一摊工作的干部却未必多，甚至出现多人共同分管一项工作的现象。
张震的任命也没有立即落实。
他没有直接到武汉军区报到，而是被安排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工作，担任工程指挥部政委，张体学担任指挥长。这个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有二十多人，副政委也有数位，其中不少还是兼职。新机构需要集中力量推进工程，但领导层过于庞杂，协调起来并不轻松。
张震并非普通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参谋和指挥工作，后来又担任军事教育方面的职务。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后，相关干部由南京军区代管，他的经历、能力和此前受到的冲击，军区领导并不是完全不了解。
1971年11月，武汉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刘丰不再担任政委，王六生从南京军区调任政委。与此同时，军区也重新考虑张震的工作安排，准备让他回军区分管军事训练。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张震到达军区后，住进招待所，却迟迟没有见到司令员和政委。消息传出来，军区主要领导对于是否让他回机关工作，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倾向于执行原定安排，也有人不愿让他直接进入军区领导岗位，甚至试图改变党委已经作出的决定。
“既然暂时没有任务，那就先住下。”
张震没有急着追问，也没有公开争辩。对他来说，自己此前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冲击，重新安排工作需要慎重，越是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越不能把个人情绪摆到台面上。
外界后来常猜测，究竟是司令员曾思玉，还是政委王六生持不同意见。曾思玉与张震早年相识，关系较为熟悉，张震在武汉钢铁厂劳动期间，曾思玉还同刘丰前往看望。王六生则出身第三野战军系统，过去与张震有上下级关系，对他的经历和处境也比较了解。
仅凭这些关系，无法断定谁提出了不同意见。能够确定的是，军区党委内部确实出现了分歧，而张震本人被暂时搁置在招待所，成了这场分歧中最被动的一方。军队干部任用看重组织程序，个人关系只能影响判断，不能代替集体决定。
张震随后给军区主要领导以及叶剑英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一个多月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他被安排回武汉军区，负责军事训练，但并不是独自分管，而是与副司令员张显扬共同负责。不久，吴瑞山调任副司令员，训练工作又由三人共同承担。
这份安排很能说明当时的现实：张震有能力，也有相应经历，却没有被单独赋予完整的军事训练权责。三名副司令共同负责一项工作，既体现了相互制约，也暴露出机构设置过于臃肿的问题。
张震没有把精力放在职务排序上，而是从训练本身入手。他要求理论重新学习，基本功重新训练，按照先理论、后操作，先基础、后应用的办法推进。训练不能只看表面动作，指挥员必须弄清原理，基层骨干也要真正掌握方法。
他还特别重视班长和骨干培养，要求教员认真备课，把训练内容讲透。训练场上不搞单纯的命令式灌输，谁懂就向谁学习，谁有经验就请谁介绍。这样的做法，在层级森严的军队环境中并不花哨，却很实用。
1975年，张震离开武汉军区，调往总后勤部工作。那段被安排为大军区副司令、又一度在招待所等待分工的经历，表面看是一次职务安排上的波折，实质上折射出当时军队领导机构调整中的复杂局面。职务可以排位，工作却必须靠实际能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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